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紅色海洋”建國說（二）
作者：
笨笨的姥爺 更新：2020-03-06 11:26 字數：2041
文革中的“紅色海洋”只是指以紅色為主色調，還包括非紅色色調，卻有著紅色內涵的毛主席像，毛主席著作，以及一切具有無產階級革命意義原本沒有色彩可言的物質的和精神的總和。紅旗紅標語紅袖章紅寶書，紅色無處不在無時不有。
那一年暑期的8月18日，紅司令毛主席紅帽徽紅領章紅袖章紅光滿面和他的戰友以及潛在的對手們，在天安門城樓天安門廣場伴隨著紅彤彤的紅太陽接見百萬紅衛兵戰士。紅衛兵又都是以紅五類為主體的根紅苗正的具有一顆紅心不斷放聲高歌紅色歌曲的紅后代，那場面就是真正意義上的名副其實的“紅色海洋”。
后來不知有誰將“恐怖”漂染成了紅色，于是就堂而皇之地又“紅色恐怖”了，恐怖似乎也就不那么恐怖了，而是有著無限魅力的革命舉措。你要革命么？那你就必須選擇紅色，因為紅色是一切革命的象征。
文革開始時，文建國沒有融入這一“紅色海洋”，不是不想，而是沒有資格。但僅僅是道聽途說，僅僅是電臺報紙的宣傳，他已經感同身受了。
有文章說，毛澤東同志發動文革，是考慮到國內外的形勢，國內有人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國外兩大霸權國家虎視眈眈，亡我之心不死，文革及其而來的“紅色海洋”也就順理成章了。
文建國那時是高中一年級即將升入二年級的學生，他的入團申請已經得到班級團支部大會的通過，就等學校團委通知了。作為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進步青年，他沒有理由不為“紅色海洋”激動鼓舞驕傲自豪，除非是沒有血性的人，或者說是理性得近于冷酷的人，抑或背后有高人指點的人。
文建國自詡還是一個熱血青年，雖然他常常會有失落和遺憾的感覺，因為沒有能夠完全融入“紅色海洋”，但那是稍縱即逝的�！凹t色”的本義和引申義都容易讓他和一般青年人一樣激情勃發，一切和革命相關聯的，即使是非紅色，那也是具有與紅色享有同等待遇的顏色。
比如，他在自己的房間里就張貼著一張毛主席他老人家慈祥微笑的畫像，在畫像兩側還有兩聯臨摹的毛體“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的最高指示——早兩年，他受廖進軍的教導，只知有“野蠻其體魄”，現在終于找到領袖語錄的出處了。
他的書桌上豎著一枚白色的毛主席石膏像，書桌的玻璃臺板下還有黑白相間的毛主席生活照，書櫥里《毛澤東選集》1-4卷整個封面封底不是紅色的，但“毛澤東選集”五個字是紅色的，封面上還點綴有一枚五角星也是紅色的。
那時的中國以紅色為本，以紅色為榮，以紅色為當然。
至于“紅色資本家”一說，則顯得不倫不類。文建國至今也沒有搞清楚，“紅色”是否可以修飾“資本家”？是否符合邏輯？后來出現的大批共產黨的干部搖身一變，一夜之間即成為老板，他們是不是同樣可以冠以“紅色資本家”？
文革開始以后，江州的群眾組織像其他地方一樣，主要分為兩大派。一派為“紅司”，即由最早成立的工人紅色造反司令部、農民紅色造反司令部和紅衛兵造反司令部三大主力聯合組成，即都是以“紅”字打頭，可見這“紅色”何等了得。另一派叫著“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由所謂的�；逝珊驮旆摧^遲的組織，以及據說是坐次安排出現了分歧意見，從原來的造反組織里重新打出旗號，另立山頭而組成的，比如，江州中學的“井岡山戰斗隊”。
文建國曾經全盤接受了所謂的“正統教育”，而且，由于父親曾經是“編外右派”，且還是國民黨員，所以他的個性幾乎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小綿羊”、“馴服工具”的烙印，生怕遭到“正統”“紅色”的排斥。像剛剛開始的后奴隸制時代的奴隸，即使奴隸的身份解除了，可皮膚上的烙印還在，關鍵是心靈深處的烙印還在，所以在較長時期里，他必定還自覺是一個奴隸。
當文革自上而下全面鋪開之初，文建國也曾躍躍欲試，積極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偉大號召�？蛇\動的現實讓他成為了逍遙派，若按他小時候的個性和他比較前衛且又正統的思想，文建國根本也是一個造反派的料子。
但和那幫根紅苗正的同學比較起來，他首先被剝奪了參加紅衛兵的資格，這也成全了他，沒有讓他在那驚天動地殘酷無情的偉大革命中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來。
文建國后來常常反思，如果一開始自己就是正宗的紅衛兵戰士，呵呵，做一些出格的事，應該是在所難免的。是否會做出一些突破道德底線，人性底線的事情呢？他沒有把握回答“是”，抑或“否”。
道德、人性的底線其實很脆弱，是經不住拷問的。
江州中學紅衛兵成立之初，其成員是清一色的“紅五類”。
“紅五類”是指革命軍人、革命干部、工人、貧農、下中農的子女，像廖進軍、葛延生等同學，像學生會的萬晉明、周舟等同學。
當然，“紅五類”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比如葛延生的父親是革命干部，后來一夜之間就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其“紅五類”的身份似乎也被自動取消，但人們都知道，這類干部的紅色基因還在，說不定哪天就有被“解放”的可能了。
相對穩定的是廖進軍式的家庭，人民軍隊是長城，長城是堅不可摧的。雖然也有可能成為“軍內一小撮”，但那“機遇”是少之又少的。凡是毀我長城的人都沒有好下場，這在文革中是司空見慣的，就是在今天也亦然。當然少數“自毀長城”的，和因種種原因所謂上了賊船，站錯隊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