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這幢樓的電梯一直有意見。電梯里除了開合的門面沒有廣告的畫框，其余三面不是汽車就是化妝品廣告，廣告換得很勤，大概半個月就換一次。畫框做得很精致，四圍鑲著花邊，有些古典的意味。進出電梯的人大都神色都比較凝重，在未進入之前還些嘻嘻哈哈，一進入電梯就像是換了個人似的，空氣都凝固了，只聽見升降機上下呼呼的聲音。特別是遇到異性混雜在一起的時候，大家都很馴服地鉆在一個雙向行進的鐵籠里，本是有很好的機會近距離接觸那些夢寐以求的人，偏偏人很怪，要是已經看了一眼就不好意思再看第二眼，于是大家的視線往往會投向那些廣告。廣告避免了許多不必要尷尬，尤其是夏天。我住在20樓，平均一天上下六次電梯，一次看100秒，每天看600秒，一個月18000秒。那些廣告在眾人的目光里終不見灼化掉。除了我上面提到的汽車、化妝品，還有銀行信用卡、電信資訊、商場內衣降價、演藝信息等等，依然很光鮮。

    我留心了這幾天的演藝信息，剛剛結束了劉若英的——“你也在這個城市”演唱會，又來了京劇“白毛女”。對了，我還真去了五臺山體育館，它離我這兒很近，江蘇“南鋼”與廣東“宏遠”的男籃比賽在那里剛舉行一場決賽，那里的草木都沾染上了娛樂的氣息。

    刀郎這個月也要來的，也在五臺山體育館舉行他的演唱會。我喜歡刀郎的歌，比如《2002年的第一場雪》、《情人》，可別小視了他的嗓音，它有徹底的一種撕裂感，從心底里撕裂。就像那年流行的“狼文化”一們，不僅僅是懷念，也不僅是圖騰崇拜，是一種歇斯底里的參與和救贖。

    這些活動與周圍幾所大學密切關聯看，現在的大學生精神上就缺這些，像他們這樣高素質的觀眾現在還真不多了，廣告商盯上這個特殊的消費群體也見怪不怪了，可惜廣告商又高估了一個事實，他們現在也是弱的，有錢才有種。

    平時，我們公寓樓里是很安靜的，博士住在高層，碩十在底層。大家幾乎很少開門。聽課的心去聽課，沒課的待在圖書館。這當中有好多人都是上歲數的人了，回爐學習很不容易，大家似乎對學習表現出極大的熱情，什么知識政治，知識經濟，知識權力，反正知識與很多東西關聯著，難怪那么多人往這樓里鉆呢。

    和我住在一間的劉博士也來自陜西，對于我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碩士的自由撰稿人來說，走進這個人群真有點如鯁在喉，那些與我有關的或是與我無關的人都會用知識者的眼光看我。我借了我遠房一個表叔的光，是他將我安排住進了公寓，這才有了接近高學歷人群的可能。

    我會經常出去流竄的，除了趕些飯局，參加一些球賽和演唱會之類的時尚活動外，還定期趕赴幾個文友組織的所謂“我們”的詩歌會，我根本不懂詩，每次只是裝模作樣的聽他們神侃，經常會不知不覺地睡著了，他們才不管這些，只要每次我能去。其中一個叫黃進的為人不錯，吃飯的錢經常是他掏，別看他小分頭，腦袋光光的，做起詩來人精一個，家里的爛稿子就像農民裝滿糧食的麻袋能用大秤稱。黃進說我們學校女生多，可以把活動放在我們學校，我說我與那學校沒有一點關系。偶爾他到我們公寓看我，自然也認識了劉博士。我們在一起喝過兩三頓白灑。

    劉博士平時難得喝酒，喝酒必醉，興起來的時候壓都壓不住他，我怕和他喝酒，黃進就不一樣了，好客，常常把劉博士灌醉，劉博士一醉，什么話都能說。每次醉酒我就懷疑他這個博士的真假，黃進劈頭蓋臉罵了我一頓，說我犯了低等錯誤，博士與醉酒有什么關系，照你這么說博士就沒有人正常的性情了，說醉話又有什么關系，我受不了他倆你一來我一往的胡話，發誓再也不想和他們一起喝酒。

