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中國的海洋書寫中，海洋是未知的、充滿危險的，因而常常是需要回避的。在這樣一種認知狀態中，陸地的穩定性構成了主人公身份認同的根基，大多數文學作品中的主人公追求穩定、規律和可控制的生活，總體來說表現出保守傾向。然而縱覽近年來福建海洋題材小說創作的發展趨勢，我們會發現，福建的海洋文學正在發生新變。這種海洋文學書寫是介于中國鄉土寫作與西方海洋書寫之間的另一種形態，可以稱之為“新海洋文學”。近些年來福建海洋題材小說創作深刻呈現了這種新變。

    這里所謂的新，首先是陸地意識和海洋意識融合而來的開放、包容態度。在中國當前的海洋寫作中，陸地雖然仍舊是構成主人公身份認同的基礎和重要前提，但海洋作為“他者”的形態存在，海洋的巨大在場性，構成了自我建構身份認同的重要參照：開放的“他者”之存在，對于建構“我者”之開放狀態必不可少，因此總體上就形成了開放、包容而又不具侵略或占有意識的海洋文學書寫傾向。比如陳毅達長篇小說《海邊春秋》，小說中嵐島和藍港村的自信、活力和未來，都是源于其背后的廣闊大陸的堅實存在，這是大陸和海洋之間的中間狀態，因而也具有了多重可能。因此不難看出，新的海洋文學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代呈現，也是新時代海洋意識的文學表達和新身份認同的建構方式。陸地意識是我們的根與魂，海洋意識是我們開放進取精神的方向，我們會向海洋的任何方向拓展我們的足跡，但我們也終究會回到大陸，或以陸地作為我們建構自身的前提。

    其次是海洋形象的重新建構。在新的海洋文學中，海洋不再是未知、暗藏危險之所在，而是具有無限可能，并不斷激起我們探索和認知的空間。李師江長篇小說《絲路古船》帶給我們這樣一種感受：海洋既是無拘無束的所在，也是自我主體性的充分彰顯。海洋也暗藏著對大陸的記憶，但常常只是作為記憶。海洋更多地意味著未來和可能，當然這種未來和可能也是以大陸的堅實和穩定為基礎的。

    第三，這里的“新”，還表現為掙脫陸地束縛的邊緣意識和反省精神。比如李師江長篇小說《黃金海岸》對疍民和厭倦陸地生活的老二的書寫，以及對以海洋為中介的流浪情結的書寫，都是新海洋文學呈現出來的新氣質。這也是對“中間狀態”的另一重表達，是對“主體間性”的表征。這樣的“主體間性”又有著明確指向，并沒有表現出去大陸的傾向，而是與陸地保持某種距離。這是一種自我反思和反省，和某種程度上的自覺。沉迷于陸地，會使我們產生保守心態；遠離陸地，又常常會表現出侵略和占有。新海洋文學的內在依然指向大陸，同時又是對大陸的重新審視。

    第四是對全球化意識的凸顯和對地方意識的重建。比如楊少衡長篇小說《石化島》寫到了全球化背景下，海島發展的趨同化現象：海島的海洋氣質漸漸消失，海島與陸地都呈現出了趨同化特點。在這一背景下，對全球化的反思和地方意識的重建就具有了新海洋文學的意味。這里的地方意識，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對海洋和鄉土的反向建構：海島既是全球化前沿陣地，同時也是鄉土、鄉俗甚至身份認同的根基所在。這部小說在最具流動性的空間中重建身份認同，其所謂新，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顯現出來的。

    第五是懷舊與先鋒的雙重風格變奏。這在須一瓜的《宣木瓜別墅》《五月與阿德》、劉岸的《子歸城·古城驛》、李秋沅的《看見滿天星》以及龔萬瑩的《島嶼的厝》等小說中都有呈現。在李秋沅和龔萬瑩的這兩部作品中，作為故事背景的鼓浪嶼，處在全球進程的共時性中，又蘊含著時間停滯的深厚記憶，有著某種揮之不去的懷舊氣息。

    新海洋文學與當代中國海洋意識的凸顯相伴隨，其包容性來源于“主體間性”，它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時代理念緊密相連，是一種多面向的文學形態，也是具有辯證法的新文學形態。我們呼喚更多更豐富的新時代新海洋文學作品的出現。欄目合辦中國藝術報社 福建省文聯

    （6月19日《中國藝術報》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