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度網絡文學理論建設趨于對網絡文學內部肌理與外部機制相結合的整體觀照，重在探討網絡文學如何與社會需求融合以及對研究方法的探索等問題，其中既有基于20多年中國網絡文學研究史料的建設，也有對我國網絡文學創作實踐的理論總結與開拓。核心在于立足中國網絡文學發展現狀，特別是對媒介變革背景下新文科建設趨勢的積極呼應，網絡文學理論研究一如既往地穩步推進。

    01

    網絡文學本質研究再深入

    網絡文學的本質研究不僅要回答網絡文學是什么，還要明晰其價值主體及優秀網絡文學的相關特性。

    一是“人民性”作為價值主體。白燁認為，寫作的問題、技術的問題都是表面現象，根本問題在于觀念，也就是說，對于網絡文學的認識，不能只盯住“網絡”，或者只盯住“文學”，還要想到無論是“網絡”還是“文學”，其立足點與出發點都在于“人民”這個根本。“今后網絡文學的要務顯然就要進一步解決通俗文學、類型文學‘好不好’的問題。在這方面，依然要以‘為人民’作為基本的坐標來衡量自我和要求自己，這就是‘要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天職’。”[1]周志雄認為，優秀的網絡文學作者一定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有良好的藝術素養、開闊的文學視野，熱愛人民、熱愛時代、熱愛生活，孜孜以求、精益求精，只有這樣，才能創作出無愧于時代的優秀作品。從文學的創作規律來看，“優秀網絡小說與一般網絡小說的區別在于，作品意蘊、格調的高下，題材、故事的創新性與時代性，故事內在邏輯的合理性，人情事理的練達，細節、場景、對話描寫的精彩程度，人物形象的獨特性，語言的美感等方面的差異。優秀網絡小說既讓讀者看得爽，又讓讀者在閱讀中有所領悟，有感動，獲得精神的提升，獲得審美的享受”[2]。

    二是媒介變革主導下的網絡文學發展動因的再反思與再認識。由于網絡文學受到媒介、技術以及互聯網生態的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較大，目前有人還對什么是網絡文學存在不同程度的歧誤。邵燕君在《以媒介變革為契機的“愛欲生產力”的解放——對中國網絡文學發展動因的再認識》中將網絡文學定義為：以網絡為媒介的新消遣文學。她認為：“根據網絡媒介的特點，發現其‘自由享受’和‘自由創作’的積極面向，將人從嚴肅文學/消遣文學這一等級秩序的延遲壓抑中解放出來，同時與消費主義主導下的消費文學做區分。”“作為一種新消遣文學，商業性是網絡文學的內在屬性。”“需要強調的是，與愛欲勞動相關的商業性必須依托粉絲經濟。只有粉絲經濟，才能免除文學商業性的‘原罪感’，也能將‘精英文學’依靠的‘以輸為贏’的‘顛倒的經濟原則’再顛倒過來。”[3]這亦是她的一貫主張：在理想的網絡空間，文學可以按照現實原則和快樂原則分成兩大類。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登錄”不同的文學空間，自覺遵循不同空間的文學原則。遵循快樂原則的“爽文”也可以有情懷有教益，也能出精品出經典，“爽文”以消遣為第一目的，快樂原則是這一世界的基本設定。

    三是在文學傳統中尋求闡釋資源。網絡文學是文學傳統的延續與新變。周志雄認為：“網絡文學在作品的文化意蘊、虛擬世界的想象力、人物形象的精氣神、作品的類型風格等方面，表現出鮮明的中華文化立場和審美風范。那些優秀網絡作家善于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將中華文化的精髓融于精彩的故事中，以藝術的方式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4]房偉認為：“網絡文學以網生性激活文學的基本屬性，好的網絡文學作品散發著醇厚深沉的傳統文化味道，好的網絡文學作品不斷吸納傳統現實主義筆法與史詩性風格，好的網絡文學作品以宏闊的時空意識彰顯文化自信。”[5]網絡文學一方面植根于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同時又有現代性的轉換。劉奎以烽火戲諸侯的《雪中悍刀行》為例，說明網絡小說的文化傳承。“該小說書寫了一個江湖與廟堂相交織的世界。該小說的創作，汲取魏晉時期典章制度、文化精神與人物形象等傳統資源，尤其是作品中人物的情態，頗得魏晉風流之旨。小說在書寫人物之豐儀、鐘情、重然諾、重生命價值之實現等方面，延續了以《世說新語》為代表的魏晉風流文化。小說對魏晉風流不只是效法，也有對話。作者借鑒魯迅去偽士的精神，對風流文化的表演性進行了辛辣諷刺。小說對傳統的借鑒、對話乃至再造，不僅豐富了網絡小說與傳統文化之間的關聯形態，也為網絡小說如何借鑒傳統提供了可資參考的經驗。”[6]

    02

    注重網絡文學史科建設，

    深化網絡文學學理闡釋

    由于網絡文學作品體量大、類型多，其作品寫法及創作旨趣與“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學有很大差異，已有的文學評論體系嚴重不適應網絡文學的發展。套用西方文學理論，或借用傳統文學批評方法，對網絡文學研究都不實用，網絡文學研究一度陷入一種理論“空轉”的境況，引起了包括網絡作家在內的多方面不滿。2020年學界對網絡文學的理論研究注重歷史史料的收集整理，并試圖在此基礎上推進網絡文學理論研究。

