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曾在1927年廣州市教育局主辦的夏期學術演講時進行學術演講《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后這篇文章被收入《而已集》。

    筆者查詢了一些文獻資料，了解到了魯迅先生作這篇演講的歷史背景，并由此出發大概對做這次演講的目的有了一些了解。

    1928年12月，魯迅曾在致友人陳睿信中說道：

    “其實在今筆墨生涯，亦殊非生活之道，以此得活者，豈誠學術才力有以致之歟？種種事故，綜錯滋多，雖曰著作，實處荊棘。弟在廣州之談魏晉事，蓋實有慨而言。“志大才疏”，哀北海之終不免也。邇來南朔奔波，所閱頗眾，聚感積慮，發為狂言”。

    魯迅先生自己也曾在題辭中說過，收入《而已集》的文章，只有“雜談”而已。于他自己而言，只有“而已”而已。

    且注釋中說道：“國民黨政府請魯迅公開演講，魯迅則在這次演講中曲折的對國民黨暴政作了揭露和諷刺。”

    由此可知，這應該不是一次純粹的學術演講，其中蘊含了對自身立場的宣告與對社會的內涵。

    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這篇演講中，魯迅先生開篇就講到了曹操。

    董卓黃巾大亂，且又在黨錮之后，曹操出來了。魯迅先生對曹操的評價是很高的。他認為“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曹操在治理方面尚刑名，在文章方面求清俊，在處事方面尚通脫，很大程度上影響、改變了當時的風氣。魯迅先生說：“我想他無論如何是一個精明的人，……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統統搜羅起來，省得他們跑在外面給他搗亂。所以他幬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別多。”但后來，曹操作為一個政治家，必然是不允許有人發表不同言論挑釁他的專權，威脅他的統治，動搖他的權威地位，這就造成了他與文人們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于是他就以不忠不孝的罪名殺了最活躍的孔融等人，于是當時的方士文士就只能通過吃藥（五石散）與喝酒來排遣心中感情，這里的藥與酒，成了在專制下文人生存的方式。

    這與魯迅先生所處的社會環境有很多相似之處。戰爭不斷，內憂外患，社會動蕩，前有段祺瑞政府造成的“三· 一八”慘案，后有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進行的包含“四· 一五”“七·一五”政變的清黨。魯迅先生在北平因為寫了《“碰壁”之后》、《并非閑話》、《流言和謊言》等極富戰斗力的文章和著名的祭文《記念劉和珍君》后，受到了北洋軍閥政府的通緝，與此同時也受到了南方國民政府的革命理念和美好愿景的吸引，于是決定南下，到廈大任職。兩個政府對比，高下立見，所以在最初魯迅先生確實是對蔣介石存在好感的。但隨著時局變換，蔣介石終究還是有權謀家、政治家的身份，他的所作所為讓魯迅先生對他的“濾鏡”破碎，使魯迅先生感到感到“我的一種妄想破滅了”。

    魯迅先生曾在文中講到了嵇康與阮籍。二人皆是竹林名士的代表。寧稼雨先生曾在《阮籍：痛苦煎熬中的自我超越》中講到，阮籍與嵇康在政治態度上是一致的，這個一致的基礎是他們在政治營壘上皆是司馬氏的反對者。魯迅先生說二人皆是舊時禮教的反對者，嵇康更甚。魯迅先生用二人的不服管教和嵇康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來告訴政府的當權者自己的態度。

    綜上所述，《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不是單純地介紹魏晉時期的事，他在字里行間影射了國民政府的暴行，曲折但辛辣的指出了國民政府無恥之行。同時也含蓄表明了自己對待國民黨政府的態度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