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寫文章的人說“我們欠缺的是看歷史時的真誠”。

    文建國則想到了“歷史”給了我多少真誠？如果我們看到的歷史是假的，我們的真誠是否會給我們帶來更大的不幸？同理，如果用虛偽對待虛偽，則倒可以減少不幸。

    如果再有“《歐陽海之歌》”文學作品問世，作為文建國可能是會掂量掂量了，而“文青”們自然還會為之熱血沸騰的，誰知道“后《歐陽海之歌》”是真的，還是假的？“革命”“自有”“后來人”這樣的名句之所以能夠成立，是因為“后來人”總是如雨后春筍，而文建國們則也就會為自己已經不再“文青”，看到“后《歐陽海之歌》”之后，而悄悄地“幾聲凄厲，幾聲抽泣”了。

    文建國從小就崇拜英雄，甚至可以說，是終身崇拜。上了初中，結識了來自英雄家庭的廖進軍和葛延生，他和他們自然維系著超越同學友誼的關系，這讓文建國這一生增色良多，他也為自己有這么兩位來自英雄家庭的男女同學而慶幸。

    文建國認為自己是平民區(qū)域里小康人家的出身，與廖進軍和葛延生的“大院子女”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表面上看，文建國對他們似乎只有仰視的份兒，其實何止是文建國，而是所有“大院子女”以外的人都在仰視。只是文建國另有自己的真實想法，大家都是人，人是生而平等的。他不愿意把自己低賤到塵埃里去，大凡愿意將“小小的我”“低到塵埃里去”的人——張愛玲至純至真至美的愛情除外——其內心可能還有著暫時不可或不必告人的目的。“低到塵埃里去”，只是一種姿態(tài)。

    出身是無法選擇的。

    那時的文建國還不知道為什么，更不知道早在約200年前，就有了美國《獨立宣言》和法國《人權和公民權宣言》。而幾乎就是在文建國有所考慮人的平等問題的同時，1963年的美國，馬丁·路德·金組織了具有深遠歷史影響的“自由進軍”運動，在其著名演說《我有一個夢想》中喊出了著名的平等口號：人人生而平等。而就是這位以和平方式謀求平等的人卻遇刺身亡。

    真的要平等嗎？那是要付出血的和生命的代價的。

    打開百度百科，“大院子女”指的是一本長篇小說，或是一部電影，或是一部電視劇。至于“大院子女”本身究竟作何種解釋，沒有。

    文建國好生奇怪，這么一個流行詞，竟然，度娘竟然視而不見，沒有給出一個科學的定義。是疏忽，是為難，還是刻意回避？看來對度娘也不能全信，或者這僅僅是度娘需要留給人們的歷史？

    其實這一名詞的產生，幾乎與共和國同齡，其含義也是地球（中國）人都知道的。長篇小說和電視劇說的大概也是這個意思。那么，“大院子女”是否等同于一個新的社會里的豪門貴族？或者說是八旗子弟？是，又不是。因為那些都是貶義的標簽。人們，包括他們自己都不喜歡如此一說，但喜歡與不喜歡，只能是一種心理動態(tài)，是，與不是，才是人們需要認真甄別的。后來“紅二代”一詞的興起，是比較形象，且能夠真實反映“大院子女”的歷史定位和實際現狀的。“紅二代”因其歷史淵源，也將注定要在當代中國留有不可抹滅的烙印。

    文建國的這一生很有趣，他概括自己的人生，是想“紅”，而沒有“紅”，常常是孤苦伶仃地徘徊在紅色的邊緣。可是他交結的，關系又很鐵的，一男一女兩位既是初中，又是高中的同班同學，卻是正經八百的“紅二代”。文建國讀初中與廖進軍和葛延生同班，純屬偶然；高中又是同班，這就是廖進軍，或者是葛延生的能量所至了。

    文建國參加團支部大會的前后，團支書又是介紹人之一的葛延生找他談過兩次話。

    第一次是了解他的入團動機，幫助他端正入團態(tài)度；第二次是表示祝賀，鼓勵他放下包袱，輕裝上陣。

    第一次談話的時候，文建國望著葛延生，他政治上的引路人，很想笑。雖然是例行公事，但葛延生表現出少有的嚴肅態(tài)度，讓他不得不也跟著嚴肅。還是葛延生自己發(fā)現苗頭不對，才主動恢復了老同學關系的親密氛圍。第二次談話的時候，因為文建國已是自己組織的同志了，葛延生同志就將為什么到今天才同意文建國入團的原因說給他聽。其實，葛延生不說，文建國也早就理解得一個大概。當然，他感謝葛延生同志的信任。

    文建國知道，入團意味著什么。大哥懷祺學習成績出類拔萃，卻沒有能夠進入理想的大學，除了家庭出身以外，他政治上沒有主動追求，不能不說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其實懷祺可能也追求過的，只是當大哥的不愿意把這等糗事告訴自己的兄弟。

    正好葛延生這時候說了一句鼓勵他的話，好好努力，我們一起考上理想的大學。她還主動告訴文建國，已經向學校黨支部遞交了《入黨報告》，爭取成為江中組織發(fā)展的歷史上第一個女生黨員。她眉宇之間的優(yōu)越、自豪和興奮是顯而易見的。

    文建國突然又發(fā)現，原來我與葛延生同志之間始終是有差距的。我這才剛剛可以騎上自行車了，她卻又要換上摩托車了。

    當然他的內心世界沒有在葛延生面前暴露，只是原先十分喜悅的心情，又恢復了常態(tài)。

    文建國到底有沒有騎上自行車？他自己說得不算。因為還沒有等到學校團委的批復出臺，學校黨支部的工作已經停擺，團委工作自然無人問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文建國是否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成為歷史的懸案。文建國孜孜以求的團籍就像一朵美麗的云彩，在天上飄啊，飄的。等到可能會厘清歷史的誤會的時候，他已經大大超過了退團的年齡。客觀上，他不好意思再去往事重提；主觀上，他早就沒有了興趣。

    葛延生也沒有成為“第一”的機遇了。文建國比喻的摩托車，葛延生也沒有騎上。只有廖進軍灑脫，在紅旗中學，在江中，入團、入黨都與他無關。按他的話說，如果有人要送一個給我，也不是不可以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