    一是對網絡文學研究的史料總結和挖掘。歐陽友權主編的《中國網絡文學年鑒（2019）》[7]，是自《中國網絡文學年鑒（2016）》之后的第四部中國網絡文學年鑒，該書對2019年度網絡文學的特點與趨勢，文學網站發展現狀，作家作品概況，網絡文學閱讀，年度理論批評，網絡文學文化產業，研討會議、社團活動和重要事件，網絡文學法規和版權管理，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等方面的發展情況進行了全面梳理總結，是網絡文學研究資料文獻的重要“地圖”。邵燕君、肖映萱的《創始者說——網絡文學網站創始人訪談錄》[8]匯集了數十名網絡文學重要網站創始人的訪談錄，由北京大學網絡文學研究團隊歷時4年完成。中國網絡文學發展的動因是什么？崛起的細節有哪些？成敗的關鍵在哪里？創始人的性格如何影響了網站的基因？網文江湖20年，回顧與評說，傳奇與八卦，光榮與慨嘆，構成這部由創始者講述的鮮活生動的網文史。在史料梳理的基礎上，邵燕君認為，“金庸客棧”是中國網絡文學的起始點[9]；吉云飛提出網絡文學的開山之作是羅森的《風姿物語》而不是痞子蔡的《第一次的親密接觸》[10]，打破了學界的固有看法；李強認為，黃易而不是金庸是網絡小說的鼻祖[11]。

    二是從網絡文學本體的技術及審美結構出發，探討網絡文學的“交互性”特征與人文價值構成。歐陽友權、曾照智認為，中國網絡文學有其獨特性，不可套用西方“后現代”話語理論中的關于“主體間性”和“文本間性”文化邏輯。他們認為：“西方‘后現代’的所謂‘交互性’，在本土所凸現的首先是文化消費，而非精神交流；西方‘后現代’的所謂‘讀者中心’，在本土張開的首先是產業資本與‘簽約寫手’攜手打造的網絡文學‘產業化’，而非網絡文學的‘文學性’。表面熱鬧非凡，內里精神空洞——在西方釋放出重要文化批判效應與理論建設功能的‘主體間性’話語，在中國網絡文學現場表征出來的只不過是一種身姿模糊、體態曖昧的‘媾和’情景。”[12]也就是說，中國網絡文學寫作現實并不意味著寫作者的存在狀態已經融入西方“現代”或“后現代”的場域，如果簡單套用西方理論，其闡釋很可能是不當的；進而提出警惕這種由數字化網絡技術釋放出的網絡文學的“交互性”，即“既提供了文學生產與消費的便利條件與新的可能，也埋下了稍有不慎便會跌落的藝術陷阱”[12]。同時，從網絡文學的本體價值論出發，在網絡文學存在的必然性中探尋其人文審美的價值構成。歐陽友權在《網絡文學價值的三個維度》一文中指出：“網絡文學的虛擬體驗蘊含了社會轉型期人們在賽博空間的夢想與抵抗；網絡技術平權下的讀者本位，規制了網絡作家平視審美的價值立場；而類型小說的‘套路’敘事，則是網絡創作中藝術適配創新性的價值選擇。”[13]這意味著從社會結構、技術要素和文本生成三個層面厘清了網絡文學在“網絡性”與“文學性”之間的價值關聯，而不是相互排斥或者直接抵消。

    三是從網絡文學的外部處境和評價體系入手，針對當下問題并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其中，以“現實題材的高調入場與‘精神合榫’、粉絲文化推手下的‘增值焦慮’、網絡文學如何面對人工智能創作的挑戰”[14]三種情況最為典型。歐陽友權針對以上三個問題提出了相應對策；同時把握政策在網絡文學發展中的引導作用，網絡文學評價體系建設才更具有現實針對性和合理性，最終實現內外部評價機制的統一。周根紅的《網絡文學評價體系的建設途徑》一文指出，可采用“依托文學文本，抵制商業化負面影響；突破傳統批評模式，采取動態建構策略；注重立體建構，實現內外部評價機制統一”[15]。

    另外，從實體意義上理解網絡時代的文學，須從間性出發建構批評范式。互聯網時代文學活動的要素轉向了要素的間性，世界、主體、作品與媒體轉向世界間性、主體間性、文本間性與媒體間性，并通過四大間性之間的復合間性生成不斷擴張與上升的間性運動——這是互聯網對文學活動的深刻改造。因此，“網絡時代的文學評價體系構成了一個可雙向闡釋、不斷擴散的開放式多層系圓環”。“對于網絡時代的文學來說，我們需要采用實體與間性相結合的評價模式。傳統評價標準有其合理性，有其適用域(在將文學看成一個實體時)。在傳統評價標準對文學不起作用或評價不全面的地方，網絡時代的文學評價體系就開始發揮作用(在文學開始間性擴張之時)。”[16]

