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倆一個星期都在學校閑逛，在大教室里聊天。學校的人少得可憐，她宿舍也只剩下她和冰冰兩個人了。

    非典不但沒有過去，而且愈演愈烈，傳言也日益增多增強起來。如某大學某教授猝死課堂，某宿舍全體患病無人生還等等之類的屢見不鮮。

    我校外出的學生更加少了，偶有兩個膽大妄為者也是捂上兩層口罩，噴的身上的酒精味道足以使人醉倒的程度才敢上車，上車后便拼命地擠向窗口，大開車窗，把臉對向窗外，連買票都不敢回過頭來，生怕一不小心，葬送了青春年華。

    當我們看到學校通知的時候，才更加認識的問題的嚴重性。學校通知我們馬上回家，如有特殊情況不回者也不準出校門，學校食堂商店全部關閉。回家者限三日內離開。

    這不是趕我們回家嗎？就是不想回，在學校也得餓死啊！我想起了文文的話，這次學校應該是怕擔責任，只要我們出了學校，死活就和學校無關了。我氣憤地把通知從墻上扯了下來，撕成碎片。遠遠一個保安揮舞著警棍呼喊著沖了過來，安航拉起我就跑。

    跑到安航宿舍。

    她小聲問我：“怎么辦啊？”

    我想了想，無奈地說：“還能怎么辦，回家唄！”

    我們相視而笑，笑中透著苦澀，透著惆悵，透著危險重重。所有人都知道，現在最危險的地方就是車上，更何況我和安航都是長途火車，被傳染的幾率是很高的，學校在這個時候把我們趕回家，無疑是讓我們鋌而走險。安航并沒有像我似的氣憤，我想她畢竟比我多呆一年，早已將這些看透，已經是司空見慣見怪不怪了。媽的！一群不是人的東西！詛咒你們統統得非典死掉，可無奈的是好人不長壽，禍害他媽的活千年！嗚！天沒天理，人沒人性！

    第二天，我們便都訂了車票，是同一天的，我比她晚兩個小時。

    當天晚上，我給龐浩打了電話，他說不能送我了，告訴我路上小心點。收拾東西的時候安航給我打電話問我要不要拿冬天的衣服，非典也不知道什么時候能過去啊！我愣了，然后和她說：“你家在海南，冬天也不冷，帶那么多干嗎啊？”

    她說到：“我知道，我說你呢！”

    我恍然說：“我不用，非典不會那么久的，放心吧！”掛了電話，我繼續收拾，不經意地把毛衣也塞到了包里，不由地擔心起來，漫無目的的遙遙無期，我真不知道這灰色時光還要過多久。天知道。

    “走吧！路上小心，別在火車上買東西吃。一定要戴口罩啊！四個小時換一次！別和人聊天，無聊就自己看書好了……”我對安航喋喋不休，火車已經開始轟鳴了。

    “行了行了，你怎么比我媽還嘮叨啊！”安航笑說。“再說這些話也應該是我和你說才對啊！你才經常沒事就亂買東西吃，瞎和人聊天呢！”

    “都一樣，都一樣，這不是你先走嗎，我就先和你說了！”我掩飾著內心的擔心和不安：“去吧，車快開了，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好了，我知道了，你就放心吧！”安航上了車，我轉身要走，忽然聽到她叫我：“你也小心點啊！給我打電話！”

    我沖她揮了揮手：“知道了！學姐！”

    她笑了，笑容里閃動著讓人留戀的東西。我心里酸酸的，想哭。安航揉著眼睛漸漸遠去了。

    火車上的氣氛并沒有想象中的壓抑，隔壁座位的一家三口在火車還沒有啟動的時候便開始吃喝起來，塞滿食物的嘴里含糊不清的嬉笑著說著什么自認為有趣的事。同整個車廂的靜寂和白色的口罩相比之下，他們顯得格格不入，但更像旅游的輕松心情使我們難耐的壓抑心情也緩解了幾分。

