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適逢夏至剛過，身體調理一番，尚對上部作品有所回味留連，不過一切向前看，由悠遠的歷史，轉到近眼前歷歷在目、仿如昨天的歷史。我鐘情于這個城市的厚重感，它的紛繁蕪雜，大氣磅礴，舊影新題，浩蕩變遷。僅以個人和身邊的人物的喜怒哀樂、生活奮斗、愛恨情仇，反映一個時代，一個都市，一個蓬勃發展的歷史——筆者）

    京東北，密云水庫南岸，灰色的浩淼水波與漫天飄灑的紅色黃色和綠色交雜的落葉，以及瑟瑟輕起的風，構成了一幅燕京初秋的畫卷。

    在一棟依山坡而建，可俯瞰煙水天色的別墅平臺上，亦增正坐在露臺桌前，點起一支薄荷煙，品著原味的苦咖啡，凝望著遠方浩蕩的瀲滟與浮云，目光平靜而深邃，內心則思緒翻涌，跨越時空，回到了往昔時刻……

    亦增的祖輩，在久遠的歲月中，是否曾經經歷過遷徙，就像那山西洪洞大槐樹，開枝散葉，分布四方，已經無從查勘。北方普通人家，也沒有修家譜、建宗族祠堂的習慣。與家族有關的津津樂道的歷史，多半還是因為亦增的母親一系，以前老家世居河北滿城，與那西漢時期的中山靖王劉勝，有著無法言說的傳承關系。燕趙大地，畫角聲中，牧馬農耕頻來去，歷史變遷，誰又能說得清呢？

    從祖上而論，亦增父親一脈，屬于冀東南。后來曾經有過一個著名的飲料品牌“旭日升”。而在解放前，都是務農人家。只不過在亦增祖父，甚至更上一輩的親眷當中，也有并不務農，而外出幫工，給人做學徒伙計的，雖然未能大富，倒比純粹耕田，似乎收入多些，但也將就。后來，亦增祖父兄弟三人，輾轉到了外地，有的定居天津衛，有的在北京過活，而亦增祖父，則去了上海。因為祖父過世的早，亦增對祖父的印象，還停留在祖父帶他逛的上海外灘、武勝路，很好吃的小餛飩，西郊動物園，與在亦增幼小時，北京還是木頭方塊上畫的，而上海已經將那小孩玩具，做成了惟妙惟肖的金屬飛機模樣的飛行棋。

    亦增的祖母過世更早，對于她，亦增毫無印象。后來祖父到了上海，續娶了后妻，就是亦增的后奶奶，亦增對后奶奶有比較深的印象，她是個精明和藹的上海老太太，里弄，閣樓，在亦增幼小的心靈中，與煌煌大上海的恢宏一起，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雖然很短暫，有些模糊。

    土改以后，對于祖父家庭的成分認定，則有些復雜，雖然不可能是“剝削階級”，但也并沒有完全面朝黃土背朝天，也不能算赤貧，故而認定時還費了些躊躇。不過后來亦增父親被祖父帶到上海去上高中，后來從上海參軍入伍，是否因此而在政審時有所影響，亦增也不得而知。想來是沒有什么影響的吧，畢竟都是從農村出來的老百姓家庭。

    而說到亦增的母親家族，則是真真切切的革命家庭。亦增的外祖父，可以說是千千萬萬個為黨工作，勤懇任勞，經歷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出過生入過死的優秀的革命干部之一，也算是共和國的開創者中的一份子。

    2003年，亦增外祖父去世，在追悼會上，亦增見到了一份比較詳細的外祖父的生平簡歷，這是亦增以前并不知道的，也未曾聽外祖父本人，或是家族親屬們談到過的。當然，以前亦增還小，也沒有人會對亦增談這個。