    四是立足社會變遷與文本的變革與接受。張文東、張政從“時空體”的流轉探討網絡敘事的傳奇性。“由于新的碎片化接受尺度所形成的新的碎片化時間敘事，而網絡寫作為了維持點擊率與粉絲黏性，便不得不使敘事的時間線更加跳躍起來，使其‘時空體’更加浮動起來，從而營造更多的新鮮感來‘刺激’讀者的閱讀興趣，以故事神秘感的不斷加強來持續吸引讀者的注意力。所以，創造更為復雜和多元的片段式‘時空體’，便成為當前網絡小說普遍的敘事取向。”[17]作者認為它不僅是一種新媒體時代的敘事創新，更是一種傳統敘事精神與模式的承襲。秦蘭珺從深入研究虛擬時尚的系統找到充滿意義的入口，“虛擬時尚絕非單純商業炒作起來的膚淺現象，它可以構成虛擬認同的載體，可以充當虛擬經驗的征候，它一方面可以承載價值層面的身份認同、欲望層面的感官審美、情感層面的人際互動、權力層面的階層等級等貫穿人類歷史的因素；另一方面又能以虛擬經驗自身的方式，賦予這些根本因素以新的呈現和發展。也因此，它完全可以構成文化剖析和美學分析的對象，不啻為我們虛擬經驗的一個縮影、一個有待學術開拓的領域”[18]。

    03

    關注網絡文學現實題材

    創作與對主流化傾向的闡釋

    在社會主義文藝建設中，網絡文學現實題材創作承擔著重要的使命，網絡文學理論工作者在各自不同的層面對現實題材創作進行了多層次的闡釋與解讀。

    一是對網絡文學現實題材創作進行學理上的辨析。歐陽友權以《網絡英雄傳Ⅱ：引力場》為例，探討了如何寫好現實題材，并提出需要走出網絡現實題材創作的三個誤區。為此，他認為須秉承藝術價值追求的理念，即“倡導創作現實題材，并不排斥題材多樣化，也不是回到‘題材決定論’，或意味著現實寫作的天然優勝性。作家寫什么不寫什么，是社會責任和文學制衡下的自主選擇，并不是要求網絡作家一窩蜂地都去寫現實題材，也不是說大凡現實題材的都是好作品。事實上，創作現實題材不在于增加品類與數量，更強調作品質量；不能滿足于作品的‘量大管飽’，而是致力于這類作品的精益求精，使其富含營養”[19]。禹建湘認為，網絡虛擬世界對現實世界的摹擬使網絡小說具有現實情懷，特別是隨著AＲ等“增強真實”技術的出現，網絡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的邊界逐步消融，在技術與文學自身規律的合力作用下，網絡文學進行了現實題材的審美轉向，其審美理想與現實情懷更加突顯。“現實題材網絡文學是‘增強技術’的廣泛運用和文學自身發展規律合謀的結果，是從虛擬世界回歸到現實世界的文學表征，其保留了作為網絡文學特有的‘爽點’制造，強烈的閱讀快感調和社會壓力、彌補現實困境對心靈造成的困擾，為讀者提供可以借鑒的生活經驗，以具有溫度的情懷來撫慰現實中的各類讀者。”[20]黎楊全從新媒介語境背景分析新媒介帶來了新的現實與新的想象力，存在一個新媒介現實主義，新媒介現實主義應充分利用數字媒介的特點，實現文藝的大眾化、生活化。[21]

    二是從創作生態和價值上為網絡文學現實題材創作定性。許苗苗認為，現實題材并不意味著使用完全樸素不加修飾的白描手法，也絕對不是要遏制精彩的想象力。即便是設定神、鬼、仙俠、外太空的玄幻題材，如果只是沿襲既定類型套路而不做創新，也是缺乏想象力的。而從現實生活出發的作品，則完全可以借助幻想的力量增添故事趣味。[22]房偉認為中國網絡文學現實主義類型的發展具有多方面的價值和意義。“首先，它有利于打破雅俗分野，豐富網絡文學類型，對純文學進行有效糾偏，也能提高網絡文學的藝術水平。其次，網絡文學現實主義類型的發展有助于克服讀者閱讀網絡小說時過分追求虛擬性的弊端，擴大網絡文學讀者群。網絡文學長期以文學性差的‘小白文’籠絡低齡讀者，不利于自身可持續發展。而網絡文學現實主義類型的發展，提高了網絡文學的‘文學性’和‘內在深度’，有助于培養有一定文化素養和更高閱讀要求的中青年閱讀群體。最后，現實主義類型可促進網絡文學的經典化。”[23]

    三是從網絡創作實踐以及文學史視角進行總結。何弘在《中國網絡文學發展現狀探析》一文中將中國網絡文學的基本狀況概括為“在調整中優化，向主流化發展”。現實題材創作成為近年來網絡文學新的熱點，“網絡文學的現實題材創作幾乎涉及社會各個領域，這些作品有的從大處著眼展開宏大敘事，全面表現新中國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有的從小處著筆，描寫小人物的不懈奮斗。在現實題材創作受到網絡文學界廣泛重視的同時，革命歷史題材也受到網絡作家的青睞，涌現出一批尊重歷史、禮贊英雄的佳作。在某種意義上，革命歷史題材可以歸入廣義的現實題材，或作為現實題材的延伸。在網絡文學的創作格局中，現實題材和革命歷史題材創作已蔚為大觀。現實題材及革命歷史題材創作的繁榮，是網絡文學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現中國精神、中國力量、中國氣派的自覺實踐，是網絡文學主流化的重要標志”[24]。周志雄、王婉波從網絡文學史的視角對網絡文學現實題材創作進行了梳理，將其概括為以下特點：優秀網絡文學作品實現了網絡性、思想性、文學性的融合，在作品內涵上向人情事理深處拓展，向知識性拓展，在語言表達、文化意蘊、小說結構、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向純文學學習，探索精品化創作道路，不僅有愉悅讀者的作用，也有提升讀者的作用，不僅給人精神上的正能量，也給人藝術的審美享受。[25]中國網絡文學現實題材創作趨勢是明顯的，向主流化方向發展已成定局，優秀的代表作也在不斷涌現。

