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老了，脾氣越來越不好。一點雞毛蒜皮的事都上火，鄉土管所的人看中了我家后面近臨公路的一塊地，說是要開發。爹不同意，土管所一個干事強行丈量。一怒之下，爹用扁擔砍了那人。頓時血流如注，場面極為慘厲。派出所抓了爹，娘哭著讓我想想辦法。我“撲通”給張五剛下了跪。我說我劉訊東是知恩圖報的人，無論那一天不會忘記你的救命之恩，因為只有他熟悉電視臺的記者。這種事也只有記者介入才能有所明了，娘連夜湊齊了兩萬塊錢，我把它交給了張五剛。張五剛二話沒說叫了還小群的車，連夜去了縣城。

    爹回來了，地還是我們家種著。兩萬塊錢所剩無幾，娘說只要人回來，我們再慢慢掙！老百姓議論紛紛，說我家北京有人，得虧了人家幫忙，不然要住十年牢。有的說，老劉沒有這個底氣，怎么敢掄扁擔。更有甚者將我吹上了天，劉訊東有本事，認識北京的一個大官，兩人關系特好，每年都有來往。管他們說什么，我要感謝的是張五剛。

    張五剛的全部精力都投到工作站上，婚介所生意一落千丈，夫妻倆經常拌嘴吵架。后來，張五剛莫名其妙地停了我的工資。差不多有兩個月我沒有領過工資了，我有些撐不住了。老實說，沒有業務，婚介也好，工作站也好，等于是名存實亡。張五剛跑廣告的水平的確比我高，因為事先也沒有具體合同，到最后是各人掙各人的，對他的那一份我沒有理由眼紅。一夜之間，我在不聲不響中下了崗，很難說這里面有沒有張五剛的預謀。前因后果，分明是我將張五剛的婚介所推到了倒閉的邊緣。這樣的結果是我未曾預料到的，張五剛老婆肯定恨我了，不知他有沒有恨我？

    離開張五剛是我唯一的一條路，張五剛沒有像以前那樣熱情地挽留我。可以說張五剛現在與我沒有一點關系了。作為朋友和有恩于我家的人，無論出于那方面的道義，他的行為永遠是一個秘密，我是不能說出去的，包括對向陽我什么都不能說。

    我盡可能地留意了每天到達小鎮的報紙，關心起我以前從來都不看的招聘廣告，看了那些廣告，我才明白學歷對于我意味著什么，而這些在以往平靜的生活里無論如何也不會讓我感到有危機感的。

    就像新聞中的那個人物，當年舉報禽流感的第一人誰也不會想到，就在舉報的路上，有一天他成了階下囚。是命運捉弄人，還是他一開始就走上了一條荒謬的路而不能自拔。這樣的情形，精彩的往往不是法官的判詞，也不是新聞本身的描述，而在于結果的離奇和荒謬。

    北京又有一家雜志招聘地方發行員，我想再試試。向陽聽說我要去北京很是高興，說他正好要搞一個活動，關于 “新課程改革”方面的。

    一樣的列車，一樣的黑夜。我習慣了這樣的夜，只是不像在南京街頭盲目地的轉悠。早晨五﹑六點種的賓館還是死一般的沉寂，保安大衣蒙頭，呼呼大睡。我敲開賓館客房粘著“組委會”字樣的門，一個瘦弱的中年人開的門，腳上汲著一雙大拖鞋，走起路來吧嗒﹑吧嗒的響。房間里黑洞洞的，好象有好幾人擠著。我說我是向陽的朋友，他熱情地帶我到隔壁的一間房，一個光頭很高興地拿出簽到薄和會計發票。我說要登記嗎？光頭說要登記的，我報上姓名，他又打開一本發票。不好，大概他們以為我是來參加會議的。情急之中，我說我來找向陽的，不是開會的。瘦子和光頭都楞了一下，光頭說向陽不在。電話里向陽說他在通州的宿舍里，天亮才能到豐臺的會議點。

    我正與瘦子道別，一個操外地口音的婦女吵上來了，她嚷著退費回家。瘦子撇開我，忙不迭地說，專家就來了，就來了。婦女仍不罷休，什么專家？我不參加了，我不參加了。賓館里一下子熱鬧了起來，好幾個人都嚷著要退費，任憑光頭再怎么解釋，那婦女就是不依，嚷著要報警。瘦子說方言，嘰里咕嚕一通，訕訕地退下忙其他的去了。沒有任何人再注意到我的存在，我一人獨自又沖進北方的嚴寒中。就在距離賓館不遠的地方，我找了一家招待所快活地酣睡了一覺。

    醒來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了，向陽居然摸到了招待所。我什么也沒提，瞅他的臉，他比我在南京見到他時更瘦了，眼眶都明顯陷進去了。我請向陽吃飯，他偏要埋單，我堅決推辭了。結帳的時候他就站在我身邊，手往衣服口袋里伸，伸了一氣，終于摸出一張五十的出來，我接過了服務員的發票，他手里仍攥著那張五十塊的紙幣。

    天完全黑了，燈火燦爛的北京顯得更加神秘與超然。向陽和我爬上一輛破的300路公交車，車上很多的人，走了大半個三環來到潘家園。住在高層公寓里的王主任在電梯門口正等著我們，我給王主任帶上兩包蘇北的鹽蒿干。娘說這東西降血脂，帶給你北京的朋友。

    在往回走的路上，向陽說他要到賓館看看來開會的老師。我說好吧！一眨眼工夫他就消失在亮如白晝的夜幕中。第二天的《華夏晨報》刊登了一則消息：本報訊，一起打著教育培訓旗號的詐騙團伙昨被北京警方一舉端掉。27日晚，位于豐臺區康莊里的北京龍源賓館發生一起群眾騷亂，接到群眾舉報，三里河派出所立即出動民警趕赴現場，并控制了局面。經調查，無業人員郭玉才﹑周志飛伙同他人未經如何審批，冒用中央事業單位的名義在全國各大媒體上發布教育培訓廣告，致使全國近百位教師上當受騙。犯罪嫌疑人無視受騙教師提出退款的合理要求，采取恐嚇和威脅手段致使局面一度混亂。目前，警方正對此事進一步深入細致地的調查。本報將繼續關注本案的進展。（記者梁為華）

    我打向陽的電話，無人接聽。后來干脆成了空號。

    一年后，我和一群民工一道來到朝思暮想的北京，早上從順義的出租屋往城里趕，傍晚再從城里跑順義。我還結識了一個湖北的女孩，后來我們索性同居了。每天回來，我都問她有向陽的電話嗎？女友問我向陽是誰？我說是我在北京要好的朋友，她說那你就請向陽來我們這喝酒吧，我說一定請他來。我真的想向陽，我給《四方》雜志社打電話，接電話的人說，此人早不在這里了。我輾轉找到王主任的電話，他說他現在調到出版集團了。向陽呢？向陽跑了，連雜志社一萬多元發行費也跟他一起跑了。王主任平淡地說。

    在北京久了，我幾乎很難遇到張五剛，雖說我暗地里打聽過家鄉人有關他的傳聞，比如行騙被人打了，比如被出版部門查處，甚至坐牢，但一直沒有準確的答復，好象并沒有人注意到他。張五剛是我家的恩人，我一定邀請他到北京來，我還會告訴他北京的向陽也在邀請他。          

    我相信向陽依然在北京，我在北京一定還能遇到他. 

    2006．7．24拂曉  9．15于南京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