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剛急切地問我廣告有沒有著落，我說最近版面緊張，一有機會就上，張五剛對我的謊言顯然是相信的。我從包里掏出信封和信紙，還故意放兩本到木柜子里。張五剛說我不在家的幾天，上門登記的人絡繹不絕，說著拿出記錄本。果然不錯，有附近鄉鎮的，也有本鎮村民的。我將他們的情況分門別類，針對不同的人給他們組織好看的文字描述，然后集中發布。我們的征婚廣告以前大都發在婚姻家庭類的雜志上，現在看這些雜志的人越來越少，而看電視劇的人多。縣級電視臺的游動字幕成為我們的首選，張五剛除了接待大齡青年，還要不斷和電視臺廣告部簽合同。現在的電視臺離開了醫藥廣告和我們這些廣告它混個吊，張五剛一到電視臺，人家把他當香牛捧，難怪鎮上的許麻子咒罵他大專畢業的兒子沒出息。不識幾個大字，拖眼淚滴鼻涕的張五剛都成了大好佬，那么多人巴結他，據說還搞了不少女人，這是什么世道！許麻子手里的麻將動不動把桌子敲得丁丁冬冬地響，直到激起了麻友的反感，他才停止牢騷。

    我要張五剛買電腦，人家外面全用電腦打印了，什么年代了，我們還在用原始的鐵筆刻鋼板。張五剛對我的建議很重視，馬上答應我去買。這樣，我就有借口溜到對面的“小紅打印社”學打字，店老板叫徐應紅，鎮中畢業的，比我大三歲。鎮上幾家打印店就算徐應紅的生意最好，幾家搞沙石鋼材批發的，廣告一年貼到頭。

    聽說你去北京了，帶了幾個姑娘回來？我說人家北京姑娘那個愿意到我們這個鬼地方來。那你去干什么？徐應紅問得很認真，我說看一個北京的朋友。乖乖，你還有朋友在北京。我說到北京打工的可多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徐應紅特意為我搬來了一臺老式的電腦，插上電源，噪音特別大。我說你有沒有比這更好一點的。她抿嘴一笑，拍拍我的肩膀，說練習要多好的干嗎？這女人一點不像以前了。

    徐應紅曾被我堂哥追過一陣子，后來不知怎么放棄了。我曾給他們帶過情書，偷偷地拆過他們的信，那話說的，看得我臉都紅。后來徐應紅走進了我的夢里。那時徐應紅看到我不敢抬頭，我看見她頭更不敢抬。我們每個人的心里都有自己的秘密。

    徐應紅非要我說出向陽是男是女，我說是男的，她不相信。她說你們這些征婚專家都是情場高手，怎么可能做沒有經濟效益的事。我練了一個小時，也沒摸出五筆字型到底有什么規律。徐應紅眼睛一瞄，雙手噼劈啪啪地敲擊鍵盤。幾個指頭不停地變化著，若即若離，瞬間形成的美麗弧線像是幻化中的仙鏡，那動作讓我久久回味。我想如果那個女人在男人的身邊以這樣的方式出現，那是最美妙不過的。

    張五剛大開嗓門喊我接電話，我正和徐應紅開玩笑。剛生了孩子的婦女，身上還散發著奶香，胸口鼓脹著，一碰還濕濕的。以前，小鎮上的婦女不戴胸罩，奶水常常影透了襯衫。現在時興穿胸罩，也就避免了這樣的尷尬。任你怎么抓她兩個碩大的乳房，也不會濕了她的門面，只是瘋了一樣的狂笑。

    “北京來的，快些！”張五剛一邊用弊腳的普通話穩住對方，一面聲嘶力竭地喊我。我抓過電話直接問向陽，那份新上的雜志有沒有出來，向陽說快了，合同簽了，交了三萬押金，辦公地在海淀區的廠洼。我問雜志怎么定位的，他說是青少年情感類的，絕對好看，有個姓肖的名流任主筆。我故意大聲說，我那廣告全拜托你了。向陽說你再等等吧！我明白他說的意思。我們的談話，張五剛全聽到了。聽到就聽到，我說這么大的聲就是讓他聽到的。也許聲音真的太大了，徐應紅隔著一條街看我接電話，頭都伸出了門。

