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家的地盤上，她活出了真我。她第二年嫁了一個在同一條街道上做生意的同行，比她少三歲。她實實在在地做起了一個凡夫俗子男人的老婆，不要考慮丈夫的臉色，不要顧忌他人的眼光，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罵就罵，想玩就玩，想鬧就鬧，想懶就懶，想賴就賴，總之一句話，沒有那么多的規矩，隨心所欲地過日子就是了。

    他們夫妻倆起早貪黑，苦心經營，小日子過得還算火紅，以后他們有了自己的孩子，招娣也就慢慢淡化了對江州的思念，淡化了對廖仁、廖荷的思念。

    后來進軍家里的一切大小事務均由延生處理，特別是在使用住家保姆方面，延生更是說一不二。延生堅決不讓進軍重蹈覆轍。當然，關鍵的是延生和進軍已經懂得珍惜失而復得的二人世界，“指腹為婚”的戲言，在天上飄飄忽忽六十年，終于落花有意，流水有情。

    葛延生，脫離了十多年的婚姻牢籠的羈絆，像一只剛剛飛出籠子的小鳥，說不盡的自由和快樂，那種無法用語言表達的灑脫和自在，她希望得到別人的認同和贊美。

    她每天都要和進軍見面，見了面，自有說不盡的纏綿，道不完的繾綣。好像要把失去的愛，給補起來——包括她應該給進軍的，和進軍應該給她的。同時她還想把自己的幸福宣示天下，可惜的是那時還沒有微信，否則的話她要整天地曬幸福，讓整個地球人都知道。

    于是延生籌備了兩項活動，她首先攛掇進軍請客，進軍問，什么時間？當時進軍正接待著一個大客戶，心想不就是吃頓飯嗎？他說，你定吧，我不管。對，你定，就是我定！

    延生早就當了他大半個家了，在私下場合，延生就是進軍夫人，起碼也是準夫人。何況現在已經基本名副其實了。

    延生在電話那頭狡黠地一笑，要的就是你這句話。

    她先出去一個電話，定下飯店和時間，再出去三個電話，請了三對夫婦，小范圍的。時間：周三晚六點，今天周一。飯店：醉仙樓333包廂。好，一言為定。

    周三晚，建國和史靜早早到了，建國已經退二線。史靜在李子媛那邊的支教由帶班上課，改為對教師的定期輔導，一個月跑一天或兩天。回江州的時候，后備箱子里全是新鮮蔬菜，史靜比什么都滿意。

    一芃還常常鼓動她最好每周去一趟。這年把，一芃常常拖著史靜，她倆由原來的若即若離，迅速發展為閨密，也許是有建國和進軍的關系，也許是她倆性格的互補。

    一芃請客，建國首先想到了今天是“4·23”，而且是整整四十周年。他內心極其欣賞一芃的動議，同時也泛起一絲絲惆悵。

    四十年了，當年的紅衛兵已經花甲年歲，死了的，也鮮有人提起。可就有葛一芃居然記得，且愿意做文章。

    文建國一見到葛一芃，就說：“賊心不死。”

    葛一芃大笑曰：“‘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我是半死不活的人，只有找點酒喝喝，才感覺到。誒，我是活著的。”葛一芃就是瀟灑，把個“死”“活”隨意顛來倒去，說得還挺有哲理，挺風趣的。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建國大腦里閃現出魯迅的詩句，他可惜自己不會作詩，口才也沒有葛一芃反應得快。

    還有兩對夫婦是前后腳到的，一芃一一作了介紹：江中原紅衛兵團政治處主任66屆的苗渺，攜丈夫、總工程師洪流；江中原紅衛兵團宣傳部部長、66屆的龔鳴，攜夫人小杜護士。

    文建國對苗渺有印象，她就是當年在萬晉明尸體旁哭得昏厥過去兩次的紅衛兵女戰士。當時的苗渺對萬晉明一往情深，他們同班，但還沒有來得及互訴衷腸，就陰陽相隔了。

    當時的文建國連紅衛兵都不是，所以和苗渺沒有接觸，但了解校友對她的評價。他對苗渺就像后來的少男少女對女神級的明星崇拜，只有仰視的份兒。

    那時一芃和苗渺是江中紅衛兵團的兩枝花，苗渺顯得更成熟更穩健，主要是協助總勤務員萬晉明處理內部事務，而一芃偏重于對外聯系，后來又直接把自己給聯絡到了“紅司”司令部里面去了。

    建國對龔鳴的印象很深，記得原來他長得很瘦，瘦骨嶙峋，現在是人未到，肚子先到了。但臉模子沒有變，記憶猶新。他的名字更是如雷貫耳，好文筆、好口才。建國并不和龔鳴打招呼，說了一句“《一雙繡花鞋》”，兩人就緊緊擁抱上了。

    苗渺平時與一芃保持著常規聯系，特別在有了手機以后，有事沒事發個短信互致問候。她能夠體諒一芃今天請客的用心良苦，她對“4·23”這個日子太敏感了，沒齒難忘。

    洪總是“文革”前的大學生，與她家是老鄰居，比她大5歲，當年30歲的洪流主動跑到她下放的生產隊求婚時，苗渺將自己的故事毫無保留地講給他聽。最后和他約定，如果你能夠再等七年，我就嫁給你。那時苗渺已經下放三年了。七年之后，苗渺正好上調回城，什么話也無需交待，兩人喜結良緣。

    龔鳴由于是紅衛兵團的筆桿子和喉舌，在“文革”后期及其結束后的一段時間里，他屢遭沖擊和批斗。

    讓他哭笑不得是，“清理階級隊伍”“深挖5·16”“批林批孔”“揭批‘三種人’”，哪個運動來了，他都是被批斗的對象，都是敵對分子，都是社會渣滓，隨之而來的是寫不完的交待材料。材料寫多了，有時他自己也不知道哪是真的，哪是假的。實在挖不出材料的時候，就做陪斗對象。

    在他30歲那年，因植物神經功能紊亂長期治療，從而認識了后來成為他的妻子，當時只有20歲的小杜護士。

    苗渺明知故問：“為什么是今天聚會？”

    “為什么不是今天？”一芃故意不回答，反問，“為什么不能是今天？”

    “‘竦身一搖’”“‘為了忘卻的紀念’”龔鳴還是老夫子的秉性，他不緊不慢地給兩位女生作出了解答。他其實可以猜到她們應該知道今天的主題，但他還是要顯擺顯擺。

    龔鳴接到電話通知的時候，一看日期，就理解了一芃用意何在了。他很高興，四十年了還有人記得這個曾經令人興奮、沮喪、痛苦、悲哀，從而反思的“黑色的星期二”。

    他是“4·23”的策劃者之一，萬晉明沒有同意他到現場，叫他及時做好宣傳報道就行。如果他去了，是否是和萬晉明、周衛東一樣現場就光榮了？說不清。在以后被審查的日子里，他主觀上有抵觸，可每每想起死者，他就釋然，這點審查又算得了什么？我認了。雖然在客觀上，他的精神難以抵抗反反復復長時間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