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鄉土作家或地方寫作的意義上來定位劉仁前的寫作的。沒到過江蘇興化，泰州，沒到過江蘇里下河地區的人可能對劉仁前還比較陌生，但到過這些地方的人就會吃驚于他的寫作對這里的人們，這里的讀者，這里的寫作者和文化人的影響。這里的讀者也知道外面的文學世界，知道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但是，從文學情感上，從寫作與閱讀的互動上，那都是非常遙遠的。而劉仁前不同，他就在他們身邊，他就在他們當中寫作，他們看著他成為了一個作家。更重要的是，劉仁前筆下的文學世界就是他們的生活，他們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看到了鄉里鄉親，看到了自己。近幾年來，我經常到劉仁前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去，跟那里的讀者和寫作者談論文學的事情，對此真的很有感慨。我沒有問過已進中年，有幾十年寫作史的劉仁前的文學理想，但我認為，作為一個作家，劉仁前是成功的并且是幸福的。他能切身地感受到讀者的依賴和信任，感受到自己文字力量和寫作的意義，在那里，他真的如魚得水。正是劉仁前以及他的同道們，令人驚訝地顯示了里下河地區旺盛的文學生命力。

    我覺得我們已經長久不從這個角度討論文學了。文學對普通民眾，對鄉土和地方變得遙遠了，對大眾來說，文學是別人的事。文學的活動，文學的研究，一切與文學有關的事都變現“勢利”了。文學有時就在比誰定的作品掙錢多，或者，比誰的作品“文學性”強，技術含量高，或者，比誰拿的獎多，拿的獎高。就是少有人去關心文學對身邊人的意義，關心普通民眾的文學權利。少有人關心一個地方，一個社區，還有沒有自己生根的文學，文學在這些地方和社區中還有沒有價值，有沒有參與到這些不同規模與層面的生命共同體的精神建構中。他們還有沒有自己的寫作者？社會的唯發展論、利益追逐與技術崇拜也在對文學產生影響。本來，以普通民眾和地方的文學生活為基礎，然后才有專業的寫作、高端的寫作和跨文化的寫作，這才是文學生態的常態，如果一個社會或時代忽視和輕視作為源頭的普通民眾與地方的文學存在，那文學必定根基不牢，后繼乏力，同時也是對文學作為一種精神生活方式的意義的抽空和削弱。

    現在，終于提到“藝術民主”了，提到民眾在文化中的“自我表現”了，我們能否從文化民生的角度討論一下文學的位置，將重心下移呢？

    應該向劉仁前們致敬，向這些堅持在地方，書寫地方的作家們致敬，他們是地方的文心和文脈。

    今年年初，劉仁前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了他的兩部長篇小說《香河》《浮城》，《香河》是第二版。這兩部作品都是寫他的家鄉里下河的。在我看來，兩部作品是一個系列，有著內存的聯系，《香河》的故事時間是在文革，但劉仁前不是寫文革，而是寫里下河的文化，寫里下河的風土人情。因此，作品是散文化的，除了柳家的故事外，幾乎再沒有什么完整的戲劇性的故事單元。劉仁前實際上是以里下河地區的節氣和農事為敘事線索的，一方面是里下河地區富有特征的生產方式，也就是亦農亦漁，一方面是這里的人們的生活方式，生老病死，婚嫁喜喪。自然與人文交織在一起。我們在小說中可以看到記憶里那個年代如大事記一般的重大事變，但也就僅此而已，外面的政治風云似乎未曾對這個從地貌上看似“鍋底”的小鄉村產生想象中的影響，人們一方面以普通話重復著上面的口號，一方面依然故我地以方言安排著自己亙古不變的生活。這種兩張皮的結構很有意味，我覺得這是劉仁前對中國鄉村生存方式的直觀寫照，至少，這是中國鄉村在近年城鎮化之前頑強的生命力和它對中國社會傳承與穩定的獨特貢獻。這其實就是社會學中大傳統與小傳統的關系。在最初的意義上，“大傳統”指的是以都市為中心，社會中少數上層士紳、知識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小傳統”則指散布在村落中多數農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在中國鄉村，來自城市的政治與權力并不如初始的那么強大，它們被鄉村的宗族力量、鄉規民俗和民間宗教等“小傳統”消解和重新表達。正如費孝通等所指出的，“鄉土中國”在長期的生存中生成出相當強大的自滿自足的具有抵御、同化、包容與自我修復功能的文化體制，相對于各個時期的國家制度生活，它們看似弱小，但實際上卻相當頑強，從而使中國的鄉土生活始終呈現二元并峙的、交融與妥協的局面。劉仁前用他的“香河村”敘事完整地呈現了在小傳統下安全而自足地運行的“鄉土中國”，也在后鄉土社會為人們留下了具有實證意義與方志價值的華東平原水鄉的典型風俗畫。

