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筆者目前掌握的材料，從學術上把“海洋自由”上升為美國外交政策原則地位，可能始于1905年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法教授約翰·B.摩爾(John Bassett Moore)出版的《美國外交的精神及成就》一書。在該書前言中，摩爾自陳撰書目的在于揭示美國堪稱具有“世界大國”風格的外交政策的根源，表達一種旗幟鮮明的“愛國主義自豪感”。他認為，美國外交的精神實質是“自由”，對“海洋自由”的追求即是自由精神的展現；海洋自由原則，連同中立貿易權、門羅主義等原則一起，不僅支持了世界上其他國家的自由和獨立事業，而且推動了國際關系的法制化和民主化，極大提升了美國外交的品格，使之與“自由和正義的事業攜手并進”，成為美國的大國力量之源，是“始終如一、完完全全和最高意義上的‘世界大國’”的精神保障。[58]摩爾對“海洋自由”的美國外交政策原則言之鑿鑿的界定，對美國堅持“海洋自由”原則之世界意義的肯定，順應了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美國崛起為世界大國，希望扮演更重要國際角色的民族主義心理，一經提出便風靡美國社會，確立了其獨特地位，深刻影響了美國外交史學的敘事結構。顯然，比米斯、薩維爾、拉帕波特等人從摩爾那里所接受的不僅是其外交政策研究的方法，而且包括其熱情洋溢的民族主義筆法，“海洋自由”在美國外交政策原則中的地位因而被進一步神圣化。

    本文對殖民地時期和革命時期美國開國先輩制定海上政策、推動國際條約簽訂的歷史考察，挑戰了這一民族主義敘事，揭示了這樣的歷史事實：就思想根源而言，作為美國外交政策原則的“海洋自由”并非美國革命一代人的原創，而是他們從歐洲“舶來”的——不僅“自由船只所載貨物自由”原則早就載入了歐洲國際條約，甚至美國人引以為傲的“海上私人財產豁免”原則也有著清晰可辨的歐洲思想根源。美國人的貢獻，無非是把后者引入現實國際政治之中，并將其轉化為國家外交政策原則。

    不可否認，“自由船只所載貨物自由”及“海上私人財產豁免”原則，尤其是后者帶有濃重的理想主義色彩，反映了啟蒙理性、古典自由主義對美國國父一代人的影響。這是帶有美國特色的海洋自由政策觀念產生的思想基礎。美國獨立建立在啟蒙思想的基礎上，美國國父一代成長于啟蒙時代，深受古典自由主義的影響。古典自由主義包含兩項基本原則——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政治自由涵蓋了天賦人權及政府必須保障個人自由等內容，而經濟自由則要求政府保障個人的財產權，以及自由貿易和自由創辦企業等經濟發展的權利。[59]古典自由主義的主要思想來源是約翰·洛克與亞當·斯密。洛克作為政治自由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提倡個人自由，認為每個人都擁有追求自由、平等和財產的權利，個人私有財產權神圣不可侵犯；在個人與政府間的關系上，洛克認為個人是第一位的，是本源與目的，社會和政府則是第二位的，是派生物與手段。洛克的著作提供了支撐美國建國元勛道德觀的三大重要支柱，即自然或自然神明、財產權或對幸福的追求，以及作為理性人的個人的尊嚴。[60]亞當·斯密是古典經濟學的鼻祖，他在《國富論》中首次系統地闡述了“自由貿易”理論，認為自由貿易將增加國家財富。斯密還提倡個人自由和自由競爭，并且反對政府干預私人經濟活動。美國早期眾多領導人與亞當·斯密處在同一個時代，對后者的理論并不陌生，認為“他的推理無可挑剔，合乎需要，符合我們的天性和愿望”。[61]《國富論》與美國《獨立宣言》都發表于1776年，它們所宣稱的理論觀點被稱為“1776年精神”，成為之后美國社會發展的信條，產生了持久的歷史影響�！丢毩⑿�言》把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宣布為平等的個人之不可剝奪的權利和不言而喻的真理，這種觀點顯然受到了洛克和斯密的深刻影響。而戰時海上私有財產豁免原則，正是《獨立宣言》精神和自由貿易理論順理成章、契合邏輯的衍生物。

    同時必須看到，“海上私人財產豁免”原則又是現實主義的產物。首先，它根植于美國濃厚的商業精神，反映了美國的商業利益訴求。美國從殖民地時代就是一個商業資本主義社會，商業精神根深蒂固。楊生茂先生指出：“美國的商業精神直接影響和決定了美國的外交政策，使之以維護商業資本的獨立發展為最終目標，以爭取海上自由、發展中立貿易為主要內容�！盵62]在此后的歷史發展中，商業資本發展至工業資本、信息資本，海上自由——包括為了實現和平貿易，美國公民、商品和船只可以自由地旅行至世界任何地方；所有海域、大洋和海峽，都不應該對美國船只封鎖；必須壓制海盜行為，在戰時對待中立船只方面，外國必須遵循國際法——始終是美國國家利益的主流。[63]此外，“海上私人財產豁免”原則基于中立國的國家角色定位，反映了美國初創之際海軍力量弱小的現實�；�于對歐洲傳統外交方式的反感和創造國際新秩序的革命理想，美國國父一代在革命時期就為新國家設定了中立國的國際角色定位，并把擴大商業以促進經濟繁榮確定為國家利益的主流追求。美國立國之初，海軍力量幾乎不存在，商船群體也處在成長過程中，與英國、荷蘭、法國等老牌海洋強國存在巨大的實力差距。為了保證本國海上貿易的自由進行，保持中立并提倡戰時海上私人財產豁免權，實為當時作為海軍小國的美國不得已的選擇，也是一種精明的選擇，有利于中立國在交戰國之間“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地大發戰爭之財。

    在獨立戰爭期間，美國開國一代為了把他們關于國家間關系和中立權利的理想付諸實踐，借鑒歷史上歐洲國家訂立雙邊條約的做法，開辟了把美國關于中立權利、海洋自由的理想和原則國際化的實踐路徑。格雷格·林特指出，美國國家實力的孱弱、對歐洲傳統外交方式的疏離、擴大商業以促進經濟繁榮的需要，以及對法律本身的有限認識，使得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外交政策成為唯一切實可行的選擇——唯有此種政策能夠實現利益與原則的統一，并形成國內共識。[64]的確，這一外交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表現在美國與法國、荷蘭、瑞典和普魯士等國達成了一批包含美國主張的雙邊友好通商條約，其結果便是“海上私人財產豁免”作為美國外交政策原則地位的進一步鞏固。

    但是，“海上私人財產豁免”原則說到底仍是一種海軍弱國的政策，是基于中立國國家角色定位的單純追求商業利益的政策主張。及至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美國經濟軍事實力急劇增強，馬漢的“海權論”橫空問世，強大海軍建設穩步推進，海上私人財產豁免原則已經不能適應美國利益全球化的新形勢，以及逐漸清晰的“世界領袖”的國際角色定位，其式微已成不可逆轉之勢。經過伍德羅·威爾遜和富蘭克林·羅斯福兩任總統的艱難重塑，“航行自由”逐漸取代“海上私人財產豁免”，成為美國海洋自由訴求的政策口號，美國海洋自由政策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65]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中國歷史研究院重大歷史問題研究專項2021年度重大招標項目“中國與現代太平洋世界關系研究(1500—1900)”(LSYZD21015)、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近代列強南海政策與中國海洋權益維護研究(1840—1949)”(2022&ZD232)與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美國與世界海洋自由歷史進程研究”(15BSS019)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