    這是一段雖然普通，卻并不平凡的革命者的人生經歷——

    ——1952年，被定為國家行政干部17級，1954年定為16級，1956年定為15級，1984年按老干部14級辦理離休手續。

    ——1917年6月28日，出生于河北滿城；

    ——1924-1929年，在家鄉上小學（高小）；

    ——1929-1934年，在老家種地；

    ——1934年9月-1935年7月，在天津修鐵道；

    ——1935年8月-1940年10月，在老家種地，當校長、會計員，同時從事地下黨活動（這是外祖父革命生涯的開始！）

    ——1940年-1943年12月，當村干部、會計，搞藥品“盤尼西林”等；

    ——1944年8月，正式入黨（無候補期），之后離村到區、縣正式參加革命工作，本村證明人：XXX；

    ——1944年9月-1946年5月，在滿城縣二區合作辦事處任會計主任，在區小隊工作（自帶手槍活動）；

    ——1946年6月-1947年8月，在察哈爾省振興實業公司任會計、業務員，從事地下黨活動，證明人：XXX；

    ——1947年9月-1948年3月，任聚興隆公司大王店分店會計；

    ——1948年4月-1949年1月，任北岳區瑞華公司會計，證明人：XXX；

    ——1949年1月-1951年1月，任北京百貨公司經理，證明人：XXX；

    ——1951年1月-1952年1月，任北京市工商局人事室主任，證明人：XXX；

    ——1952年2月-1953年1月，任北京市工業器材公司三區主任、財務科長；

    ——1953年2月-1955年9月，任中國五金器材公司經理、財務科長；

    ——1955年10月-1956年5，月任中國五金交電器材公司書記兼副經理；

    ——1956年6月-1958年6月，任北京市信托總公司書記、經理；

    ——1958年7月-1959年5月，任中國北京科研服務處書記、經理；

    ——1959年6月-1960年5月，在北京二里溝中央財貿干校進修學習；

    ——1960年6月-1961年5月，又任北京市信托總公司書記、經理；

    ——1961年6月-1966年8月，任中國醫藥總公司北京化學試劑采購供應站書記、經理，證明人：XXX；

    ——1966年8月-1969年7月，文革期間靠邊站，被錯誤地打成走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1969年7月，平反、解放，恢復工作；

    ——1969年7月-1971年5月，任北京化學試劑采購供應站顧問小組組長、成員、委員，證明人：XXX；

    ——1971年5月-1984年6月，在北京市文化用品公司任革委會副主任、黨委副書記，后任代理黨委書記、黨委書記，主持全面工作。證明人：XXX；

    ——1980年5月，因病在家休養，1984年6月正式離休，享受14級待遇；

    ——2003年9月13日去世，享年86歲。

    附錄：

    家鄉1948年土改，革命后有41畝地，房5間，人12口；1954年辦初級社，16戶入社。

    ………………

    隨著亦增年齡漸長，老輩人也逐漸老去。作為外祖父的首個外孫子，他又是多少有些“重男輕女”思想的人，自然對亦增頗多寵愛。外祖父有七個子女，還收養了一個義子，后來從軍后，做到海軍葫蘆島基地的政治部主任。亦增的母親在七個子女中是老大，比亦增的小舅舅大了有二十歲，在家里面有半個娘的“威信”，幫助外祖母操持一大家子。外祖父革命工作多忙，無瑕過多照顧家庭。

    外祖父離休后，身體不大好，一直休養。亦增經常去看他，陪他聊聊天。外祖父雖然革命經歷豐富，經過的事情多極了，卻從來不在小輩們面前討論自己以前的經歷與業績。或許這也是那一輩老革命者的某種習慣，對于革命工作的事情以謹慎紀律、保守機密為要，即便已經離休，即便曾經受到過不公正待遇，仍然保持一貫的操守與準則。其實以外祖父的經歷，比之后來電影《平原游擊隊》里的李向陽亦毫不遜色，很有共同點，只是這些，都是外祖父過世后，從后輩親人回憶當中得知的，外祖父自己，則從來沒有做過寫回憶錄的打算。

    亦增外祖父的家鄉滿城縣，原屬保定地區，背倚太行山脈，曾是著名的抗日根據地。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后，日本鬼子在華北地區實行“三光政策”（燒光、殺光、搶光）。他們和國民黨偽軍、特務、漢奸及地方的“青幫分子”勾結，燒、殺、搶掠，奸淫婦女，罪惡滔天。身處敵占區的家鄉百姓們慘遭日本鬼子及漢奸走狗蹂躪。鄉親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了八路軍敵后武工隊，有“保定外圍神八路”之稱。家鄉的村里，有許多原來參加過義和團的老人，也拿起大刀建立了大刀會，與日本鬼子和漢奸斗爭。還有許多人則參加了平原游擊隊。