    04

    網絡文學研究資源的再開拓

    一是“后人類”狀況下科幻敘事的研究。由技術仿真、人工智能對人身體改造為代表的“賽博格”所引發的“后人類”狀況日漸為亞文化躍入主流文化形態做了技術上的鋪墊。特別是在科幻作品中已經為人類提前描述了那種巔峰快感，它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性的基本趨向。王峰在《后人類狀況與文學理論新變》中提出了科幻敘事對當下社會倫理觀念帶來新的內容，并且與當前技術發展和社會文化觀念結合為新整體，并形成特殊的倫理形態。他認為：“世界觀念的轉變將徹底給文學理論帶來新的變化。我們會看到，在后人類狀況中，人們關心文學的方式必將跟人類中心主義時代完全不同：他們會關心游戲，關心各種身體介入方式，關心一系列新書寫和新影像，關心新的身體體驗，比如，他們會以虛擬現實為文學和影像的基本載體，并以賽博格的形態加入文學實踐之中，這時，文學真正是一種交互式的書寫實踐。”[26]因此，必須調整文化考察坐標，轉換概念系統，按照轉換后的新的方式去觀照我們面對的后人類文化狀況，同時以此反思此前的文化狀況，尋找歷史脈絡，發現新的歷史邏輯。

    二是數字人文范式對網絡文學研究增益的探索。以互聯網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文明已經成功取代了傳統的印刷文明，因此，整個文學生態也隨之發生了變化，藝術生產包括網絡文學生產與互聯網是重疊并置的。研究者認為網絡文學是最早進入數字人文的，甚至可以說沒有以數字為基因的互聯網生產，傳播系統就沒有網絡文學。因此，數字人文自身就包含著網絡文學，或者說網絡文學是數字人文的先行者之一。

    2020年數字人文與新文科概念開始應用于網絡文學研究之中。《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8期刊發了李強的《作為數字人文思維的“網文算法”——以“明穿”小說為例》和高寒凝的《網絡文學研究中的數字人文視野——以晉江文學城積分榜單及“清穿文”為例》兩篇文章。李強認為：“整體而言，目前網絡文學實踐中所體現出的‘算法’，以可寫性的‘設定’為基礎，以‘超文本’的類型演進為脈絡，以‘數據庫’為具體生產、傳播和閱讀方式。這實際上對應著網絡小說文本誕生的三個層次：‘設定’是在漫長的文學傳統中形成的，是網絡小說最堅實的基底，可承托各種類型；‘超文本’是相對長時段內由集體協作的產物，對應著不同‘類’的集體欲望，指向小說類型或類型內部較大的‘潮流’；‘數據庫’則是相對靈活的，具體落實到個人創作和網站傳播過程中。”[27]作為媒介技術變革的產物，“算法”作為方法論的可能性也包含在技術邏輯中。

    高寒凝以晉江文學城頒布于2005年3月2日（正是“清穿文”最為流行的時期）的一版積分計算公式為例：全文點擊數／章節數×Ln（全文字數）×平均打分＋Ln（書評字數）×書評打分之和＋精華書評特別加分。通過積分排序篩選出的作品，通常都是同時期最優秀、最受歡迎的，而有幸登上榜單頁面，顯然也會為它們帶來更多實體出版和影視改編的機會。高寒凝指出：“上述一系列事實，集中體現了數字媒介和數字技術對傳統人文學科的重要研究領域之一——文學的生產機制的深度重構。歸根結底，這種依靠積分算法評判作品優劣、篩選人氣作品的機制，無論創造它的人是否有此自覺，但本質上都是數字人文思維的產物。同理，當這種數據化的、新媒體運營的理念開始與文學的創作、接受和傳播等各個環節緊密纏繞，直面這一新興文化現象的網絡文學研究者，只要曾經直接深入網絡文學生產機制的內部，那么無論自覺還是不自覺，他其實已經在進行著某種數字人文式的研究了。”[28]

    廖聲武、談海亮從計算主義為底層邏輯構建的理念出發，認為網絡文學從生成的那一刻便具備數據化生產特征。其中，“在數據化生產模式下，因為數據的體量過于龐大，以及云計算、云存儲所需要的巨額技術成本，個人用戶無力承擔建構數據化生產模式的成本，文學網站成為網絡文學寫作、傳播、閱讀和互動的平臺，扮演著生產空間和生產資料的角色，并記錄、存儲和運營網絡文學活動過程中產生的所有數據，成為數據庫的掌握者、文學生產模式的主導者，以計算主義為理念的數據化生產模式悄然重塑了文學的生產關系”[29]。同時，以數據化為實踐路徑的各種技術手段，正在深層建構一種面向未來的全新網絡文學生態。計算主義技術手段將不僅成為網絡文學生產、閱讀和評價的智能助手，還將生成與人類并行的文學創作新主體、新文本形式與新審美體驗。