    劉博士一個做他們老家那個縣組織部工作的學生到南京出差，順便看他，拎來不少他家鄉產的獼猴桃。看老師不算還要請老師吃飯，我也去了。飯局檔次確實不低，就在夫子廟的“慶元樓”，那地方曖昧，俯看“秦淮河”槳聲燈影，遠看紫金山影影綽綽，秦虹社區舉辦的文化活動剛剛開始，老太太們舞起的大扇子“啪、啪、啪”地響，那陣勢不免讓人想起“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的陣勢。劉博士有些激動，我不知道他以前有沒有講過這種檔次的飯店，我注意他在賓館的吧臺前逗留了一會，愣著數有幾顆星，嘴里還嘟噥了什么，服務小姐笑盈盈問他需要什么服務。

    他這個學生對他是真的尊重，一口一個老師，這個學生醉勤，也喊我博士，我說我不是博士，他說我謙虛，我解釋也沒用，博士就博士吧。酒好，菜好，劉博士高興，多喝了兩杯，我知道他已經微醉了，擔心他再說些什么，說得好罷了，算你有本事，說得不上路子會在學生心里掉價，今非昔比了，就算你劉博士性情沒變，人家學生現在不同了，我看菜上得也差不多了便示意劉博士散席，這回他也聽話，歪歪扭扭的站起來，學生一直把我們送到賓館門口，還叫來一輛出租車，大家揮手作別！

    我感慨啊！做教師最大的幸福就是培養出幾個有出息的學生，師以生為榮啊！

    我正發著感慨和宏論，突然劉博士叫了一聲，“回慶元樓”，司機有些為難，以為他在說酒話，我說的哥你別理他，司機提速，“我有急事”，劉博士說得有些含糊，但很果斷。嘴里好象又在嘟噥。我一看今天這架勢不對，“的哥，可能他真有事，你掉頭吧。”的哥聽我的話減速掉頭，用了差不多的時間又把我們送到“慶元樓”。我說老劉你有事，是包丟了，還是魂掉了，這個地方你消費得起嗎？我以為他想小姐了。劉博士面向燈光，咧開他的嘴，酒氣沖人。

    媽呀，嚇我一跳，劉博士嘴里有一個大大的黑洞。你還不和我一起找，他說。我說你這是怎么啦。他低聲說，別嚷嚷，還不快找。我真的不知要找什么？

    牙啊！我說吃頓飯怎么把牙吃掉了呢？嗨！現在別提這個了，找呀！我說這東西到哪兒找去。劉博士說，不找明天我怎么能見人，就是今晚想補也來不急，牙醫早關門了。

    他低著頭，像是電影里的云南邊境探地雷的戰士，就差手里沒有握著長桿探雷針了，見我們貓著腰，門廳的服務生走出來，關切地問丟了什么。劉博士聳了聳身子說，“耳環”，不，“戒子”。說話時牙齒關不住風，只能含糊地說了前兩個字，后面“子”音根本就沒發得出來。我說是“戒子”，什么“戒”，服務生這才走開。

    他在上車的地方反復模擬了好幾次。那情景使我想起了一篇叫《測謊記》的小說。它說“偵破學上有一派理論，非常重視現場復原，很多疑難案件都是通過現場復制找出珠絲馬跡，最后破案的。因為從理論上說，世界上沒有破不了的案子，只有勘察不到位的現場”。小說是寫一個叫楊柳的緝毒警察和她的老公郎京生的愛情危機，敘說了關于疑難、抉擇、和行動的意義結構。我胡亂地把楊柳、郎京生和劉博士這兩組毫無關系的人扯在了一起。

    “找到了！”劉博士發出了瘋狂的驚呼聲，使得走路的男女都禁不住掉過頭來。黃進這時候來了電話，說要請我去喝生啤吃龍蝦，我說好。劉博士不去，我說阿劉你不去就先回宿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