我出生在一個“不倫不類”的家族，之所以此處用到“不倫不類”這個詞，只因了我實在無以用一個時代人言的主流去定義它。

    父輩的家族，早年是浙江上虞的一戶書香門第，亦是大地主。直到上個世紀民國初年，太祖父在上海開辦商行，這才在后來又多了一頂資本家的帽子。

    父親曾說給我聽的有關這個家族的故事是從1942年開始的，那年他于上海出生，祖父亦在他出生前幾日于上海染傷寒辭世。

    往后，因戰亂、因時局的動蕩，商行漸不景氣，遂而倒閉。再之后，太祖父便受洋人所聘，年薪照六萬銀洋來算。原本既是如此，家境也應是寬裕的，只是一家人卻過得節衣縮食，甚至需大伯父去慶和錢莊做會計來貼補家用。

    之所以困窘如此，只因了一句太祖父于后輩說了一生的話，“吃虧便是最大的便宜。”那些年里，家里上上下下的許多人于此皆是不能理解的。尤其是每回家里已然入不敷出的時候，依然會有人上門來借錢，太祖父亦是不加猶豫的借出去。而于此，唯有當時供職于新聞日報的大姑媽是心照不宣的沉默。

    直到幾年后的解放前夕，家里人才知道大姑媽地下黨的身份，才知曉以往太祖父借出去的那些錢是流向了革命二字。

    于今時的我，對這一段家族的過往，對這一個家族沒落的滄桑是心懷感激與慶幸的，亦是有此才促成了此后我的《石庫門》與《香色愁華年》。

    而從文之初，我始終最想要去寫的還是那一段沙場血染的歷史，卻無奈始終受限于種種，而不敢提筆于紙上。

    我的外公和外婆都是江蘇射陽人，外公是個年少時便從軍浴血沙場的老革命，只是這個老革命卻在他二十歲的那年娶了一個十七歲的地主婆，這個地主婆就是我的外婆。但就是這樣一個讀著三字經和穆桂英長大的地主婆，卻將她父親的百畝良田里結出的糧食都奉于了外公的部隊。

    外婆一生節儉，老來更是有過之，桌上的剩菜即便在冰箱里進進出出幾日，哪怕是只剩了一丁點，亦是不舍得倒掉。每回我們這些小輩說她，外公便會幫著外婆說我們，“你們這些人都應該放到過去去過過苦日子。”

    外公有糖尿病，原本老干的醫療是全免的，可每回非到一雙腿腫到深紫，夜里睡不得覺，便絕不肯去醫院里占那一席床位。

    年幼時，我最愛看打仗的電影，每回外公陪我看著電影，都會笑說，當年他打仗的時候每回傷重下來都是哭爹喊娘的，他的戰友亦是如此，只是傷好了又再精神奕奕去上戰場。哪里像電影里像塊木頭不知傷痛。

    記得千禧年的時候，大舅病逝，但即便是那天，外公亦是忍著沒有落一滴眼淚。可就是這樣一個堅強了一輩子的人，每回對我說起當年的那些故事，說起那些沙場裹尸的戰友，卻不免要淚濕眼眶。

    這世上有太多平凡的人，平凡到許多在歷史的長河中甚至沒能留下一個名字。可歷史往往就是因了無數平凡的人在發生著不平凡的轉變。這些平凡人的意識里也許沒有那些高級到高不可攀的主義，亦沒有那些先進到遙不可及的思想。他們有的只是于自己腳下這片土地的熱愛。你可以說他們的情懷太狹隘，也可以說他們的理想太簡陋。但在我看來，他們卻有一顆高尚質樸的心，而這高尚與質樸卻是我輩難以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