    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助教朱叢遷向第六屆世界華文創意寫作大會提交的會議論文《幻想元素在中西文學中的創意運用——通過〈天龍八部〉和〈冰與火之歌〉的文本比較與數據分析進行論》，通過數據對比的方式，分析兩位作家如何成功地使用幻想元素，構建各自的架空敘事空間。朱叢遷認為，科幻文學和奇幻文學的理論積累相對薄弱，克服這種不足的一個辦法，就是通過量化分析彌補、強化幻想文學的理論，在中西幻想文學的比較中得出可靠的結論。顯然，數字人文介入網絡文學研究目前進入嘗試階段，未來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更需要將方法論上升為理論自覺，為建立符合網絡文學研究規律的數字人文科學的理論建構做實踐上的準備。

    三是重視網生批評對新媒介文論中國話語建構的積極意義。網絡文學誕生在中國，從一誕生就具有中國血統，需要立足中國語境和現實經驗構建中國網絡文學理論。首先，強化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基本立場。黎楊全認為：“在新媒介文論中國話語的建構中，應把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作為考察問題的基本視域。在新媒介場域中，資本、媒體、權力、技術的力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突出，并形成了復雜的嵌套關系，它們甚至也突入了學術場域，這是人文研究未曾遭遇的困境，研究者應強化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基本立場。”[30]“在新媒介文藝的運行機制中，草根批評與群體討論取代了傳統的專家成為批評主體，他們由數量龐大的作者、編輯與讀者構成。從‘龍的天空’、豆瓣、知乎等網站來看，草根批評與創作、閱讀形成了密切的連帶關系，并積累了較高水平的土著理論，流傳著各種網文回憶錄，也就是說，他們也形成了自成體系的草根文學理論、文學批評與文學史。”[30]也就是說，建構新媒介文論的中國話語的前提首先要擺脫理論預設，“回到事物本身”，立足于中國網絡文學在世界范圍內的獨特性，梳理網絡文學的中國經驗。這或許也是突破網絡文學研究困境與當代文論危機較為現實的選擇。其次，引導“網生批評”融入當代文學理論與批評體系。程海威、歐陽友權指出：“‘網生文學批評’以技術賦權帶動文學批評主體轉換，以脫冕言說替代傳統批評的嚴肅論述，以網絡審判重塑在線批評價值標準，在顛覆中分享了批評話語權。這種‘人民的’、大眾的后現代主義批評促進了草根批評與精英批評間的競爭互動，推動了小眾性、個性化批評的興起與多元化審美取向的共生發展。網生文學批評彰顯了文學批評的真我立場、間性對話與銳利表達，促使文學批評向形而下評說、重經驗判斷、審美體驗優先的方向轉變。”[31]作者主張重建網絡時代的批評秩序，應引導網生“新民間批評”融入當代文學理論與批評體系，不斷走向規范化、健康化。

    05

    優化網絡文學生產機制

    促進網絡文學精品的產生

    一是通過優秀IP的培育誕生精品。王小英從符號學理論出發，提出通過超級符號的建構達成網絡文學IP的跨界生長。其中，可將網文視為一個符號文本，將其劃分為四個層面：表達面的實體和形式，內容面的實體和形式。同時，“按照跨界的距離遠近，大致可以分成如下四段:近距跨界——由網文跨界到實體書；中距跨界——跨界到有聲讀物、漫畫及外文翻譯；遠距跨界——現實題材和歷史題材類網文跨界到戲劇/話劇/舞蹈/影視劇，或幻想題材類網文跨界到動畫游戲；超遠距跨界——現實和歷史題材類跨界到動畫游戲，或幻想題材類跨界到戲劇/話劇/舞蹈/影視劇”[32]。需要強調的是，網文IP構建的超級符號是抓住時代共有能量包去激活網文中已有符號的結果。“激活”符號更需要從時代文化語境中尋找支撐點。同樣，基于一種生產機制，李敏銳則從消費文化語境中“注意力經濟”看到了網絡文學生產中不利的一面。“網絡文學創作主體的明星效應，無疑有利于提高網絡文學的吸引力和受眾面，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高額的經濟回報有利于創作者精心創造更優質的網絡文學產品，以持續從注意力經濟中獲得收益。然而在龐大的市場需求和劇烈的市場競爭下，如果網絡文學創作因為追求‘短平快’的經濟效益而陷入同質化甚至抄襲，使網絡文學創作市場出現‘格雷欣現象’，這就背離了網絡文學消費市場發展的初衷。”[33]如果將建構超級符號實現IP跨界生長看作是一種內在的文化策略，并將“注意力經濟”發揮好，與此相應必定能使網絡文學更好地走出國門。