    外祖父從青年時期起，就在父母教育及鄉親們的影響下，積極投身抗日活動。他曾是地方上八路軍武工隊隊員，主要從事地下黨活動。據后來親人回憶，當時保定地區共有27個縣，縣下設區。在敵占區內，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當地老百姓建立了民兵組織，開展地道戰（如河北冉莊）和平原作戰（如白洋淀雁翔隊），大刀會也積極行動起來，配合八路軍一同作戰。許多歌頌太行英雄的老電影、小說如“太行英雄傳”、“平原槍聲”、“野火春風斗古城”、“地道戰”、 “狼牙山五壯士”等，都反映了家鄉人民同仇敵愾、保家衛國的英雄氣概。中國人民英勇不屈、頑強戰斗，抗戰八年打敗了日寇。抗戰勝利后，又擊敗了國民黨反動派。到1948年底，保定解放了，家鄉老百姓從此過上幸福安寧的生活。

    亦增由衷地感到，前輩們曾在家鄉這片土地上歷經風雨，飽受磨難，在民族危難時刻投身革命，為保衛家鄉、為建立新中國而戰！

    亦增的外祖父上過高小，讀過書，算是個“知識青年”，學習和了解領悟了許多革命道理。他自幼熱愛家鄉，熱愛共產黨。參加革命工作前，他就熱心于公共活動，當過村干部、校長、會計。抗戰時期，外祖父就加入了革命隊伍，正式成為我黨地下工作者（縣敵后武工隊隊員）！當年，外祖父曾在村里，跟地下工作者與進步群眾一起，千方百計為八路軍武工隊籌軍糧和藥品（如盤尼西林治療槍傷藥品及各類消炎藥），不顧生命危險，四處奔波。他們活動隱蔽，多在夜間進村。因為當時，村里也有漢奸、特務，如村維持會會長等，他們甘愿為日本人提供八路軍武工隊情報，出賣鄉親。外祖父恨他們，與他們勢不兩立！據親屬回憶轉述曾外祖母的話，當年外祖父身材高大，一身粗布衣裳，腰間常跨兩把盒子槍，很神奇勇敢，騎一輛破舊自行車，來去匆匆。為了不暴露目標，每次回村，多在夜間偷偷翻墻回家，把舊自行車往村外溝里一扔，后再騎走。后來外祖父離開村子，到區、縣武工隊和八路軍辦事處工作。

    平津戰役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人民解放戰爭已經看到了勝利的曙光！當時，黨中央正在西柏坡運籌帷幄，規劃著“進京趕考”，建立新生的人民政權的千年大計，而北平的地下黨和解放軍，也在緊鑼密鼓地做著與傅作義談判，和平解放北平的秘密工作。

    正是在這革命大潮洶涌澎湃向前推進的歷史性時刻，外祖父于1949年1月，奉命離開家鄉，進駐北京，根據革命需要，參與中央政府接管北京的工作！

    可以說，亦增能夠出生在偉大祖國的首都北京，與外祖父的革命生涯，以及后來他奉調入京，做接收工作，有著間接和直接的關聯！

    亦增對于滿城老家，還是有印象的，這緣于亦增小時候和母親回過幾次老家，老家還有不少的親戚在。相比于亦增父親這邊，祖父兄弟都遠離故鄉外出工作生活，也只有身后，才“落葉歸根”，埋入老家墳地，而由于外出日久，人情便淡了許多，加之從亦增父親這一輩起，便從來沒有再回去過，所以冀東南的老家，對于亦增來講，就是完全陌生的了，而亦增也沒有打算，如果老人沒有希望和要求，再重返故鄉“尋親”。

    外祖父這邊則不同，他兄弟二人，弟弟一直在老家生息繁衍，后代興旺，外祖父雖然“高升”進京，與老家的親眷們也沒有斷了來往，經常互相走動——當然，主要是老家親眷來北京走動，拜望一下也算“出人頭地”的外祖父。外祖父對于鄉情親情，自然是銘記于心的，但他是堅定的革命者，守著嚴格的紀律與規則，并不為老家的親眷們行什么“方便”。老家親眷，亦增的表舅，舅媽們，也很自覺，來往探親，只敘鄉情別情，從不要求什么。這種樸素的革命者家庭的親眷往來，一直持續了許多年，一直到外祖父去世后，下一輩仍在持續。

    當然，隨著后來改革開放鄉村振興，老家那里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故地進行了工業化改造，建立了工業開發區，亦增的舅姨們，與老家親眷合伙蓋了幾間房子，后來也劃入拆遷范圍，這是后話了。

