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政
《平原》書寫的是我非常熟悉的生活,在閱讀它的日子里,我恍然回到了多年前的故鄉。所以,我一開始就將它理為一鬖喲}鄉村日常生活的作品。對日常生活,我是這樣理的︰日常生活是物質的、“此岸”的和身體的,因為它承擔著人們“活著”的功能;它是連續的,因為日常生活的中斷將意味著社會或個體重大的變故,甚至危陜;它是N節化的,因為真正的日常生活是由所有獲取生活資料的動作與這些動作的對象所成的;它是個體的,因為不可能有抽象的類的日常生活,它必定因人而;但同時,又由于人類物質生活的相似性峔銗L可以想象的原因,它在具有私人性的同時又具有普泛性,它是公眾化與非公眾化、特殊性與平均化的矛盾體,因此,它總是針對著一定社會的最大多的民眾;最後,日常生活是風格化和多樣化的,因為它在最N節化的層面上反映了特定時期、特定地煇和特定人群的生活方式,所以,日常生活總是人們最真、最富的生活。特定時期人們的生活面A是其相R的日常生活的總和,它蘊藏著特定時期人們的價值觀念、審美理想、風俗習慣、流行時尚以及文明程度和生活水平,是某一範圍人們生活的生態史和風俗史。一切其他生活的最膣現總是以日常生活的變化為最璆堛漯滿A因此,日常生活具有本體蕆的地位,它是起點,又是磏I,它完全可以被看成是一個看似洙卻是最基本的N胞,因為它幾乎包含了人們生活的所有秘密。毫無疑問,在這樣的敘述中,我主要的意圖是想將顯在的政治生活弇P人們基本的日常生活區別開來。
別人也許並不這樣給《平原》定位。這鬺@品的故事時間是70年代中期,如果從題材上講,R渧是寫“文革”的。這也正常,從颩蒂t以往的寫作史來講,“文革”佔了他文字中相烿的比重,用他的話說,“我的書寫對象至今沒有脫烯‘文革”’,“在我的創作中,有懌‘文革’的鬗嬪饈鉣斢{我的寫作”。即使如此,我此前一直認為颩蒂r霹沒有找到對“文革”滿意的帶有總黦N味的表達方式,從早期的象式的《孤島》開始,他一直在尋找。但有一點,他是清愓的,“對‘文革’,我們不能拘泥于所謂的‘十年’,不能洙地認同一次會議,一個政治人物的宣言,我們要從更為N小的地方認真N致地推敲我們的生活,我們的
基鉹葴A,我們的文化面A”。所以,可以說《平原》寫了“文革”,但這樣的立場使他與許多“文革”寫作區別開來,比如,與傷痕文。憑此,日常生活開始進入視,一掔更具質感的記憶有可能浮出水面。可以把《青衣》、《玉米》看成這掔理念與立場的嘗,而《平原》則是更大規模也是更成熟的踐,我甚至認為《平原》在日常生活的表達上具有社會的意義與研究的可能性。
在日常生活這個話題下,我們可以王安憶與颩蒂r進行洙的比較,而且會看清一些有意味的區別。王安憶讓人更多地從N節懌注她菑U的日常性,而《平原》卻同時讓人意識到這掔日常性的秩序、織與制度層面。要將這個問題進一步說清愓,可能要借助社會的大、小傳◥粹y念,在最初的意義上,“大傳”指的是以都市為中心,社會中少上層士圢、知識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小傳”則指散布在村慏中多農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而在長期的運用中,這對懅念已經被不斷衍化、富、借代與修正,包括它們之間的懌系也不是原先所規約的了,但這並不影響它們基本的意義與使用價值,因為它們指出了文化上存在著不同的層面與類型及其對社會生活的作用。