    王汝蕙通過對2015年以來由21部中國網絡文學IP改編的電影在北美的票房分析得出這樣一個基本結論：“2015年以后上映的網絡文學IP改編的電影票房成績較高，但與武俠動作片的票房成績差距仍然較大，上榜影片的綜合排名均在5000名開外。與排在外語影片榜單前10名的華語電影相比可以明顯看出，由網絡文學IP改編的電影在北美并沒有真正獲得認同。相反，國內給予這一現象以高度關注，網絡文學成為投資新寵，青春、盜墓、穿越和玄幻等題材的電影改編受到了國內影迷的熱烈追捧，大多取得了高額票房成績。有趣的是，這幾類在國內極受歡迎的題材并沒有吸引西方觀眾的眼球，科幻、喜劇和懸疑類型影片相對更具誘惑力。這種傳播效果的落差值得我們進行深刻的體認和反思，情感的浮表化與內容的松散化或許只能‘感動自己’。”[34]以此，作者提出可以從“后現代式的批判”和“異質空間的著力建構”兩方面進行突破。

    知名網絡作家阿菩（林俊敏）的《網絡小說生產》[35]對我國網絡小說的生產機制展開研究。該書從研究者和讀者的角度出發，在生產、傳播、消費、評價四方面建構網絡小說研究框架，并從傳播學、接受美學、消費理論、粉絲經濟理論等方面解析網絡小說的誕生—發展、生產者—讀者之間的關系，揭示網絡小說寫作類型化、受眾部落化和IP產業化三大特征，剖析網絡小說生產機制的內在肌理。

    二是在全球文化視野下建構網絡文學共同體。叢新強在《文化走出去的新載體——“網絡文學共同體”如何構建》一文中，直面回答了這個問題，達成這一目標的基本路徑是“對話”，不僅要與“自我”傳統對話，更需要與“他者”場域對話；不僅要反思“自我”，更需要尊重“他者”，進而獲得并奠定全球“對話者”的地位。“‘對話本體論’要求我們必須站在‘他者’的立場，從‘他者’眼界出發思考整體。‘與他者的對話不是我們主觀上情愿與否的問題，而是我們根本上就處在對話之中。’只有每個‘主體’都互為對話者，才能構成一個‘對話者’的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網絡文學在發展中理應不斷反思自身的問題，比如，文學固有體制的影響、網絡文學的娛樂化、文學的網絡暴力、文學的消費者本位、網絡文學的想象力問題、作家與寫手的關系，等等。相應地，對世界網絡文學發展中伴隨的問題做出客觀評價，不再情緒化地加以否定，而是‘拿來主義’取其所長，充分吸收其普遍因素。”[36]這意味著網絡文學批評將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網絡文學批評不再拘囿于就事論事，而是理論借力與實證研究相結合，從國外與國內雙重視角互為觀照來破解，這樣的研究無疑更具深度。

    三是通過制度創新實現精品的產生。周志強認為，應相對淡化前期干預，而重點突出后期引導，令網絡文學出現一種“良性的自生長”的態勢。“在IP經濟效益的基礎上突出價值導向，確立網絡文學IP創意經濟制度，強化網絡文學網站的IP產權保護制度；建立網絡文學的‘網絡評價’制度，強化網絡文學評論的網絡傳播，建立算法評價與人文評價的網絡共生制度；強化和更新網絡文學教育與培訓，推動建立新的網絡文學學科制度。”[37]許道軍提出，應該在傳統文學的審美標準之外，納入一個綜合的或專門的“創造力”標準，也就是說，評價網絡文學既要考察它們的審美創造能力，也要考察它們在想象力尤其是在新空間、新事物、新思路的創造力方面有何重大進展，提供過哪些過往作品未曾提出的新東西。[38]高質量發展是此類議題的核心維度。桫欏則認為：“構建良好的網絡文學倫理生態，首先要維護以民間和市場為主體建立起來的生產機制，構建良好的網絡文學倫理生態，社會力量要適度加強對創作內容的引導，以抵抗和減小資本通過利用人的不健康心理、不正確價值觀等給文學造成的干擾。構建良好的倫理生態，網絡文學需要寬松、公正的發展環境。”[39]沒有好的機制做保證，網絡文學的精品化依然是一個問題。

    06

    網絡文學研究專業化

    為理論建設提供堅實的基礎

    網絡文學經典化意識的增強，網絡文學教育的開展和專業機構的成立，均為網絡文學理論建設提供了新的活力。

    一是網絡文學經典意識持續增強。網絡文學經典化何以成為問題？對網絡文學經典化的質疑并沒有因為網絡文學所創造的巨量成就而消停。劉奎基于歐陽友權主編的網絡文學史《中國網絡文學二十年》和《當代中國網絡文學批評史》、邵燕君主編的《中國網絡文學二十年》之“典文集”和“好文集”，以及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網絡文學名家名作導讀”系列、吉林大學劉帥池剛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國網絡小說經典化》等成果之上進行研判，認為網絡文學從誕生之始，就有自身的批評機制和經典化方式——“網絡文學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封閉，或不足輕重，似乎只是圈子化的文化現象，而是與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面貌和社會結構密切相連的，是這個時代的有機組成。因而，網絡文學的經典化問題，不僅僅在于純文學視域的新的美學形式，還在于它所帶來的新的生產、評價機制，它對文學功能的拓展，它回應時代問題的能力等方面”。[40]當然，在自我經典化的過程中，依然面臨著時間、藝術創新以及如何以獨特的形式回應我們的時代問題。因此，“網絡文學既是網絡社群衍生出的文化形式，也是維系網絡社群的文化結構，其經典性應該部分地基于它與社會的內在關聯性及其內含的文化實踐性，而不僅僅是傳統文學史視域中的審美創新性”[40]。從某種意義上，網絡文學新經典的產生還與網絡文學自身的生產和評價機制息息相關。