    車開了兩個小時后，他們吃完了東西，車廂里安靜下來。越來越悶熱的空氣使得有人摘下了口罩，但始終沒有人打破這沉靜。直到檢查體溫的乘務醫生到來，氣氛才緩和下來，她的大方幽默使我們放松了緊繃的神經，從開始有人躍躍欲試的和旁邊的人搭訕，發展到整個車廂沸騰起來僅僅用了幾分鐘而已。才知道大家都已經耐不住寂寞了，只是無人敢先出頭罷了，沒辦法誰叫咱都是中國人吶。

    夜深了，車廂里的人都昏昏欲睡，歪歪斜斜的靠在座位上。大多數人仍舊捂著悶熱的口罩，偶有幾個胖子的口罩掛在一只耳朵上隨火車的輕微顫動搖擺著。我給安航發著短信，都把手機調到了震動，生怕吵了大家的好夢。

    正當我也朦朦朧朧的時候，忽然車廂里亂作一團，嘈雜聲使我頓時清醒，才發現整個車廂的人都站了起來，向著車廂一頭張望。我成了這場突變中反應最慢的人，連忙問身邊的人出了什么事，他聲音很輕但很有威懾力——咱車廂發現一個非典！我只聽到“嗡”的一聲，耳朵變失聰了，然后大腦像被海浪沖洗過的沙灘，干干凈凈，一片灰白。

    我環顧身邊的乘友，臉上都寫著兩個字——驚慌！大家都知道這意味著什么：整個車廂的人都要被隔離。

    乘務員走了進來，提高嗓音喊到：“大家別慌！不是非典！是心臟病！”

    如同狂熱的球迷，在屏住呼吸，看著敵人前鋒帶球沖進我方禁區，起腳射門，卻被我方守門員撲住。眾人長吁一口氣，輕松愉快的紛紛坐回去，在虛驚一場后繼續膽戰心驚的觀看比賽。我后悔當初為何要買這張門票，痛苦的和時間掙扎。我甚至聽到有人在小聲祈禱，我沒有像往常的不屑與竊笑，而是有了種莫名的感激。

    凌晨，零下十五度。

    我到達了哈爾濱，原本答應要來接我的朋友，一個都沒有出現，陸續打電話告訴我一個理由：封校了，出不來。其實我從車站里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可以看出這里并沒有疫情，幾乎所有人都沒有戴口罩。

    我到了長途汽車站準備換車回家，原本熱情拉客的司機和乘務員見我都顯出了冷漠和避讓，瞬間的迷惑使我馬上意識到是口罩暴露了我的身份。我走到一個掛著通往我家牌子的車旁邊，問什么時候發車，乘務員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眼睛定格在我手里的口罩上，問道：“從哪來啊？”

    “北京。”

    “北京的不拉！”干脆的口氣，接著向我揮揮手，要我走開點。我剛想說他不能拒載時，他已經從我眼前蒸發了。我忍下火，發火不是聰明之舉，對待這群家伙要有點手段才好。

    于是我把口罩摘下來塞進口袋里，向另一輛車走去，乘務員從車上下來，依舊的上下打量一番，然后問道：“從哪來啊？”

    “沈陽。”

    “上車吧。”

    嘿嘿！傻瓜！真是好騙，跟我斗！哼哼！

    “什么時候發車啊？”

    “馬上就開了。”我上車等了一個小時后，車才啟動。我對這種車的時間概念早已習慣，無論什么時候乘客詢問發車時間，回答一律是：馬上！

    路上經過了無數次的停車檢查，我為了避免麻煩，就在體檢表上的出發地一欄統統填的是：沈陽。

    安全到家，父母對我的歸來很是驚喜。母親把我身上的衣服換下來馬上拿去洗了。我與父母聊了會兒天，便補充睡眠去了。本以為回家可以睡個安穩覺了，結果剛剛睡著就被叫醒，是小區的特派衛生員和人民醫院的一個大夫，來為我檢查身體，并給我一張體檢卡，讓我每天要打電話匯報體溫。

    我問電話費誰給報銷？

    倆人沒理我便匆匆離開了。

    我為醫院的動作迅速感到驚詫，想起一句話：不論多么先進的通訊設備，也比不上某些民族的口頭傳遞速度快。深刻體會到了它的現實意義，絕無夸張成分。

    航航，你還好嗎？我怎么這么快就開始想你了呢？還真是沒出息啊，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