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離開了那個令人傷心，而又是令人魂牽夢繞的地方。生活還得

    繼續，我終于回到了江州。——文建國寫作筆記摘錄

    返回江州的時候，文建國把所有能夠托運的行李打包托運了，唯有達瓦的五本《日記》，他是隨身攜帶——并被他永久地妥善保存著。

    “思君憶君，魂牽夢縈。”文建國帶著萬分遺憾離開了西藏。在以后生活的日子里，在好長時間里，達瓦都是他對女孩子評價的坐標。

    那時教師援藏，兩年完全是實打實的，中途一般不得返回，主要原因是交通不便，鮮有飛機，沒有火車。

    如今援藏，不可說想回家就回家，但可以說，想回家就有辦法回家。鮮有在西藏兩年不回家的。據說有些干部被領導選中，到西藏工作，如喪考妣。像孔繁森這樣的優秀典型，實在也是少之又少了。孔繁森所以是孔繁森。

    文建國回到江陽家里，女兒文婕大有“笑問客從何處來”的意味。無論外婆怎么說，她只是躲得遠遠的，眨巴眨巴著一雙大眼睛，十分好奇地盯著爸爸看，但就是堅決不肯叫爸爸。

    文建國心里不舒服，可是跟小孩子又理論不得。家里應該有我的照片，做母親的怎么不教教她呢？可見心里根本沒有我了。心里有了隔閡，沒有問題也會產生問題。

    晚上曉霞到家，讓文婕叫爸爸，女兒仍然不叫，做母親的也沒有好臉色，就熊女兒，甚至要打女兒。

    建國心里的想法又冒出來了，跟小孩子計較什么？兩年了，你平時不教？這個時候干著急，拿孩子發什么火？剛剛到家。還沒有享受到絲毫的親情，就搞得雞犬不寧！建國索然無味。

    晚上曉霞讓建國早點上床休息，文婕不讓，說這是我媽媽的床，不是你的床，我今天要跟媽媽睡覺（原來跟外婆睡）。建國當然大人不記小人過，只得再陪他玩耍，再多拿幾樣禮品出來，再讓她和爸爸媽媽三人一起睡。文婕才逐步安靜下來，慢慢適應了，還聽了三個故事，勉強容納下了這個突然冒出來的爸爸。

    等到文婕睡熟，曉霞把他交給外婆，于是有了二人世界。

    應該是“小別勝新婚”的，可這一別兩年，則是“大別生距離”了？建國和曉霞只是按照常規，履行夫婦義務，履行周公之禮，全沒了一絲一毫的欣喜。其實是雙方各自心生塊壘，影響了情趣。

    文建國是陰影難消，總覺得對不起達瓦。雖然在達瓦周年忌日的時候，他已經到拉薩河雅魯藏布江口，祭奠了達瓦，并且讓達瓦有洞簫作伴，但那僅僅是自己給自己心靈上的一絲安慰。

    在西藏最后一年里，他甚至想到過，如果第二次赴藏，自己仍然單身的話，情況可能有所改變。為了達瓦，他可以申請終身留在西藏支教，然后娶達瓦為妻。當然必須嚴格履行組織程序，逐級上報審批，甚至會有一個漫長的等待過程。可是有長江和喜馬拉雅山脈作證，天地可鑒，終究會成全了一對漢藏神仙眷侶的。

    “結盡同心締盡緣，此生雖短意纏綿，與卿再世相逢日，玉樹臨風一少年。”文建國早已走神，他想到了倉央嘉措的詩。

    付曉霞是疑竇重重，兩年來建國來信甚少，暫且不論，信的內容無非是例行公事，敷衍了事，完全不像他第一次援藏時的甜言蜜語，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他究竟怎么了？整整兩年沒有在一起親熱了，可以親熱了，卻親熱不起來了。不過想到文婕不肯叫爸爸，她感到這是自己的不對。怎么就忽視了呢？為什么不事先教好呢？平時文婕的小嘴巴甜著呢。

    建國在江陽家里小住了三天，整天跟文婕廝混，終于可以連拐帶騙地帶著她回江州了，他長長地喘了一口氣，似乎帶著文婕回江州才是真正的目的。

    文婕也是一個討喜的孩子，當天就和爺爺奶奶混了個透熟。文家的人沒有不怕老爺子的，唯有她敢在老虎嘴巴上摸須——爺爺的胡子。爺爺假裝哼一聲，文婕準定哼三聲。老爺子情不自禁，笑得很開心，開心得前所未有；文婕必定犯傻似的笑個不停，引得老爺子再笑，笑得合不攏嘴巴。

    “到底是你文家的人哦，”奶奶打趣道，“你看，只要你放下你的臭架子，享受天倫之樂，孩子們要多親，有多親。”

    拋開孫女不談，做母親的，她放在建國身上的那一顆心卻始終沒有回到應有的位置。只要一有機會，她就對建國說，你還是想想辦法早點回江州吧，江陽雖然不遠，但總不如在自己家里。母親認為自己蹲的地方才是家。建國不愿拂了母親的一片心意，每次都只是笑笑，也不明確表態。其實建國心里亂得很，他何嘗不想回江州？

    建國想回江州，并不是真的因為母親的原因，他對父母是可以兼顧的，雖然不方便，但畢竟只是一個小時的路程（交通越來越便捷了）。他在江陽，在團結公社，總不是個滋味。

    以前是有家庭的負面影響，有個“灰色”的陰影罩著，像二十年以后，頻頻出現的“陰霾”令人生厭。現在則是多了一頂“紅色”的華蓋，反而更不自在，感覺上還是被陰影罩著。如果這“紅色華蓋”與生俱來，倒也罷了，像廖進軍，像葛延生，那多瀟灑！

    如何與曉霞攤牌是一個難題，老拖著不解決，也不是個辦法。文建國先找到省廳領導，領導說了，這個問題好解決，你先把你愛人的工作做好，根據你的情況，調回江州應該沒有問題。

    建國考慮了與曉霞談話的幾套方案，再一一否定，在這個事關家庭走向的重大問題上，要想讓曉霞讓步，幾乎沒有可能。那只有各走各的路了？按照文建國的傳統思路，這又是一個相當于決策“生”與“死”的問題了。

    當時的農村，正值“社改鄉”之際，付曉霞面臨著新的工作，新的改革，新的發展思路，正忙得不亦樂乎。沒有心思想到建國的事，更沒有想到建國利用第二次援藏支教的人脈關系，動用到省教育廳了。

    文建國單等曉霞松口，就可以領到回江州的通行證了，他幾次要開口說話，都被曉霞友好地岔開，在曉霞的潛意識里，似乎只要意識到建國需要認真地談事情，恐怕都是“兇多吉少”，既然是“兇多吉少”，那就不談為妙。

    建國則考慮到暑假不把這事辦了，一拖就又是一年，萬一這位還算熟悉的領導發生變化了，再找其他領導，又是難上加難了。于是他向曉霞發出了最后“通牒”，必須坐下來，談談我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