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小說是曾是我一個不小的夢想，但是當我知道小說是怎么一回事的時候，我才知道原先我寫的那些小說真的不怎么樣？因此，我停了很長的時間，甚至不再寫小說。因為小說不僅是個技術活，還是一個帶有大智慧的思想歷程。她承載的不僅是時間的定格，還是人類精神的探索。想到這些我對小說產生的不僅是敬畏還有對人的渺小產生某種虛無，文字自在的力量一下子超過了人類暫時的認知，兩者互為共生產生的美學圖景將是人類精神的永恒譜系。
我對文字垃圾同樣懷著一種憎惡，吊詭的是我盡管也有著這樣的憤懣，但是我也是文字垃圾的制造者之一，我的這些小說相當一部分是垃圾，但于我而言，卻是我精神生成的脈絡。這不能不說到我的成長，我家族生活在蘇北沿海，既無經商頭腦亦無讀書機會，世代務農，不曾一人有過一官半職，混跡底層加之性格秉直，竟也不討地方小官歡心，祖代幾乎不曾翻身過，生存的焦慮并著勞苦的生活環境，我的伯叔仨人接二連三以平均年齡不足40周歲相繼去世。我父親今年67歲，他是他那一輩中唯一的一個幸存者，而他自己也認為是奇跡了。我小時候受到的家庭教育幾乎都是“勵志”的，10來歲起就作為“小勞力”跟隨父母一起做農活，我的童年幾乎是在大人為勞動而起的爭吵和謾罵中長大的，幾乎沒有一個少年本該有的自由與快樂的時光，也不曾碰過象棋、撲克之類帶有休閑色彩的物品，我父親的理由是曾祖父因為好賭結果使得幾代人遭罪，與其那樣，還不如不碰那些害人的東西。母親看到我不知從那里搞來一盒象棋，很氣憤地抓起順手甩進了爐膛，后來我也很聽話地拒絕了這些看似與玩物喪志相關的林林總總，至今我仍不會玩牌打麻將，遭致我很多朋友的詬病，而在我那時其他孩子看來這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一到農忙我連大隊房前的的流動電影也很少能出去看，看到鄉間的泥路上有陸陸續續談笑風生的村民在往大隊或是學校操場的電影現場去，我那時多么想去看一場電影啊！可在父親的眼里，我的想法對于他的勞作而言顯得多么的微不足道，我唯一能做出的就是手里扯著一把山芋藤連著青草忿忿地摔向遠方，其實那時我是多么不愛我的父母。我的精神生活基本上靠經濟成本很低的廣播評書和小人書打發的，對于農民而言，大包干解放了土地使用權，因此在父親看來勞動時間就是財富，所以我的兒時時光也是家里的財富來源之一。可以想象得出在這樣一種釋放出農民熱情的時代里，貧困農民眼里一廂情愿地看到滿地黃金也許是情有可原的，特別是像我這樣的家庭，然而父母沒有能力也沒有能放棄眼前的功利的胸懷，更不允許有時間讓孩子去自由成長，就像今天的孩子被他們的父母綁架到各種培訓班一樣。但我可以肯定地說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的人是難以健康的，甚至連長大以后都不一定能有自己的愛情。因為愛情是要有自己的某種主張作為前提的，不然就會跑調甚至走樣，這些在我的小說中或許有著某種呈現，當然小說原理告訴我們，小說一定是虛構的，有些時候生活比虛構還殘酷，我的小說沒也許那么殘酷但可能呈現了人在特定環境中的某種扭曲與變態，幾乎是集體無意識混跡的奔跑或者是流浪式的無疾而終，還有有對我生活之外的群體以及周圍世界的判斷與思考、對于我而言，我一直想探尋人在極端的環境下又想做出怎樣的選擇或是精神被壓扁成什么樣子？到底會怎么樣？或是會變成什么，這還得靠讀者自己去判斷了。
最后，我說說我的小說創作來由吧。我的小說不算智慧型的小說，甚至寫得很笨拙，因為我的文學基礎并不好，很多小說知識都是后天補課的結果，加之先天的精神封閉與瘀塞，我的小說世界并沒有能很好的打開，但是我借助小說說出了我對世界的某種淺疏的認識，或者是看到了人內心可能懷有的某種險惡，這樣我為自己的精神找到了出竅的通孔，也就是說我在自己的小說之外建構了某種精神的立場。這是我一生的幸事。也許我今后并不以小說作為我寫作的唯一文體，但我還是要感謝小說，是小說讓我找到了精神的皈依，特別是生活的砥礪讓我的精神得到了妥帖的安放。這些雖對于我來得太晚也太勉強，但是從此我與我的精神故鄉有了最后辭別的沖動與理由。看起來這些都帶著深深的主觀性，但我還是深感到這是命運冥冥之中的安排，盡管我的父親對于我的精神叛逆并不以為然，甚至極為不滿，但我依然在骨子里與我家族那一脈漸行漸遠，與此同時我還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確立了某種堅不可摧的信念。如此看來，這種批判意識儼然成為我做文藝評論的優勢，我將來未來的日子里依然以最誠虔誠的熱情擁抱小說。
吳長青
2012年7月21日于北京遠望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