    二是網絡文學教材出版助力理論建設。2020年8月，《網絡文學教程》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該書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網絡文學評價體系建構研究”（項目編號18ZDA283）前期成果，由“網絡文學本體論”“網絡文學傳播論”“網絡文學價值論”三部分組成。該書直面網絡文學的歷史與現狀，占據學術前沿，史論結合，論從史出，史料翔實，多維度對我國網絡文學展開理論分析。誠如本書主編周志雄在總結網絡文學的興起所說的那樣，網絡文學的興起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發展成就的表征：“中國有特殊的歷史語境，改革開放為網絡文學提供了寬松的社會環境，使大批通俗化、消遣性的文學作品通過互聯網獲得了讀者；改革開放為人們提供了深厚的物質基礎，使更多的人有大量的消遣娛樂時間來閱讀小說；改革開放以來自由、開放的文化環境，使網絡文學廣泛吸收、借鑒中外文化與文學資源；改革開放40多年經濟高速發展的現實極大地增強了我國的國力，為網絡文學提供了文化自信，帶來了網絡文學積極、開朗、樂觀的格調。”[41]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網絡文學，網絡文學也是國家文化自信的象征之一。正因如此，網絡文學教材出版和網絡文學教育的推進必將促進我國網絡文學理論建設和網絡文學事業更趨良性發展。

    三是網絡文學專題研究與整體研究的深入。2020年出版的《當代中國網絡文學批評史》[42]，作為“當代中國文學批評史叢書”（張江主編）網絡文學分冊，是我國第一部網絡文學批評史，該成果確立了網絡文學研究的主體地位，探索了一種從網絡文學歷史史料出發進行理論建構的研究范式。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歐陽婷評價該著作時說：“面對元典傳承與觀念新變形成的批評語境選擇，作者提出從個案研究中找出元典傳承與功能新變的新型關系，選擇學院派批評、傳媒批評和網民在線批評這三大批評陣營的豐富實踐，從史實中凝練史識，審視網絡批評中的理性沉淀，讓元典傳承的學理邏輯與觀念新變的批評實踐構成網絡文學批評史的‘理論河床’。這部30余萬字的理論著作，在一個之前沒有人涉獵的新領域中，采用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分析路徑，探析了賽博空間文學的豐盈與無限可能。”[43]張慧倫的《網絡文學想象力的變奏——耽美“異托邦”建構探究》[44]從耽美文化生成背景、女性主義文化立場、敘事主題、審美特色等多個維度切入，將網絡耽美小說放置在文學史的視域下進行思索，分析其流行的深層原因。李靈靈的《新媒體與中國網絡文學》[45]對中國網絡文學發展歷程、海外傳播，文學生產機制，網絡類型文學作品，網絡文學評價標準等內容進行了梳理和分析。作者認為，網絡文學是考察信息時代人類社會生活的重要樣本，對其進行社會征候式解讀是理解當下人精神生活和心理情感認同的有效途徑。

    四是相關學術活動的開展、學術期刊的專欄及專業文學機構的成立推動了網絡文學研究的深入。

    網絡文學學科建設有新進展。10月1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召開“網絡文學的發展機遇與挑戰”研討會，此次會議成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網絡文學研究室，此舉適應當下文學學科發展的現實需要，開啟了網絡文學學科建設史上的新篇章。12月14日，安徽大學發布2021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專業目錄，明確將網絡文學列為博士生研究方向。

    2020年度重要的網絡文學理論工作會議有：8月6日“‘文藝·網絡·現實性與未來性’——長三角文藝評論聯盟發展論壇”在杭州召開；8月19—24日在內蒙古赤峰舉行“第六屆中國網絡文學論壇”；11月2—4日，中國作家協會網絡文學中心在杭州舉辦“全國網絡文學理論研討會”；12月10日由中國電影家協會指導，中國電影家協會編劇教育工作委員會、北京電影學院中國電影編劇研究院主辦，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承辦的“第三屆海南島國際電影節主單元——網絡文學IP影視劇改編研討會”在海南舉行。

    2020年度《文學評論》《文藝爭鳴》《南方文壇》《中州學刊》《中國文學批評》《光明日報》《文藝報》《文學報》《中國文學研究》等報刊刊發了大量網絡文學研究文章。《光明日報》開設“網絡文藝”專欄，《文藝報》有“網絡文學專刊”“網文史與新觀察”專欄，《中國文學批評》設立“網絡文學研究”專欄。這些學術報刊為我國網絡文學理論建設提供了學術陣地，推動了網絡文學研究的深入。

    注釋:

    [1]白燁.網絡文學的人民性特質[N].文藝報，2020-10-26（7）.