    《香河》結束的地方是《浮城》的開始。劉仁前的視點上移了，《香河》的視點是最基層的村子，而《浮城》的視點從村子到了鄉鎮，到了縣城，但它呈現的仍然是里下河地區的景觀，自然的、人文的和政治的。《香河》中青澀少年柳成蔭大學畢業后幾經磨煉，到了《浮城》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已經成了楚縣的縣委書記。所以，有出版商曾建議將作品按當下流行的“官場小說”來出版。這顯然是對作品的有意誤讀。《香河》與《浮城》在故事時間上的無縫對接不是偶然的，劉仁前顯然試圖給我們一個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完整的鄉村社會生態全景。所以，《浮城》并不是官場小說，它的著眼點是非政治學，而是鄉村社會學與文化學的，它延續了《香河》的美學風格與意義圖式。如果從官場小說的角度講，現在再回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沒有什么看點，因為現行的社會結構、政治生態與為官策略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作為一種生活記憶，中國最重要的基層政治標本，劉仁前的書寫仍然是有意義的。在與泰州朋友交談中，他們對揚州、泰州這個江蘇腹地行政區劃的變化，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本地區市縣發生的重大事件，比如《浮城》中寫到的興化百年一遇的洪水，對各市縣領導人的任職、起伏、命運和他們對地方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影響有著清晰的記憶。這是一種來自傳統的知識自覺與歷史思維，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集體記憶模式。這一點非常重要，在中國具有普遍的意義。在任何地方，它們都是話題。自古以來，一個地方的言說都是由這樣連續的“微觀政治史”構成的。不過，這些歷史、知識與記憶，這種“微觀政治史”以有別于“正史”和文書檔案的方式被傳播和書寫，它們被生活化、細節化、個體化、傳奇化和情感化了。其實，這也是小傳統對大傳統的一種解構和重塑。這樣的敘述還是一種策略，官員有時不過是一個符號，是一種敘事的線索，通過對農村與鄉鎮的政治人物的敘述，人們可以方便地將一個時期的生活整合串并，使本土歷史單元化，人們通過這樣的敘述進入富于本土特點的話語情境和交流空間，而個人的體驗和創造性也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融入其間。也因為《浮城》中類似的個人體驗和個人情懷，我曾經想從青春記憶與個體成長儀式上來討論它。作品中的許多故事和場景作為原型劉仁前都是親歷者，而那段歲月對作者來說是他成長和改變人生的關鍵時期，他不可能釋懷，遲早要以文字來紀念它。但是，由于文本的“客觀性”，我還是放棄了這一角度，對于里下河地區的讀者來說，它是一部斷代史，它以個體書寫的方式在為一個地方作傳。

    這樣，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縣級政治的許多故事，看到在當年鄉村還較為封閉、穩定的情形下的處理政治事務的方式方法。它不可能單純地在政治層面運作，必然牽涉到鄉村隱蔽的權力、宗族、人倫和復雜的人際關系。不管你在哪個位置，你都不可能只是一個官員，你被賦予了多種身份與角色。小說開始于柳成蔭從鄰縣調回自己的家鄉任縣委書記開始，這里是他的故鄉，他的父母和親戚，有他的同學，昔日的戀人，有他的老同事，老領導。每個官員和屬下都是有故事、有來歷的。柳成蔭的每步施政都要面對這些人與事。所以，劉仁前沒有把柳成蔭單純地作為一個“政治人”來刻畫，他也不可能這樣。于是，柳成蔭不能不與昔日的戀人陸小英重敘舊情，也不能不考慮到父母、熟人的感受，不能不與那么多關系和權力周旋，面對鄉親們的勞動與希望，他在洪水面前甚至喪失了“大局觀”，以悲劇的方式結束了在故鄉短暫的政治生涯。所以，與其說作品在寫柳成蔭，不如說是通過他展現那個年代里下河地區的風俗史和人情史。相較于《香河》的香河村，《浮城》的楚縣更為廣闊，劉仁前顯然是將它作為里下河風土的典型來書寫，因此，筆法與前者稍有不同，更硬朗，更概括。如果說前者以畫面和氣氛見長的話，后者則以線條知性為勝。

    結論和理由都是明擺的，劉仁前們的意義不僅是地方文學原創力的有力體現，更在于他們的書寫是故鄉的文學傳記。也許人們會質疑后現代社會地方性寫作的意義，但，第一，地方依然存在，經驗的差異依然存在；第二，地方性寫作作為一種地方文化生產的重要渠道，它構成了與“通用寫作”具有區別性特征的寫作類型與寫作風格；第三，就中國目前的地域文化與民間經驗而言，地方寫作顯示出保護與傳承傳統文化的重要性與緊迫性。文學的地方性寫作不是采風，不是他者的田野調查，不是奇異景觀的炫耀，而是由當地文人書寫和創造的當代經驗。所以，它在地方文化書寫的保真度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在地方文化精神的提升上具有親和性，它關涉到地方經驗的存留。我們的地方正在消失，城鎮化使傳統的鄉村趨于消亡，正因為如此，地方的想象、書寫和記憶的打撈就有了文化搶救一樣的意義。

    自古以來，中國就有地方寫作的偉大傳統。今天，仍然還有許多作家，主動或被動地放棄了更大的文學舞臺，專心地為自己的故鄉寫作。他們也許一輩子都寫不出偉大的作品，但在故鄉，他們的作品注定比那些偉大的作品流傳更久遠。

    （本文發表于2013年5月15日《文藝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