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佛的苗疆三部曲之一的《苗疆蠱事》以湘西苗族養蠱的習俗為主線，用“口述實錄體”的形式，將苗疆故事寫得疑竇叢生，產生了“假亦真來真亦假”的藝術效果。

    一是使用“口述實錄體”，營造了一種真實感。作者將自己的底層經歷與他外婆將“金蠶蠱”入駐他的身體遙相呼應，形成一種敘事動力，在他身體流動的過程中，他的“金蠶蠱”始終在隨身體流動，所有故事都在這種流動中。口述實錄其實就是如影隨形，做的和說的始終保持高度一致，把常態小說的“虛構性”隱蔽起來，以“口述實錄”的“新聞紀錄體”取而代之，把少數民族民間傳說活靈活現地“復述”出來。一方面迎合了讀者對此類邊緣題材的獨特興趣，另一方面在網絡上的互動，形成了讀者閱讀的“**感”，文字內容加上網絡創作的獨特優勢，兩者互為影響，形成了內容與形式高度一致的網絡文本。

    “口述實錄”為什么能在“虛構”之外另辟蹊徑，形成與“虛構”相對應的“事實上‘真’的效果”，彌補“虛構性”造就的“藝術上的‘真’”，這與“題材”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虛構理論”，“虛構”來源于“模仿”，而“口述實錄”則明顯區分于“模仿”，它表面上講究事件的“真實”，其實內在都以“以假亂真”而著稱。但是“口述實錄”它從一開始就假設了一種“真”的存在，否則，就沒有必要“口述”了。這是“口述”與“虛構”的預設前提的差異。

    有趣的是，孫國亮在評論林白的《婦女閑聊錄》之后，他有這樣一段表述：“‘閑聊’和‘實錄’語言由于過分經驗化和實指性，缺乏必要的想象力和穿透力，加上語言技法的匱乏，從而在不經意間起到了過濾社會無意識的表達，壓抑人類某些感性的敘述，乃至消滅異聲等消極功能。這就提醒我們，在大眾文化中，大眾貌似收回了自己的話語權，卻難以掩飾“大眾仍然缺席”這一尷尬的事實。”①這在網絡文學中恰恰被即時互動的讀者在語言交流過程中消弭掉了。相反，讀者的提問，作者的現場解答起到了渲染的作用，更能激發讀者的閱讀興趣，這是網絡文學強于傳統文學紙質出版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說《苗疆蠱事》在線網絡發表恰恰將“口述實錄”的長處發揮到極致，同時規避了“大眾缺席”所帶來的作家個人主觀式的“表演”。

    二是鮮活的語言，營造出一種“活色生香”的氛圍，作品的“文學性”得到了充分激活，這是一般網絡文學所不具備的。

    比如：我雖然知道自己體內一直住著這么一位房客，但是真正看見它的真容，自己卻忍不住地想將昨天的晚飯給吐出來。可是我不敢吐，我要是沒忍住，頭上高人的光輝立刻就褪色。我強忍著，臉色難看地瞧著這小東西在兩個受傷的干警身上爬來爬去。

    偏偏旁邊有一個胖警官還說了一句：“好可愛哦……”

    這句話讓我羞憤欲死，只想掩面而去。

    將“金蠶蠱”比作“房客”，主客體關系一目了然，胖警官的話本是奉承“我”的“救圍”，但這種“奉承”擊中我的“厭惡”之心，造成了“語義”的分裂。“好可愛”由“奉承”變成了“諷刺”，“我”的情緒自然接踵而來。所以，“羞憤”就有了幽默的效果。

    再比如：我一想到它剛才又是吸膿血，又是啃蟲尸，胃里就一陣翻騰，趕忙捂住口鼻，不讓它進來。它很委屈地在我手上蠕動，一雙黑豆眼直勾勾地看著我，我竟然感到一絲心軟來。然而心里面實在抗拒，誓死不松開手。它見我堅持，然后放棄了與我溝通，又順著我的手爬了下去，它的身子涼涼的，像玉石，也不臭，還有一股檀香味。

    我以為它放棄了，哪知菊花一癢，感覺一物從外往里鉆，接著腹中一緊。

    它終于回家了，而我則淚流滿面，我發誓再也不讓它從嘴里爬出來了

    這段文字很受讀者喜歡，本來也是寫“厭惡”的，但是怎么又“淚流滿面”了，這是“感動的”“欣慰的”淚，也是“出乎意料的”“不同尋常”的，因此，才淚流滿面。把自己對“金蠶盅”的復雜情感寫的淋漓盡致。

    獨特的語言風格，為作品增添了可讀性，也使得小說結構充滿了張力，這種“結構”具有流動性、重疊感，立體而多面。讀者參與的“多視角”的結構與獨特的個性語言兩者遙相呼應，搖曳生姿，“口述實錄”就具有了一種“親和感”和“即視感”，“事實上的‘真實性’”被渲染得更加深刻，更加深得人心。

    三是作品的“神秘感”與“懸疑性”互為交織，使得作品的“文學性”得到了極好的“還原”與“再生”。苗疆的“神秘感”為本已讓人充滿想象的“蠱事”增添了更多的“傳奇色彩”，所有“殺人事件”或是“傷人事件”設置在這樣的場景里，加劇了作品內外維系的“懸疑性”，這樣的敘事策略，使得“文學性”得以“還原與再生”，這樣的機制與“口述實錄”這種“非虛構”特質是一致的，同時，實現了對“虛構的真相”的一種反叛與矯正。正是借助了“非虛構”情境里的藝術“真實”，讓《苗疆蠱事》顯得妙趣橫生，又充滿了“無限接近又無能為”的現實壓迫感。

    王暉指出：“非虛構文學在敘述現實和歷史時候所應該具有的超越感，這是對具體細節、事件等等的超越，最終進入到 人的終極關懷上，實現形而之下與形而之上的完美結合。這也許是非虛構文學與歷史、 新聞、社會學等相區別，使之成就‘文學’ 的一個根本所在。”②這樣的論斷也是對《苗疆蠱事》的一種揭示，因此，“口述實錄”這種“非虛構”策略是對“文體”的一種解放。

    四是眾多“旁觀者”的行為為小說的“真實性”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反過來驗證了“非虛構”的“口述實錄”具有的“天生正確”的優勢，這近乎成了一時的“霸權話語”。

    比如故事開頭警察的破案，因為有了我的參與才使得案情真相大白，對方也作出了巨大的妥協，這才使得故事有了敘事動力。比如樓梯里的“靈異事件”均與這些密不可分，特別是物業公司的保安的種種行徑，這也是為“蠱事”真實性作“佐證”。因此，那些“人”都成了“我”的“目擊證人”，這是小說家的過人之處。也是一般人所模仿不了的，因此，從這個角度上來說，何嘗不是一種解脫呢。

    以上四個角度都指向了網絡文學的“口述實錄體”，無論在結構還是語言上，都體現了“口述實錄體”這種“非虛構”文學的獨特魅力。

    注釋：

    ①孫國亮：《口述與閑談：小說敘述的 “操作主義語言”與過濾功能》， 《文藝爭鳴》 2015年第11期。

    ②王暉：《歷史與現實：非虛構文學的獨特敘述》，《當代作家評論》2017年第1期。

    作者：吳長青

    中國文藝評論學會網絡文學研究會第四屆年會——小佛作品評論專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