    總之，在母親和外祖父這邊，血濃于水的鄉情親情，一直在綿延不斷地持續著，隨著歲月的流逝，變得醇厚而淡然。

    …………

    后來，亦增也從上輩親屬回憶中，了解了一些解放前在老家的風云往事。

    據說，作為革命者家庭，受外祖父牽連，曾外祖母（亦增稱呼太姥姥，她在亦增三歲時去世，亦增對她有模糊的印象。家中，有一張曾外祖母的黑白照片，比較模糊，但每觀之，亦增還能依稀記得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曾幾次被綁架！

    在1942年的一天，曾外祖母被日偽特務五花大綁，用槍督著，帶到村南馬場村炮樓。敵人逼她說出兒子在哪兒，幾時回家，不說就嚴刑拷打、往嘴里灌辣椒水！與曾外祖母同時被抓的，還有村里幾位為八路軍辦事的鄉親眷屬，都不給飯吃、不給水喝。她們飽受侮辱和虐待，但都表現堅強，不懼敵人的逼供、拷打。幸運的是，我八路軍武工隊得到消息后及時趕到，與敵人周旋，而特務懾于八路軍的威力，又覺得畢竟鄉里鄉親，不能把事情做絕，便敷衍應付差使，以“查無聯系，并未通敵”為由，關了幾天后，讓交保贖金，把人放出，曾外祖母她們這才得以平安地回到村里。

    亦增的外祖母，1916年出生于保定西郊大邊坨村一個貧苦的家庭，該村是個世代貧窮落后的平原村。由于家境貧困，外祖母不能上學讀書，大字不識，但自幼勤奮，從4歲開始就幫助家里干活。家里以種地為生，為了生計，還常到本村地主家干活，洗衣、做飯、搞衛生。一家人一年到頭過著吃不飽、穿不暖的苦日子。直到抗戰勝利后進行了土改，外祖母家分得了田地，苦日子才算熬到頭。

    外祖母16歲那年出嫁，由于外祖父從事地下活動，她便和大伯在家種地。外祖母為人正直、勤奮、善良、寬容，和家人一直相處和睦。她一年到頭風里來雨里去下田干活，還要做飯、照顧兒女，苦累不說，更難的是作為共產黨家屬，她天天過著擔驚受怕的日子，說不定哪天就被壞人抓走拷打一頓，或丟了性命！

    抗戰時期，老家為敵占區，日寇投降后，國民黨反動派及特務活動猖獗，偽軍長劉萬杰更是殺人不眨眼，屬下氣焰囂張。他們與地方保安團、特務勾結在一起，到各村搶糧食、亂伐樹、偷雞摸狗、奸淫婦女、欺壓百姓，無惡不作。鄉親們對他們恨之入骨，敢怒不敢言。

    據親人轉述曾外祖母的回憶，1947年的一天，外祖母作為共產黨家屬被綁架游街。曾外祖母抱著哇哇大哭的亦增二姨一直跟著國民黨偽軍、特務來到村羅漢殿（藥王廟）旁的大藕河邊。因為哭鬧，偽軍特務就喊；“再哭就把她扔到河里去”！曾外祖母緊緊抱著妹妹哀求說：“不要！請你們別傷害孩子！這孩子還小，求求你們把我家媳婦放了吧，帶走她給我留下幾個孩子，這一家子可怎么辦呀？要抓你們就把我抓走吧”。“滾開，老太婆！”只聽‘砰’的一聲響，惱怒的偽軍突然開了一槍。幸好子彈打偏從曾外祖母耳邊擦過，老人幸免遇難，但她的耳朵差點兒震聾，過了好長時間才能聽到聲音。那天外祖母被五花大綁游街，偽軍們邊敲鑼鼓邊喊叫：“說，你家男人在哪里？與誰聯系？把他交出來！”外祖母很堅強，未透露一字。隨后他們又把外祖母和其他幾位八路軍家屬帶到村西頭宋家，進行拷打、逼供、折磨。外祖母自始至終咬著牙，強忍悲痛，不肯講出外祖父的事。后來忽然間村西外響起了槍聲，是八路軍武工隊趕到了，偽軍見勢不妙，也顧不得外祖母親她們了，匆匆向村東方向逃竄，外祖母等人有幸得救！

