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謖教授在《慢速審美：詩意生存的坦途與歧途——兼與楊向榮教授商榷》一文中認為：“慢食運動，作為慢速審美的肇始，根本上源自意大利與美國兩種資本主義文化的不同，是對統治性的‘時間’價值體系的反思和反擊。它追求的不是一種反文化，而是一種微觀的‘時間政治’。就知識生產而言，慢速審美需要的不是技術而是思維術。楊向榮等學者集中在對加速的文學或哲學批判，但忽略了其間歐美社會生產方式的調整，而且，特征性指標的選擇是深化‘加速’研究亟待解決的問題。慢速審美可能走入‘向后看’、‘笛卡爾式’二元對立，以及學者與大眾之間不同的TCP/IP 協議模式等迷思和歧路，因此，保持包容和等待是從‘詩意的棲居’走向‘詩意生存’，實現慢速審美現代化的正確心態。”在筆者看來，這其中的深意不外乎有以下兩點：一是對外來的概念需要“在地性”的研究方式，而不能囫圇吞棗式的臆想；二是凡是與中國發生關聯的學術研究，須有“中國語境”作為前提，否則會犯前面同樣的錯誤。

    某種意義上，這兩種情形其實是學術教條主義的一體兩面。筆者圍繞張謖教授的觀點，并結合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實際，從世界性的“零工經濟”到本土化的“零工經濟”視角出發，探求休閑時光與“零工經濟”的適配關系。

    一、作為一種生產方式的零工經濟

    所謂零工經濟就是指那些已經演進到能夠支持這種獨立工作形式的公司和商業體系。很明顯，它指向的是一種經濟形態，作為一種新質生產力，它是數字經濟背景作為前提的，同時又具有數字化作為支撐的生產關系。它的核心是滿足個體的獨立工作，同時又有能支撐若干個個體進行獨立工作的數字平臺。這是工業4.0的基本路向和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商業模式。

    因此，工業4.0主要是關注互聯性，自動化，機器語言和實時數據。通過將物理生產和運營與智能化數字化技術、大數據和機器語言結合在一起，并實現制造企業的更優質的發展。某種意義上，零工經濟既是工業4.0本身，也是工業4.0的結果。與傳統工業形態不同的是，零工經濟強調人的獨立工作，當然這種形態是基于廣義基礎上的社會分工與生產行為。這也意味著勞動力市場呈現出更加多元和開放，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捆綁式就業或者集團化模式。

    建立在數字化機制上的零工經濟，重新建構一種人與人，人與平臺之間的連接模式，是世俗大工業的一種補充。在這重意義上，它更加凸顯個人的價值，滿足個人的獨立要求，也體現了新型勞動力市場的開放度和包容度。這也使得個人的技能變得異乎尋常的重要。

    因為“零工經濟是一種基于技能的經濟。新的勞動力市場不再只在乎學位、職稱和其他傳統的成功標志，而是更關注我們能為潛在雇主和客戶帶來哪些具體、可展示的技能和能力。此外，基于任期時間的就業體系也正在向基于技能轉變。”這與傳統勞動力市場以及企業HR對學位和頭銜的看重大打折扣。也就是說，這時候的勞動力個體已經把自己完全委身于勞動力市場，類似于裸奔。

    從生產力角度來說，勞動技能作為一種工具、手段直接決定了勞動者本人的謀生本領的高下。從發生學的角度來說，正是因為傳統大工業向數字互聯的轉型，創造了很多不依賴于傳統制造業的就業機會，這也使得有一技之長的年輕人獲得了就業渠道。而這種就業方式和謀生之道受到了年輕人的歡迎。

    目前，自由職業者大致可分為三類：SOHO族、MORE族、MO族。S0H0族起源于美國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末已風靡世界各發達地區和國家。自90年代初期登陸中國，便迅速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掀起一股旋風。世界上目前僅德國就有360萬人以S0H0方式工作。德國IBM公司有25%的員工在家里為公司工作。在美國現在已有3000萬人擁有了家居辦公室。S0H0族的出現標志著自由職業者一族的興起。

    誕生于20世紀90年代末美國硅谷地區的M0RE社區，也就是互動商務居住區，是2000年歐美地區從S0H0演變而成的全新社區概念，是S0H0族基于人性化的延伸，因此也被稱為“后S0H0時代”，更體現人權至上的人文精神。如果從自由職業的視角來看我們的家，那么我們的家至今已經經歷了三代：第一代是傳統的家，是為家人提供依靠的港灣，它是與工作完全脫離的。而MO是Mobile-Office（移動辦公）的英文縮寫，是現代白領一種全新的工作方式。全新的工作方式越來越深得年輕人的喜愛，這也從底層影響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重新適配。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于2016年6-7月在美國、英國、德國、瑞典、法國和西班牙進行了一項針對8000余人的在線調查，詢問了采訪對象過去12個月的收入來源（包括主要工作和其他帶來收入的活動）、未來工作展望和職業滿意度。綜合考察各國官方統計數據和其他第三方調研結果之后，麥肯錫發布了《獨立工作報告：選擇、需求和零工經濟》。下圖一為調查中想成為O2O自由職業者的原因。 圖二為O2O自由職業者的技能證書。（圖略）