    [2]周志雄.網絡文學是新型的人民文藝[N].文藝報，2020-10-26（7）.

    [3]邵燕君.以媒介變革為契機的“愛欲生產力”的解放——對中國網絡文學發展動因的再認識[J].文藝研究，2020（10）.

    [4]周志雄.網絡文學如何傳承中華文化[N].光明日報，2020-1-8（16）.

    [5]房偉.網絡文學是文學傳統的延續與新變[N].光明日報，2020-3-18（16）.

    [6]劉奎.《雪中悍刀行》的魏晉風流——兼議網絡文學與傳統的關系[J].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0（1）.

    [7]歐陽友權.中國網絡文學年鑒（2019）[M].北京：新華出版社，2020.

    [8]邵燕君，肖映萱.創始者說——網絡文學網站創始人訪談錄[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

    [9]邵燕君，吉云飛.為什么說中國網絡文學的起始點是金庸客棧？[N].文藝報，2020-11-6（2）.

    [10]吉云飛.為什么大神共推《風姿物語》為網文開山作[N].文藝報，2020-11-30（3）.

    [11]李強.為什么網文界認為黃易是網絡小說的鼻祖[N].文藝報，2020-11-30（3）.

    [12]歐陽友權，曾照智.網絡文學之“交互性”辨識[J].東岳論壇，2020（6）.

    [13]歐陽友權.網絡文學價值的三個維度[J].江海學刊，2020（3）.

    [14]歐陽友權.網絡文學的三大迷局及其打開方式[J].文藝爭鳴，2020（7）.

    [15]周根紅.網絡文學評價體系的建設途徑[N].社會科學報，2020-10-26（4）.

    [16]黎楊全，梁靖羚.從實體論到間性論：網絡時代文學活動范式的轉型[J].中州學刊，2020（3）.

    [17]張文東，張政.躍動的時光碎片：網絡“傳奇”的敘事時間[J].文藝爭鳴，2020（10）.

    [18]秦蘭珺.游戲+時尚：虛擬時尚何以成立[J].文藝研究，2020（3）.

    [19]歐陽友權.也談網絡文學現實題材創作——以《網絡英雄傳Ⅱ：引力場》為例[J].南方文壇，2020（4）.

    [20]禹建湘.網絡文學虛擬美學的現實情懷[J].江海學刊，2020（3）.

    [21]黎楊全.開啟新媒介現實主義切近網絡文學發展實際[N].光明日報，2020-2-5（16）.

    [22]許苗苗.網絡文學：再次面對現實[J].中國文藝評論，2020（3）.

    [23]房偉.中國網絡文學之現實主義問題[N].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7-20（3）.

    [24]何弘.中國網絡文學發展現狀探析[J].人民論壇，2020（7下）.

    [25]周志雄，王婉波.網絡文學主流化傾向[J].江海學刊，2020（3）.

    [26]王峰.后人類狀況與文學理論新變[J].文藝爭鳴，2020（9）.

    [27]李強.作為數字人文思維的“網文算法”——以“明穿”小說為例[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8）.

    [28]高寒凝.網絡文學研究中的數字人文視野——以晉江文學城積分榜單及“清穿文”為例[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8）.

    [29]廖聲武，談海亮.走向計算主義：數據化與網絡文學業態的裂變[J].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7）.

    [30]黎楊全.網絡文學、本土經驗與新媒介文論中國話語的建構[J].文學評論，2020（6）.

    [31]程海威，歐陽友權.“網生文學批評”的話語權生成及其功能承載[J].中州學刊，2020（4）.

    [32]王小英.超級符號的建構：網絡文學IP跨界生長的機制[J].中州學刊，2020（7）.

    [33]李敏銳.消費文化語境與網絡文學生產的新變——基于注意力經濟視角的分析[J].學習與實踐，2020（3）.

    [34]王汝蕙.網絡文學IP電影改編的海外傳播與后現代美學景觀的呈現[J].文藝爭鳴，2020（7）.

    [35]林俊敏.網絡小說生產——一本書破解網絡小說密碼[M].廣州：花城出版社，2020.

    [36]叢新強.文化走出去的新載體——“網絡文學共同體”如何構建[J].人民論壇，2020（7下）.

    [37]周志強.制度的更新與精品創生[N].文藝報，2020-10-26（8）.

    [38]許道軍.網絡文學地理空間的想象邊界[N].文藝報，2020-6-19（8）.

    [39]桫欏.構建網絡文學高質量發展的倫理生態[N].中國藝術報，2020-10-12（3）.

    [40]劉奎.網絡文學經典化問題[J].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0（6）.

    [41]周志雄.網絡文學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8.

    [42]歐陽友權.當代中國網絡文學批評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

    [43]歐陽婷.基于“從上網開始，從閱讀出發”的理念——關于《當代中國網絡文學批評史》[N].光明日報，2020-8-5（16）.

    [44]張慧倫.網絡文學想象力的變奏——耽美“異托邦”建構探究[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20.

    [45]李靈靈.新媒體與中國網絡文學[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20.

    [本文系2018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網絡文學評價體系建構研究”（18ZDA283）階段性成果。]

    原刊于《中國圖書評論》2021年02期。

    本文系未編排稿，成稿請查閱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