    …………

    據親人回憶，1943年夏天，日本鬼子、漢奸活動日益猖獗。他們進村就搶糧、捉雞、禍害鄉親們。大人小孩，都害怕他們進村，整天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那時亦增母親六歲多，記得有一天日寇、偽軍又進村了，他們在街上隨意搜身，到各戶搶糧，以查戶口為名，搜查掩藏在農戶家中的八路軍傷病員。那天，亦增母親正和一些發小伙伴在街上玩游戲，忽然聽說鬼子、偽軍進村了，急急忙忙各自找地方躲藏！因離家較遠，亦增母親只好一路小跑到路北一家，見他家大木門關閉著，就從大門下方的門縫里使勁往里擠，最后終于鉆進了院子里。亦增母親嚇得夠嗆，總算聰明機智、動作靈敏，未被壞人抓住，而他的小伙伴有的就被抓了，還遭毒打，因為她們的父親都是村里老黨員，這都是村里特務告的密，亦增母親幸運躲過一難！

    亦增母親的童年生活艱難，家境貧困，經常吃不飽、穿不暖、無學上。她很懂事，從小就幫家里干活，照看弟妹，還整日擔驚受怕。聽說新中國成立后，亦增母親很激動，老家召開鎮壓反革命公判大會，作為革命后代，13歲的亦增母親也義憤填膺，和鄉親們一起到縣城開聲討大會。

    據親屬回憶，曾外祖母還講述過家里買織布機一事。1952年，家里從保定買了臺老式織布機，亦增的表舅舅，趕著小驢車往返50里路拉回家，曾外祖母和亦增母親高興極了。曾外祖母抽空就用一臺舊紡車紡線，亦增母親則用織布機夜以繼日地織布，晚上常常點著煤油燈干活。亦增母親心靈手巧，能織出多色彩、多圖案的粗花布供全家做衣服、被褥用，一家人當時過著樸素的生活。那個時候，外祖父和外祖母剛進京不久，還未來得及安置家屬，小小年紀的亦增母親就擔起了照顧家庭和弟妹的重擔。

    1954年，村里成立了互助組、初級農業合作社，村里16戶人家入社，亦增母親被選為副社長。16歲的亦增母親，就光榮地加入了共產黨。亦增母親吃苦耐勞，不怕臟累，干農活、筑大壩樣樣行！老家1956年成立了高級農業合作社，亦增母親又被選為副社長。她還在村里擔任婦聯會主任、共青團書記、婦女隊長，后又當選為區婦聯委員，經常到區政府開會。直到1958年11月，一家人才依依不舍地離開老家，來到北京生活，與外祖父外祖母團聚，自此人生翻開了新的一頁！

    關于亦增外祖父、外祖母和母親在老家的革命生涯和生活經歷，亦增了解得很少，蓋因以前年齡幼小，少有親屬回憶往事。后來亦增逐漸長大，自己的生活閱歷也越來越豐富，對于前輩們的往昔多了關注與懷念之意，本著不忘過去，珍惜傳統之意，做了一定的了解與追記，以為一種紀念！

    …………

    一個新的時代，隨著北平的和平解放，便拉開了它的帷幕。在離以前的前門樓子不遠，與八大老字號云集的大柵欄商業街咫尺之遙，有很多名號，譬如月盛齋、都一處、清華池、天興居、廣和劇場等，后來都成為四九城回憶榜上的所在的地界，這里有一條從西到東，可以由大柵欄那個繁華的商業街，經過鮮魚口街，西興隆街和東興隆街，一直通到花市，也就是后來那個新世界百貨所在的地方的貫穿東西的長街。這街道在當時并不寬闊，即使在幾十年后，經過翻新與改造，也因為要保留原始風貌，而無法拓寬街道，不過彼時仍然是人流如織，熙熙攘攘，溝通了北京老城的崇文和宣武兩區。在這條街的兩側，星羅棋布地分布著冠名為草場頭條到草場十條，以及長巷頭條到六條，青云胡同、新開路等大大小小的曲折而又狹窄的胡同，構成了條塊分割的居住區。在草場三條與長街交匯的把口處——如今改造后，草場三條是唯一進行拓寬，直通到天壇公園北門的祈年大街的組成部分了——，有一間解放前留下來的紙鋪門面，它的后身，是格局不算十分規整，但能夠依稀看出原有四合院格局的一個雜院。這里，西興隆街XXX號，便是亦增外祖父奉調入京，開始從事接收工作的住所，也是亦增自從出生后，延續到一九八六年搬家，一直居住和十分熟悉的所在！

    …………

    亦增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后，曾經數次從以前住過多年的舊宅經過。這一片已經經過了改造，當然那條主街道的寬度是沒有多大變化的，因為要保留這里的原始風貌，所以并未整體拆遷，只是把街兩側和胡同內遺留下來的老舊危房進行了翻建和重修，有些已經不再是民宅，而變成了商業門面。

