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在出院時，被診斷為早期老年癡呆癥。主要癥狀是他對外界的反應比別人慢，我試著理解他，那慢一步的反應里，隔著一個人倔強的內心。

    他卻絲毫沒有表達出對我的同情和憐憫。是我，他的長子，在為他鳴冤叫屈，雖然無功而返，他卻用沉默對待我的努力。后來，因為爸爸有學歷，他重新就業的那家化工廠連升他兩級工資。還在爸爸回廠后，安排他一個看大門的輕差。

    那天黃昏，他在化工廠的一處荒野里，看到一只大雁，落在他跟前。爸爸連追兩步，絆了一跤，伸手抓住這只大雁受傷的腿。他提著這只大雁，送給我外公紅燒吃。吃它的那天，香味四溢，親戚全到了，坐在一桌。爸爸突然對一桌人說，“唉，就是給我平反又能怎么樣呢，就這樣吧。”他那口氣，是息事寧人的。外公聽罷悄悄對我媽說，“李有智的心收回來了，就像這大雁落在地上了。”說罷，他給媽媽碗里夾了一塊鳥肉。坐在一邊的我，被爸爸的那句話架空了，頭重腳輕。一度我為了給他平反，在親戚中鬧出很大動靜，親戚們把我當作傳奇少年，孝子賢孫，口碑盛廣。可是這會兒，我真是上不去，也下不來。我喝了一口糖水，起身跑了。事后不久，一個舅舅說我，“你這小子想干什么呢，好好考你的大學，才是正路！”

    我把所有關于爸爸所謂歷史問題的信件鎖進了抽屜。把一個少年對人世最初的熱情和希望封存進黑暗。一個人背著行李，去南京上一所公安大學了。此后，我畢業，做警察。改革開放之初，發了財的多是那些無業游民，或者是那些從牢里放出來的、破罐子破摔的人；朦朧的商品意識卻在我這個受挫的少年身上找到了縫隙，那是個人價值在渾身使不上勁的派出所里萌動的結果——經過一年的抉擇，我辭職下海了：闖深圳，開公司，成家立業，一帆風順。直到接父母來深圳，帶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