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時間一長，在他的身邊經常出現兩個人。

    一人是地區宣傳部副部長，姓李，名榮林；另一個是江州日報社理論科科長，叫王曉莉（女）。三人氣味相投，志同道合，平時除了理論文章外，另有些許文學類的小品文發表。

    文人到了一起喜歡舞文弄墨，一番相互恭維之后，說不得是誰先提出，對一些比較復雜，比較敏感的理論問題、社會問題，可以在一起討論，哪怕爭論，由一人執筆（由李、王兩人輪流執筆為主），成稿以后再討論，再修改，再拍板定稿，由三人共同署名。署三個人的名字有點煩，那就起個筆名。

    巧的是三人的姓名上都有個“草字頭”，那就叫“三草村”吧？

    不行，北京有“三家村”，模仿的痕跡也太明顯了，我們干脆叫“三草譚”。葛書記欣然同意，自然領銜，三人相聚時，李榮林和王曉莉稱葛書記為“譚主”，葛書記當仁不讓。一時間三人忙得不亦樂乎，頗具成就感。

    “三草譚”署名文章于1965年的5月開始在《江州日報》亮相。文章的體裁活潑，或政論，或雜文，或散文，或小品文。文章的內容廣泛，說古論今、談天說地，讀書心得，影評書評，藝術欣賞，思想修養，還有對社會生活中不良現象的批評，對時弊的諷喻和針砭。

    由于是“三合一”的作品，所以頻繁見于報端（差不多每周一篇），在江州干部群眾中引起廣泛關注。不少人以讀“三草譚”為快，很有“日報”為之紙貴的趨勢。

    在一片贊揚聲中，不免有人嫉妒，有人非議。說是版面全給他“三草譚”霸占了，是否可以考慮再辦一份江州《三草譚》報，或者《三草譚》雜志什么的也行。還有人說，什么三個人的稿件，他葛書記有多少時間，有多大精力整天寫文章？那兩人可不是拉大旗作虎皮吧？又有人說，那個王曉莉，風韻猶存，兩只眼睛會說話呢。有好事者好像嗅到了什么味道，給“三草譚”又平添上“風月”內涵。

    到了第二年開春，江州宣傳口被攪得風風雨雨的，贊揚的，反對的，都關心“三草譚”。前者為其驕傲，后者則收集資料，他們天天寫文章，就不相信沒有破綻？

    葛書記本人聽到的大多為中聽的話，恭維的話，他躊躇滿志，計劃著集腋成裘，兩年就可以匯編成冊，在全省范圍內出一本十萬字的小冊子絕對沒有問題。他甚至已經計劃親自動筆，為省委分管書記寫一篇“代前言”的文稿，先準備著。

    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

    “文革”之初，北京揪出了個“三家村”。于是江州“文革”的第一場戰役，就以揪出以葛書記為首的“三草譚”反黨集團為肇始。

    那年五月，“三草譚”剛剛過了周歲生日，即銷聲匿跡了。當“三草譚”兩個月后重新出現在《江州日報》上時，已經成為斗爭的對象，批判的靶子，甚至是老百姓茶余飯后的談資笑料了。大字報、小字報跟著滿天飛，一言以蔽之：江州宣傳、文化口上，有關封、資、修的不良現象，“三草譚”難辭其咎。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三草譚”的罪行首先是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領銜，其他的，無非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江州的赫魯曉夫”“反黨小集團”“指桑罵槐攻擊社會主義”“含沙射影污蔑無產階級專政”“倡導封資修的享受生活”云云。反正北京“三家村”的罪名都可以改頭換面，稍作變化，就是江州“三草譚”的罪行。

    一時間江州市區，凡有井水處，皆說“三草譚”。且更令人津津樂道的是葛書記與王曉莉的男女關系的緋聞，以及李榮林如何做“電燈泡”之類的插科打諢。

    華劍回到江州，從火車站直接到了地區軍管會，向一把手薛主任報到，聲稱主動回來，主要是做檢查的，是打是罵是殺，聽任薛主任發落，絕無二話。

    昨天晚上華劍通過電話聯系，軍管會劉副主任已經暗示，見了一把手薛主任要如何如何，該怎樣怎樣。沒事，放一萬個心！

    薛一把見了華劍先板著個臉，等他奉上徐州土特產，又主動作了檢討，就直接與他聊起了籌備江州地區革委會的話題，且強調時間緊迫，不能拖了全省“一片紅”的后腿等等。關于“4·23”武斗的話題已經不在書中交待，人命似乎就那樣草菅了。

    華劍把心放寬，他把自己深思熟慮反復推敲過的方案和盤托出。他早已擬好了紙質草稿，但他沒有拿出來，似乎是一邊考慮，一邊就向領導匯報了。

    薛主任了解華劍，人不壞，又是純粹的無產者，雖然有“4·23”責任追究的問題，但目前正是用人之際，“紅司”這方不用他，又用誰呢？

    今天華劍主動檢討，說明他還是具有一定政治思想覺悟的。

    再聽聽他說的組閣方案，大部與自己的想法一致，而且他閉口不談有關自己的任職事宜，（按照上級要求和其他地方的慣例，造反派頭頭是革委會副職的當然人選），說明他為人還是謙虛的。

    他同時懇請薛主任早日解放葛書記，把他放進“三結合”領導班子的考慮名單，充分發揮革命老干部的作用，讓江州地區在軍管會的領導下，盡快全面恢復生活、生產秩序，保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順利進行！說明他具有全局觀念。

    華劍回到“紅司”大本營，氣定神閑。只要“4·23”的事情沒事（那可是幾條人命啊），其他的事都不叫個事。

    他叫人把葛延生請來。

    他們從徐州回來，江中的紅衛兵團已經名存實亡，葛延生就暫時留在“紅司”司令部，并且被任命為“紅司”司令部辦公室主任。

    軍管會主任沒有否定他關于葛書記的建議，就是默認了。

    原來地委一把手書記在“文革”之初跳樓自殺身亡，一把手專員長期病休，他葛書記目前相當于老干部里的老大，不用他用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