    外祖父的舊居——也是亦增的舊居，因為外祖父在一九八一年的時候，便從這里搬家到了天壇東門附近的東側路，也就是現在中國圍棋會館的對面，而亦增和父親母親則在這舊居雜院的先是南房，后是北房，一直住到一九八六年，也即亦增父親單位分配住房為止。

    這附近，北邊的打磨廠街里，原來有北京十分有名的“地下城”，是以前的規模宏偉的人防建筑，蜿蜒曲折數十里，設施齊備，令人嘆為觀止。早些年，這一處景點，已經不再對外開放。亦增有幸在以前下去游玩過，和在河北冉莊看到的地道戰遺址比起來，有過之而無不及。

    亦增后來上學后，對于歷史地理等都有些偏愛，所以熱衷于從各類書籍與記錄中，探詢街區、地方、建筑遺跡的掌故與由來，以至于每外出旅游，也樂此不疲，總是事先或當時，了解旅游地的人文景觀的歷史變遷和由來等，而對于自然景觀，則注重其在民間的傳說逸聞故事等。游金山嶺長城、山西五臺山，莫不如此，自己還津津樂道地熱情給旁人講解普及。在五臺山，亦增正興致勃勃地給同游者講說佛教大小乘、黃教與紅教的區別，不意身邊正好有一喇嘛經過，聽亦增滔滔不絕的“歪論”，頗不以后然，斷然指摘亦增說，天下佛教本一家，哪有那么多的區分與劃界，沒有什么紅教與黃教！鬧得亦增大紅臉，汕汕地尬笑。

    亦增出生于這條街東段的前門醫院。那醫院，是當時這一帶有名和人流眾多的場所。它的對面，是一間同仁堂藥鋪。亦增小時候，十分喜歡纏著家人，求其到藥鋪里，花三分錢，買一個酸酸甜甜的山楂丸吃，以過“口癮”。亦增從小到大都不怕吃藥，甚至還有些喜歡醫院里淡淡的消毒水氣味和藥味，這大抵是因為亦增小時候常鬧病，身體底子不夠強健，吃了很多中藥之故。在那醫院后面不遠，還有一座同仁堂的制藥廠。

    作為解放前紙鋪的門面，亦增他們舊居的外觀，當時還顯得很高大，三進的門臉，原來的大門改造了，變成入院的走廊。亦增還記得外祖父后來請人改造臨街北房的墻壁，也就是挨著過道那里的年久失修的板墻，那居然還全都是木頭的！從保暖和隔音效果來講，自然無法和后來的磚墻相提并論。

    這紙鋪門面緊挨著街口，旁邊便是草場三條胡同。在那交匯處的角落里，樹立著一根高高的電線桿。對于小時候的亦增來說，那房頂和電線桿，頗有些“高不可攀”之感，加之亦增膽小，略有些恐高，所以雖然小孩心性好玩鬧，也從來沒動過攀爬的念頭。倒是亦增記得，當時還在軍隊機關服役的亦增父親探親休假，爬上過房頂去維修漏雨。

    這條興隆街上的老房子當時還是很多的，都有些年頭了。離亦增這里往西不遠的一家，還是一棟兩層的木制閣樓建筑。因為也算認識的鄰居，亦增小時候還跑到人家樓上，“憑欄”觀街景。

    從亦增家對面的一條南翔鳳胡同（名字非常好聽，但其實是極其狹窄逼仄的小巷）穿過去，再經過南深溝胡同（這名字倒十分貼切），便可到達前門東大街，正義路，共青團中央的大樓，和中級人民法院在那里。想來后來的國家領導人之一，也曾在那里辦公。大樓外面空地上，原來有個籃球架子，亦增曾在那里玩過籃球。不過那里后來成了停車場，籃球架子雖仍在，打球則難免有砸到車窗的危險。亦增和同學還因此被人沒收過籃球并好一頓數落才放人。

    正義路的馬路對面，就是有名的六國飯店了，是舊時代的地標性建筑之一，老北京沒有人不知道的。由那里東行一站地，便到了臺基廠，原來的北京市政府所在地，和東交民巷，老使館區。

    而由草場三條胡同向南去，經過南蘆草園的橫街，走大江胡同，再走冰窖斜街，便到了珠市口，那里的標志性建筑，則是一座年代久遠的教堂，現在還保留著，亦增逢年過節，和家人去串親戚，那里的姑姑家，是必須要去的。他們那里往南，就到了現在德云社的所在地——鼎鼎大名的南城天橋了。