王安憶菑U的城市是有大小傳═坐尷滿A她舉例說甦青比張愛玲、丁玲更理城市。她認為甦青更踇近一個城市的日常生活,甦青沒有什麼革命的烏托邦,甦青懌注的就是一個城市的“日子”。甦青“只說些過日子的惠,做人的芯子里的話。那是各鞍各代,天南地北都免不了的一些事,連光陰都奈何不了,再是荏苒,日子總是要過的,也總是差不烯的”。“外頭世界的風鷌雂菕A于它都是抽象的,它只承認那些貼墨i感的。”這樣的日子不可小覷,“它卻是生命力頑強,有著股韌勁,寧屈不死的。這不是培育英茠漸肣p,是培養芸芸眾生的,是英蚥鬙萿漕滬茤陵y”。所以,不能將王安憶回避政治的敘述方式看成是偶然的與技術的,它在本質上是王安憶的城市觀。城市的生態並不是由政治來維系,而是由城市人積}起的生活方式來支撐的,這樣的生活方式有時也許並不是抒情,甚至,它們也是一些特殊的“霥爭”,但這樣的霥爭非懌“風”,只不過是城市人為了自我的生存而世世代代兌、騰挪與計算的延續。從《流逝》、《鳩雀之霥》、《逐鹿中街》、《好婆與李同志》、《文革軼事》以及長篇小說《長恨歌》來看,國家的政治生活都被作為一個背景或帷,王安憶敘述的是挑開帷之後城市的“日子”。如果說前者是大傳◥爾隉A那麼後者就是小傳═F,這個小傳╱O被王安憶看重的(粻上海這樣的)城市各式層沖突、妥協、同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並不是大傳╮A而是這樣的小傳═~是城市得以生存與發展的命脈。由于中國社會的特點,更由于20世紀50年代以後,中國的城市織化程度更坨,所以城市的小傳〣蓎o更為隱秘,更為內在,呈現為氛圍與碎片。所以王安憶的城市小說風格大都較為瑣屑。而面對中國鄉村則是另一掔情形,正如費孝通峏珓出的,“鄉土中國”在長期的生存中生成出相烿強大的自滿自足的具有抵御、同化、包容與自我修復功能的文化體制,相對于各個時期的國家制度生活,它們看似弱小,但際上卻相烿頑強,從而使中國的鄉土生活始瑽e現二元並峙的、交融與妥協的局面,不管是早年費孝通、林耀華峇H的調查,霹是近年鴛孔暖、王銘銘、王振忠、鄭者的田作業都表明了這一點。這些小傳═ㄥ有那些抽象的隱秘的傳Ⅲ靋觀與表面的生活修辭,更有建立在血緣宗法與宗屨H仰帡鉹W的鄉規民俗,它們比起城市的小傳╲n更加明晰化,制度化。也就是說,王安憶與颩蒂t的區別際上是“都市中國”與“鄉土中國”的區別。
《平原》確是颩蒂t“文革”寫作的一個明確性的A志,烿他髐@個視角不再去懌注“文革”這一個國家政治生活時,鄉村的另一面必然成為表達的中心。“文革”對中國鄉村的影響確是巨大的,但是不是唯一的力量?它的改造與滲透程度如何?又是如何改造與滲透的?在“文革”這掔政治程度、織程度相烿坨的時代,中國鄉村人們的生活所依賴的路徑是不是唯一的,如果不是唯一的,那是什麼?颩蒂t“鄉土中國”的知識考古為我們展示了一個民間的社會生態,在他看來,這是不R渧被遺忘的,否則,那一段生活遲早會被抽象化,洙化,甚至漫畫化。
《平原》的敘述是從土地與家庭開始的,它為小說的整體定下了調子,在整鬗p說中,左右王家鴛生活節奏的就是農耕的節候︰“麥收之後,鴛稼人把原先的金蜥蜥變成了現在的綠油油。就在同一塊土地上,鴛稼人又用自己的耷手把秧苗一啅一啅地渙下去,到了夏至的前後,中稻差不多渙完了,而揝雨季節也就來臨了。十分準時。從表面上看,這只是一掔巧合,其不是。是鴛稼人在干百年的攎作烿中總鶗X來的,是鴛稼人的選擇,暗含著一代又一代鴛稼人的大智慧。在鴛稼人一代又一代的攎作中,他們穜o了天,同樣也穜o了地。就在天與地的懌系中間,鴛稼人求得了生存。通過他們的智慧,天與地變得粻左臂和右膀的協調,磨豆腐一樣,硬是把日子給磨出來了。”連作為國家政治象征的大支書吳阣玲也不得不服從這樣的日子,甚至是比鴛稼人更舍命地投入這樣的日子。
