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四十三天后，九月九日毛澤東主席逝世。

    據說毛主席在與朱總司令最后一次見面時說過，“沒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坊間視作這是毛主席對朱德同志的充分肯定，哪知道他老人家一語成讖，朱總司令逝世兩個月零三天，毛主席步其后塵，到馬克思那兒報到，全國人民沉浸在無限悲痛之中。

    毛主席逝世，國人如喪考妣，何況個人崇拜早已無以復加，全國仿佛進入世界末日的倒計時。江州等地，雖然還在防震抗震期間，但悼念毛主席的活動沒有停止，也不會因為抗震救災而受到任何影響。因為這是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高于個人生命，是至高無上的。

    毛主席逝世不滿一個月，以其夫人為代表的“四人幫”覆滅。

    有一種“尸骨未寒”的說法，是為“四人幫”唱挽歌的。但十年“文革”的中國顯然已經處于“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的新的歷史起點。老百姓盼望著“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杯酒長精神。”迎來政通人和的社會新局面。那首打倒“四人幫”后第一流行金曲《祝酒歌》唱得好，“美酒飄香，啊！歌聲飛，朋友啊！請你干一杯，請你干一杯。勝利的十月永難忘，杯中灑滿幸福淚。”

    唐山大地震以后，江南地區近期有地震發生可能的消息在江州城里不脛而走不翼而飛，一夜之間，大街小巷里防震棚星羅棋布。像倉巷那樣的街區，連小板車也無法通行。家家戶戶的大門旁邊，全都是防震棚。什么市容，交通的，全不要考慮。保護生命是第一要務。

    原先只要是侵占了公共用地，心里總是不過意，如今是理所當然，名正言順。還有什么事情比保命更重要的呢？又有誰敢打包票，說沒有地震。他地委書記，他地區革委會主任敢不敢說？過路的行人也能理解，自己家里不也這樣。雖然走一條小巷子七彎八拐的，自行車得推著走，但絕對沒有怨言。大家心里都明白著呢。

    防震棚的搭建，簡單得不能再簡單，幾根毛竹，幾片蘆席，或麻袋，或草包，或馬糞紙、塑料紙，或破舊床單，外加鐵絲或麻繩，倚靠墻角或墻根，一蹴而就，唾手可得。但真的遇有大風大雨，防震棚也無濟于事。好的是，誰也不想打萬年樁，湊乎湊乎拉倒吧。

    住在笤帚巷的朱武父母家和鄴花父母家的防震棚同時都搭建在自家門口的右手邊，這是可以拉開的最遠距離了。可朱武媽心里總不是個滋味，晚上睡在防震棚子里，仿佛可以看到對過那個小燒貨跟她那個老男人在打情罵俏，所以她對自己的男人下發了禁令，在防震棚里碰也不準碰自己一下，否則跟你沒完。

    可孫女（老大）和三個孫子（老二、老三、老四）一來，爺爺奶奶的床上玩玩，外公外婆的床上蹭蹭；在奶奶家喊外婆，在外婆家喊奶奶。也就把朱武媽和鄴花媽拉近了許多。這奶奶和外婆，不看僧面看佛面，對第三代沒有不慣著的，何況孩子們叫得也沒有錯啊。時間一長，兩個親家母的隔閡自然就淡化了許多，兩個親家翁跟著起勁，抽煙喝酒就時常彼此不分了。

    史靜家的防震棚雖然還比較正規，但她堅決不住。說是大姑娘（已經知道自己老大不小了）家住在露天（近似于露天）成何體統。我不怕死。她擱一張小床靠近家里的大飯桌。她說憑她的身手，一個“鯉魚打挺”，就鉆進桌肚子下面了，沒問題。

    葛延生家，李部長家，王副站長家全部配備上了部隊統一供給的帳篷。

    葛延生現在是一個人住在父親的房子里，雖然人家老百姓對軍用帳篷羨慕不已，她可不稀罕，再好也只是帳篷。她仍然睡在自己的閨房里。心想，果真來個唐山式的大地震，瞬間化為灰燼，也許是個很好的歸宿。

    “四·五事件”以后，她一直沒有轉彎出來。廖進軍來了，她也沒有心情。

    那次在廣播站參加“毛主席逝世追悼大會”現場電視轉播收看的現場，她哭了個天昏地暗。哀樂響起，她第一個失聲痛哭，時而嗚咽，時而哀嚎，眼淚鼻涕一把抓。她把父親去世時只是默默地流淚所積壓的內心需要迸發的吶喊，在此時此刻毫無顧忌地得以渲泄。王副站長在站長的暗示下，帶了兩個男同胞連推帶拖地將她架出了會場，又指派了兩名女同胞陪同。

    有人說她是真情流露，有人說她是觸景生情，有人說她是借題發揮。反正她把憋在心里五個多月的怨氣、濁氣，一吐為快，反正她葛延生是一個敢愛敢恨，敢哭敢笑的真女子，非如此就不是她葛延生了。

    那段時間，江州城里防震抗震熱火朝天，更多的人是一種從眾心里，反正人家這樣做了，我也做不會吃虧。萬一地震真的來了呢，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小命要緊！在生與死的選擇上，誰也不敢含糊。

    在農村的尤亞男此時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周總理的逝世她陪著掉眼淚，至于什么“四·五事件”之類的，她就管不了那許多了。

    唐山大地震的時候，她的整個心事都在孩子身上，氣氛最緊張的那幾個晚上，她和李一鳴輪流值班。毛主席逝世的時候，她摟著子媛和李尤，好好叫叫地大哭了一場，一邊哭，一邊數落。她的哭聲很大，大得讓人心痛；她的數落聲又很小，小得讓人聽不清，生怕有所得罪。她數落的大概意思是，當初您老人家把我們送到了農村，現在您倒先走了，留下我們怎么辦？我們的孩子又怎么辦？誰來管我們？

    文建國今年年初就已經由代課教師轉為民辦教師，他似乎看到了一絲希望，再努力下去，轉為公辦教師應該沒有問題。他還想起獨臂蘇組長——如今公社黨委書記的話，“是金子總會發光的。”他從心底里感謝當地黨組織，感謝貧下中農沒有歧視知青，沒有歧視他這個“可教育好子女”。

    付曉霞“社來社去”回來以后不久，個人的身份就由農民轉變為“參干”編制，并且當上了團結公社黨委委員兼公社團委書記，分管全公社文教衛工作和青年工作。文建國“代課”轉“民辦”，完全是由付曉霞一手操辦的，但她沒有在文建國面前透露半點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