    亦增之所以不厭其煩地介紹地理方位，大概是由于亦增對于地理的熱愛與興趣，也是小孩子熱衷于這些明顯的標志性建筑和街道的一種“情節”罷！

    …………

    亦增童年時代，這個都市的市容范圍，比日后的規模要小許多，人們的出行方式，也以自行車和步行為主。當然，上班遠行，乘坐公共電汽車也是必須之選，對于不大擅長騎行自行車的人，或是路途過于遙遠的地方，公共交通便連接和承載了人潮的涌動。從亦增記事開始，沿著前門東大街，正義路向東，開始開挖地鐵，那是北京最早的地鐵線。當時的施工方式，還不像后來那樣先進，一般還是明開暴露施工，所挖出的土，在兩邊堆砌得很高。那塊地方，也曾是亦增偶爾玩樂的場所。至于安全意識，當時還沒人太注意這個。有什么小的磕碰，也沒人大驚小怪。

    亦增學騎自行車，大約要到上小學以后了。雖然學校離家很近，一般都是步行，但男孩子不會騎自行車，在那個時候也算是有些丟臉的事情。

    在亦增小時候，覺得自己家所在的這條長街，已經算是相當長的了，從西頭的大柵欄，若一直向東走到花市，大概也要走半個小時。花市那邊，以前最有名的，是新華書店，和花市電影院。那是亦增學生時代常逛的地方。不過看電影，也不算是普通的消費，除了學校組織的集體活動，自己掏錢買票去看的時候，還是屈指可數的，這不是當時孩子的主要娛樂方式，當時小孩的主要娛樂方式，都是不花錢的。

    亦增所住雜院，自亦增記事起，變化不大，住戶也變動并不頻繁，相對于改革開放以后，那時候人們的居住條件比較簡陋而固定。雜院內住戶不少，而院中央的空地則很小，被一個自來水池，和一棵后來長得很高大，一開始卻還纖細有些“弱不禁風”的核桃樹所占據。大約是解放前紙鋪門面的遺存，這雜院內的西南角，居然還有一間廁所。這設施，對于住平房的普通老百姓來說已算不錯，因為當時公共廁所也不發達，去一趟也要走些路，特別是冬天。城市的排污系統是慢慢發展的，老北京原來還專門有挨家挨戶上門掏糞的掏糞工這個行業，就如這行業里的模范時傳祥。

    當時的垃圾站，就在大街面上，倒臟土垃圾，也很難完全規范，往往氣味不大好聞。垃圾車開進長街也不容易，一般是三輪，偶爾也有汽車。當然那時節自動化的裝卸還根本不可能用于民生，條件不具備。當時尚有一種特殊的設施，在后來已經從城市里銷聲匿跡了，那便是泔水站。這是城鄉結合和工農結合的產物，作為飼料，很受重視。亦增親屬中，大舅因小時候在老家出過事，脖子受傷，未能得到及時治療，落下病根，不能從事重體力勞動與正常工作，曾經在泔水站做了好幾年的“站長”。

    當時的副食商店都是國營的，離家很近，在草場二條那里便有一家，主要是賣菜和副食。因為邊上有一個小學校，也出售文具用品。若要買肉，則需要去東邊，草場八條附近，但肉食類都是憑本供應，一般人家除了過年過節，購買的機會并不是很多。

    在亦增的記憶里，過年過節的氣氛，是后來許多年再也沒有過的了。那時節大家都熱衷于放鞭炮，而電視的普及，則要推遲到八十年代以后了。最著名的莫過于“二踢腳”與小掛鞭，至于后來種類繁多的煙花，那時還廖廖可見，也價格昂貴，往往不如二踢腳或麻雷子這類的純鞭炮便宜。還有一種小摔炮，小孩特愛玩，過節那些天，乃至過節前后數天，都在玩。過節的歡樂氣氛，是在濃烈的煙火氣息里發酵的。有重大節日的時候，政府會安排在天安門廣場放煙花，大家都興奮地觀賞，因為亦增家離天安門不遠，可以看得較清楚，當然想看得更真切，現場你是不可能去的，只有一個辦法——上房頂！許多大人那時也樂此不疲，上房觀瞧，另外還想辦法去捕捉隨煙花而放出的小降落傘，趨之若鶩，甚至有為此而摔斷了腿的。