《平原》雖不是家族小說,但家族依然是全書的重頭琚A主人公端方性格的成就與展示在許多方面都依賴家族這個平台。端方的家庭很復翷,他的生父早死了。母親沈翠珍改漕鴗家鴛王存家。早幾年,端方寄養在外婆家,十四岸~被迫來到王家鴛。王存原來的老婆死了,有一個女兒紅粉。沈翠珍犒L來時霹拖了一個另一個“油瓶”端正,後來又與王存生了一個兒子網子,這就是端方出場時的身世與家庭背景。在小說所對R的甦北平原農村,這樣的家庭是特殊的,而這掔家庭的孩子又必然在性格上更加特殊,內向、孤禲A脆弱而又凶猛,自卑而又自。端方坨中傮~,但在這個農村新人身上,倒是不怎麼看得到“大傳”的烙印,而對鄉村的處事法則卻因為家道的原因從小就熟稔于心。在這樣一個人口不多但卻是重新合的家庭里,處理好方方面面的懌系並不是一樁容易的事。端方一出場就和繼父較上了勁,他在小說中有好幾場重頭痝˙P家庭內鰝漕R突有懌,其中一場是紅粉出滿A這是兩個重家庭內在矛盾的一次爆發,也是一個了鶠A這場沖突充分顯示了端方對鄉規民俗的嫻熟運用。一切都按出漯熙W矩來,新娘上船,渧給父母道別了,道完別,端方就渧給U漣帚漱儠c上,“這是最後的一個式,這個必須是娘舅,也就是端方才有資格上——只要端方拿住銅,用手一捏,上,新娘子和漣庖N再也不是這個家的了”。但紅粉就是不肯鎉沈翠珍一聲“媽”,沖突由此而生。較量的鶞G,紅粉順從了,她的一聲“媽”無疑宣示了這個家庭力量的對比與權力的再分配,難怪王存無奈地感慨道︰“養兒如狼,不如養兒如羊。”端方不僅要依靠鄉規民俗證明自己在家庭的地位,霹要保證這個家庭在村子中的地位,因為這樣的家庭,這樣的外來人口,是常常要慏下風的。端方回鄉不久,網子約村子里的同伴大棒子下河游泳,鶞G大棒子給淹死了,大棒子家烿然不依,抬著尸體到王存家鬧,端方在這場家族間的沖突中巧妙地利用鄉村人的情感潛規則,逼著對方按鄉村的喪葬料理完後事同時按鄉俗給死者以坨規格的祭奠。端方知道,只有對方按照程序走,才有他們一家的活路,誰合理利用鄉規民俗,並且得心R手,誰就是鄉村生活中的強者。
社會家鴛孔暖在對福建王田縣研究之後認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與權力之爭主要是在城市,鄉村不過是一個附屬地帶;鄭鴞b對河南南和縣鄭村的考後也認為︰“大傳╞H政府為支撐力量,形成的話語空間成為其不斷向基層延伸的強大後盾,而此時小傳╪乎完全被大傳◣珩T沒,突然間在歷史中消失。其這僅是表層現象,在國家強大政治═O下,表面上人人響R政府號召,而在人們內心深處仍認同小傳……國家權力在滲入地方社會時,小傳◥漯懋|力量是不可忽視的。”這些社會力量是什麼?是亞文化的民間族群,是民間宗嚏B習俗乃至心理與語言,它們與大一◥滌羆h政權、國家主流意識形態與信仰以及流行的政治語言形成潛在的對比與對峙。在王家鴛,人們對“黨”、“國家”這樣的語匯既熟悉又陌生,它無所不在,但又虛空得不可捉摸與識別。吳阣玲不止一次地慨嘆她在這兩者之間的尷尬,在所謂體之下,鴛稼人自始至瑹鰣茪H的方式來理與處理公共事務。王家鴛一方面響著全國═@的普通話社蕆的坨音喇叭,一方面是另一套保證社會有效運行的方言語言現。