    從圖一中看出，自由職業者主要考慮是還是自由支配自己的時間，其次是工作場所的自由，再其次就是收入。很明顯，能夠自由支配自己的時間是零工經濟獨立工作者的最主要的訴求。這也從生產方式上回答了當下很多年輕打工人如何在競速時代選擇自己能夠支配閑暇時光的一種選擇。社會滿足了這部分人的愿望，而且事實上，他們已經在這樣的社會機構中慢慢適應了其中的節奏，自然也會成為未來更多青年的一種工作方式。用人機構或者企業HR和獵頭公司隨著這種思潮也在應變，形成相互適配的互動機制。

    二、零工經濟的自由與數字勞工的焦慮  

    通常情形，注冊會計師、保險商、時裝設計、律師、環境工程師、計算機顧問、財務顧問、人員培訓師、媒體專家、攝影師、公關專業人士、自由撰稿人、保安人員、職業購物員、房地產代理、平面設計師、網頁設計師；珠寶、服裝、陶藝及各類工藝品設計人員、產品經銷、進出口貿易；音樂、繪畫從業員等，可以做自由白領。近年來，隨著互聯網及數字經濟的發展，在數字行業有很多自由職業者加入其中。這樣一來，就誕生了“數字勞工”這樣一個新范疇。

    所謂“數字勞工”（digital labour）又稱數字化勞動力，是數字內容商品化生產中的勞動主體。而馬里索爾·桑多瓦爾( Marisol Sandoval) 則將數字勞工定義為: 將 ICTs （筆者注：信息與通信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和數字技術作為生產資料的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包括生產者和使用者。在她看來，資本對 ICTs 和數字技術的吸納加速了資本主義的主要積累空間從“工廠車間”到以大都市寫字樓為主的“社會工廠”的轉變過程。顯然，西方學者對“數字勞工”的定義要比中國本土學者的定義嚴密得多。實際情形也說明了中國現實語境中本土學者相對比較窄化。但無論是西方學者還是本土學者，都將“數字勞工”納入到研究視野中。

    整個專業人才市場可以被視作一個金字塔（圖三略）。在底端有無數的數字平臺和獵頭公司提供著技術含量低、報酬少的商品化工作機會。第二層則包含了需要更多技能和專業性的平臺，例如為司機、藝人、通信工作者和文案人員而設的平臺。這里的競爭來自專業獵頭公司，有時也來自自由職業者本人。最高層梯隊則是高薪零工。這一層次的數字匹配平臺相對較少，并且包括了一些高度專業化的競爭者。專業咨詢機構也參與了競爭。最重要的是，自由職業者因其自寶貴的專業技能而同時成為這些公司想要挖掘的資源和它們的競爭對手。從圖中我們不難看出，數字人才是獨立工作者中成分占比比較大的群體，這也意味著，數字勞工問題會困擾著他們。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傳播領域的應用和延伸，始終秉持著其母體學科的基本理論出發點之一，即將勞動視為價值的源頭，并將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理解建立在資本對勞動力剩余價值的剝削之上，這種理解脫胎于傳統生產勞動，延伸到知識勞動，繼而擴展至數字勞動。他們將制造和服務業中的數字勞工、媒介產業中的數字勞工、產消合一者和玩工以及數字經濟中的勞工組織四個方面梳理全球數字勞工研究的政治經濟學進路和最新成果。這基本上包含了金字塔形中的數字產業體系，當然，這也完全適用于中國本土實踐，這又回到了一個古老的問題邏輯，舊問題還沒有解決，新的問題又來了。甚至可以說，享受著數字技術帶來便捷的一部分人與數字產業中的打工人是分別的兩群人，反過來說，享有休閑時光的那一群人有可能是對于數字勞工的雇傭勞動，或者是數字打工人在用自己的技能獲得休閑的時間。本質上都沒有脫離一種工業化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不過勞動工具發生了變化，勞動生產力也得到了提高，但是勞動對象本質上并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這也意味著，詩意的生存與詩意的棲居一樣具有很漫長的道路。

    三、結語

    所謂“慢速審美”在現實語境中依然是比較稀缺的，即使有零工經濟這樣的新的生產方式，也就是用技能（金錢）換取所謂的時間，但是本質上獨立工作者仍面臨著工作不穩定、甚至缺少工作安全感的困擾，其次是數字勞工的不平等待遇，尤其在數字勞動法還不健全的環境下，他們的生存境遇與工作環境的壓迫都使得他們即使有相對寬裕的自由支配的時間，但是對于審美這樣的高級情感活動來說，依然顯得比較遙遠和奢侈。

    （作者系廣州大學中國文藝國際傳播研究中心 研究員 吳長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