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萍，我到上海了，和記憶中一樣，黃浦江邊依舊繁華，晚上燈火闌珊的，歌廳影院每個街道都有，等你來了一定要一起去看戲，那部《霸王別姬》真是好極了，聽說每場底下坐滿了洋人軍官，座無虛席。還有摩登發廊，你一直念叨著這個，我去瞧了，從里面走出來的小姐太太的發型可真是美極了，時髦的卷發是你最喜歡的，我一定帶你來這燙上最好看的卷發，穿上那身新式旗袍，好似已經望見你有多美麗了。我在上海盼望著你來。“

    君子

    1938年5月16日

    一封遠隔太平洋的“家書”捏在劉萍手中，講述著男友到達上海后簡單的出行生活，她逐字讀著，生怕遺漏有關千里之外的一字消息。紅燭微光遮掩在信紙后方，透出夾層的厚度，原來為躲避出城日本兵的檢查，郝君子只能用這種方式才能講這封真正的“家書”渡洋傳到女友手中。狹小的倉房堆滿了報紙，劉萍堪堪用幾個紙箱才臨時搭出小桌，供她方便閱讀。旁邊散落鋪平的報紙和一團堆在腳邊的散發出一種常年未見陽光而發霉的被子，這就是她晚上的住處。

    對著燭光將信紙邊緣撕開，這才看見一張薄紙夾在兩張信紙中間，劉萍不止的興奮，因為這是她數十年來與大陸聯系的真正的消息。她年幼喪親，只得跟著舅舅來到了東洋，即使在這參加了馬克思主義活動，出版了為躲避和平軍抓捕的作家們寫的國內“激進”報道，從他們口中了解些許情勢，但仍并未真正的知曉現在的中國是什么樣的。在她幼年零碎記憶里，從前軍閥紛亂不斷，即使家里從商有些許勢力，但父母仍死于其中，她雖能飽食，但街邊乞討人越來越多，后來軍閥進城后就好了，或許是趕到別處，亦或者是被殺了，總之小孩子時期的劉萍見到的都是騎著馬，腰側別著手槍，頭戴深綠硬挺軍帽的軍官，或者可能也是下面的兵卒，她分不清，因為每個人都氣勢洶洶，高于馬上審視著一切。

    再后來在東洋長大，用的是“洋貨“，讀的是高校，聽到的思想也是全世界傳播的，學到了這些，劉萍才意識到她待的中國社會是落后的，政治是腐敗的，思想的封建的。她仍念舊那塊土地，她見到了那些在街頭激昂演講救國之道的華人，才知道國人是有在進步的，心中那股不甘熱血在奮起，她也加入了為名族大義的行列。

    “這里路邊全是流民和餓死的人，全是日本兵沒有人管，我從未想過情形是如此的惡劣，站在這里我感受到的只有毫無生機的腐臭，更不用說內陸的處境了。我去了劇院，全是洋人辦的唱給洋人聽的，在這里不能革命，我要去能自由唱歌演戲寫作的地方，聽說新軍在上海有地下組織，我或許會去那，也算幾年在海外的革命找回組織了。不多敘述，這里很危險，每件東西帶出城都要被翻查，不要主動聯系我，等進了部隊安定下來自然會找你，身體康好，你一人也要好好地照顧報社，情勢危險注意收手，我不在更要注意安全，勿念。”

    微黃的燭光映在劉萍眉目間，深皺眉頭，她不是不擔心男友獨在的危險處地，但她更不能放下這里的擔子。劉萍想著，等這批報道發表出去，她也回國去，哪怕郝君子還未聯系她，也能回去自己找到革命道路，算是給二人多一個選擇，現在能做更多的只有祈禱郝君子能平安到部隊里去。

    輪船抵達黃浦江邊，郝君子滿身惆悵站在甲板上，一種難言寂寞充斥著十幾天的航行，沒有親人陪伴，沒有友人送行，沒有愛人身邊，只有獨自望著沖破海浪的另一端的大陸，那片從未踏上的土地。他出生在東洋，從未來過中國，對于這個陌生卻又常常在父母口中念叨的家鄉，他是期待的。爹娘不住的念叨著回家回家，但戰火紛爭，誰會放下這份富裕的安寧回去呢？于是這份思鄉也只能埋在郝君子的心底。自從跟愛人參加了文化革命，那份回國的念想愈演愈烈，他想看看這片土地到底是什么樣的。

    汽笛聲回蕩在港口，獨自下了船踏上陸地的那刻起，他意識到那些演講學生說的“革命道阻且長”是什么意思。破敗、腐臭、殘喘這些詞一下子襲涌在思維里，乞丐難民擠滿了街邊，堆坐著破爛到只剩幾根的草席，吃著不知何日的發霉的食物，或坐或躺，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熏臭的大街一下子被擠得只剩下中間車道。來往黃包夫拉著要趕往碼頭的先生小姐，雖未到盛夏，但汗巾仍濕的往下滴，一行一行的滴在飛奔的街上，又充斥著汗味。在車上的先生腳邊多放著皮革質地的箱子，襯衣領帶一絲不茍，正襟危坐在后頭，仿佛見不到街邊的糜爛氣息。一旁的女伴打扮時髦艷麗，絲綢的花紋小帽夾戴在精心燙卷的發型上，身上的旗袍都是最流行的款式，細致的妝容配上香薰香水，精致地能比得上那些時尚會，但一旁景象可實在煞風景了，腐爛的臭味里又夾雜著撲鼻的香水味。

    “真是資產階級！”郝君子拎著箱子，見到這樣的街道不由得臭罵，但不知道的是，這已經是上海較體面的大街了，郊外的路邊只剩下尸體和匆匆趕路的行人。對于上海的第一印象可不算好，只能進城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