    向陽不斷給我寄材料，都是出版信息之類的東西。我也只是看一下而已，統統塞進了抽屜。這些對于張五剛都是秘密。時間長了，我感到實在有些對不起向陽，光打雷不下雨，誰有這個耐心。向陽肯定相信我有能力拉上幾個校長到《四方》上去登廣告，或是做學校專刊。我是給鎮中寫過不少宣傳材料，校長是我表哥。我希望表哥盡快升，升到局長才好。我跟向陽也吹過這層關系。

    表哥對學校辦公室主任寫的東西不滿意。我曾替兩家個體老板寫過材料。鎮上的人都以為我是寫公文的好手，有些村民要上訪，連夜請我寫材料，為此我還得罪了干部。趙主任過年過節給我捎上兩條煙什么的，我那好意思要，他硬塞給我。“你就收下，忙起來的話，我們還請你寫材料。”趙主任這樣說。年底總結他一般都讓我寫。表哥怎么知道他在大會上讀的那些的東西是我寫的呢？我不能把實情告訴他，老趙是我初中三年的語文老師，用他的話說，我是他培養出來的唯一寫手。何況他的妹夫還是鎮里的人大副主席，再無知，我也不能不顧這層關系。

    我怎么能跟趙主任說宣傳這事，根本就開不了口，花公家錢給自己親戚貼金，這是明的授人以柄。即使繞過趙主任，宣傳費發票還得從趙主任的手里走，財務就這么硬性規定的。

    向陽說，跑成一個合作單位可以給我三分之一的提成。發行太麻煩，線長，帳難要。我說這還不是關鍵，現在老百姓對學校的意見很大，尤其是亂收費。校長情愿請你吃吃喝喝，誰也不會傻到愿意為些小利去冒政治風險。

    聽說建工作站需要報批，我悄悄電話咨詢了市新聞出版局，接電話的那個人明確告訴我，成立發行工作站必須要審批，否則就是非法，一套流程說了半天，他前說我后忘，大概除了進行行政審批還要到省里備案。這比婚介手續復雜多了。向陽三天兩頭給我電話，一打就是半小時。張五剛并不反感我們之間通電話，有時還插上兩句，諸如邀其到小鎮來玩之類的客套話。每次電話，向陽都要在我面前說王主任和他有多么的鐵，王對他有知遇之恩云云。

    我一直不能理解向陽為何與他父親關系處得那么僵。

    對于一個世代行醫的家庭來說，總希望培養出一個續任的人來秉承家風，向陽的父親因為中醫水平的高超頗受當地人的尊重，因此，他的觀念大概和這種傳統有關。向陽說他一點不喜歡這種傳統，他喜歡出遠門，喜歡冒險。傳統的父親自然不能容忍這一切，于是就吵，再到水火不相容，甚至發展到互不承認對方的存在的份上。向陽說他承包過農場，結果被和他合伙的連襟騙得一敗涂地，連滾帶跑逃出新疆。通州政府招待所的夜是不寐的夜。我一點也不懷疑他說的那些話，反而對他的經歷有了強烈的興趣。我以為他到北京似乎有了一層悲壯的傳奇意味。相比之下我的生活太簡單，簡單得乏味。向陽的背后似乎隱藏著一段難以言說的滄桑。

    我在去北京前從沒單獨出過遠門，在學校里膽子也小，那些年流行武俠和瓊瑤，老師說那些東西不是好東西，我規規矩矩地聽老師的話，從不碰這些東西。我就讀的職業高中在鄉下，大家嫌寂寞，偶爾趁夜黑，干些偷雞摸狗的勾當，比如梨園和瓜地，帶毛的黑狗肉，這些東西常常塞在床底的木箱內，分給我的也僅是我幫著打雜的一份，這也算是照顧的了。好在這些懦弱的東西沒有影響到我在張五剛心中的形象。向陽的出現正慢慢改變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