    而逢年節，對于小孩子來說那年飯是最吸引人的，畢竟很長時間不能食葷，年節時分，總可以大快朵頤一下，饕餮談不上，但肉味回味無窮，余香留口，是無比暢快的事情。

    亦增家里，平時外祖父很忙，無瑕多照顧家庭。但每逢過年，外祖父總要燉肉。他做的紅燒肉好吃得很，令亦增總是念念不忘，數十年過去，仍然覺得沒有哪個飯店的，比那肉味更香！

    其實外祖父做的再好，總也不是廚師，這種比較是無意義的，要說其中的韻味，也只能用“情懷”二字來形容。那是對逝去的美好的一種懷念！

    …………

    亦增外祖父一家，當然也包括亦增母親與父親和亦增，在沒有搬遷之前所居住的這個雜院，并非只有外祖父一家。在當時城市規模還不算很大，高樓大廈十分稀少，大多數地方還是低矮成片的平房的情況下，除了老東城區和西城區，在歷史上被稱為“東富西貴”，緣于自清代，西城便是達官貴人的王府宅邸所在地，而東城則聚集了許多有錢人，包括旗人與漢族仕紳，而平民百姓，大多居住于地跨崇文宣武的南城，至于這四個城區之外的地方，當時還十分荒涼與相對偏遠，是現實意義上的“郊區和農村”。對于一個擁有超過百萬人口、又被定為共和國首都的城市來說，能在城區有安身之所，已經是后來人所不能奢望的“待遇”，盡管這房子并不很好，或者說相對很破舊。這和改革開放以后，財富成為居住條件的一個重要衡量標準，最先富裕起來的全國富人們，都可以到北上廣深這類大城市的黃金地段，去很隨意地購買多棟住宅商品房的“盛舉”，不可同日而語。

    除去原住民，像外祖父這樣的革命接收干部，所安排的居住地段，為方便工作和生活，還是處于城市的“繁華”地段的。至少，在交通并不十分發達的當年，步行不超過半小時，便可以到達共和國心臟的心臟——天安門廣場，這無疑不算遙遠和偏僻。那個時候，亦增幼小時，由家人帶領，從動物園乘坐332路公共汽車前往頤和園游玩，那已經算是極其遙遠的郊區了。

    這雜院里，還有幾戶鄰居，他們的身份，大抵和外祖父的情況比較相像，也屬于外來或本地的革命干部家庭。

    雜院入口過道，居住著一家，因為他家主人的年齡身份，與外祖父相近，不過應屬于本地工人階級的代表，亦增記事后，便稱呼他們夫妻為“大姥爺”和“大姥姥”。他們有二子，亦增以舅舅相稱。同時，這大姥姥的一個外甥，和一個外甥女，從石家莊到北京來上學，他們的父親，也就是大姥姥的弟弟，當時是解放軍軍官。按照輩分，我也稱他們為舅和姨，后來兩個人都像他們的父親一樣，參軍入伍，與亦增和父親同曾經是軍人的情況一樣。那是普遍受到尊敬與仰慕的保家衛國光榮軍人之家。

    大姥姥姓楊，她的外甥女，我叫她小萍姨。她的年齡，大概與亦增小姨相仿。

    雖然亦增那時還是個小屁孩，也有著“愛美之心，人皆有之”的懵懂心理，蓋因和這雜院內的其他女性相比，小萍姨無疑是出落得最亭亭玉立俊俏柔美的。亦增后來回憶起她，深刻的印象是夏天天熱，小萍姨在院中水池子邊洗腳，把裙子撩起半截，露出光滑結實的白凈大腿。她對亦增這小男孩的注視并不以為意，還沖他笑笑。那笑容現在還在亦增的腦海里揮之不去。小萍姨后來參軍后，應該是去了有名的石家莊白求恩軍醫學校。1984年，國慶三十五周年大慶閱兵，當時亦增作為首都初中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手舉不同顏色的紙板，組成“祖國萬歲”等背景圖樣時，小萍姨作為當時唯一的女兵受閱方隊的第一個排面之一員，正邁著矯健颯爽的步伐，同她的受閱戰友們一起，通過天安門廣場，接受共和國領導人的檢閱！這一幕，是亦增后來在瀏覽很多視頻中確認的，那是小萍姨的光榮時刻，也是亦增的難以忘懷的時刻！如今，亦增早已成人，小萍姨也再沒有音訊，但回憶卻時常還浮現在心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