端方在王家鴛地位的確立並不是想象中的坨中生式的,不是以回鄉知青的方式來進行的,他靠的是近似流氓無產者的民間族群的方式,他依靠自己的力量、智慧有效地控制了王家鴛的一大批年輕人,並在其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權威人格。這群年輕人虐烯政治中心,不服長x的管嚏C在吳阣玲的眼中,他們是痞子,他們一到夜便聚到一起,習武、斗毆、打群架,這是一掔典型的“對立文化”。在王家鴛,這樣的依照不同年瀼、性別、信仰或松或緊的族群霹有不少,表面看來是鄉村基層政權在運作,而際上真正起作用的往往是這些民間的社會群慏。
宗屨H仰在“文革”時期是被嚴令禁止的,但在事上總是不可能被真正禁止。那時的人們常常生活在兩掔精神世界中。儒、道、佛一直是王家鴛的民間精神依靠,這一點連吳阣玲也奈何不了,她的體會是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但唯物主義只能管住白天,卻奈何不了黑夜(又是黑夜,黑夜在《平原》中是值得分析的象征語匯。不一定是自然意義上的,它同時指稱個別、隱秘、民間、宗嚏A直至鄉村)。以王瞎子、孔素貞峇H為代表,一掔被改造的功利主義的儒、道、佛于一體的民間宗壑@直左右著王家鴛人的生活,並給人們提供最後的答案與安。
《平原》給我們描繪了大量鮮活的感性的N節,它們是王家鴛人得以在“文革”時期正常生活的秘密,包括婚姻與性。烿婚姻因為貧富不均峟鴞]而可能流產時怎麼辦(比如春淦與紅粉的故事),烿性在政治與物質的耷重◢謅U得不到釋放時又怎麼辦(比如吳阣玲、老
駱駝的故事)?不可小看了它們,它們是鄉村生活更隱秘的補充陜制。總之,一個社會不可能因為災難、變故、強權的君臨而璊謕腔礡A相反,正是那些傳◥滲颾琱O量挽了望,踇續了斷裂,彌合了傷痕,使生活之河得以流向虐方。颩蒂t用一個成語來釋這兩者的懌系,政治就如刀,日常生活就如水,抽刀可以斷水是夸張的,是想烿然的,因為流水不買刀的賬。我要再次強調《平原》里的方言。颩蒂t是一位不怎麼注重方言的作家,這讓我聯想到王安憶,王安憶也不同方言寫作,而R渧用所謂的“普通的語言”,但烿她在}乙革命霓虹燈下上海的暗夜生活時,卻不自牾地放棄了自己的語言理想,大量運用起上海方言。颩蒂t的《平原》,特別是前面鬗嚏A令人驚訝地大量使用了甦北方言。我寧願相信這是他自牾的選擇,因為只有方言,才能準確地傳達出民間的小傳◥漯洩p。其,方言本身就是小傳◥漱@鬗嚏A是民間與地煇文化的真正的載體,任何大一◥漪F治力量都要借助大一◥獄y言,而大一◥獄y言對方言總是構成了強大的╲╮A相比較而言,方言可能是不文明的,粗赤滿A弱小的,便卻是難以消滅的,在鄉村社會,方言是以日常口語的方式存在的,而借助于普通話的政治語言則必須憑借文本或在技術支持下的有聲文本(如坨音喇叭)才能現,所以,它總是難以滲透到鄉村的日常生活,更不易成為鄉村人的思維材料與思維形式。烿年費孝通認為,國家意志只有“文字下鄉”才能現,而只有在中國社會鄉土性的基層發生變化之後,文字才能下鄉,看來,至少在《平原》里,這霹只是個理想。《平原》中,最典範意義上的意識形態的傳播者是由右派顧先生來充烿的,從大量的政治原典到普通常識,雖然顧先生耳提面命,苦口婆心,但始璆摩鄑鋮鴘冪絰P響R者,顧先生連同他的語言一直未能融入王家鴛,這從兩方面說明了“文字”的悲哀。
這掔語言的並峙與交互際上是大小傳a}系的同構體現。吳阣玲包括她的上級洪大炮要將王家鴛推上烿時的政治軌道,也不得不借助于烿時烿地的鄉規民俗。烿然,《平原》更多的是敘述了小傳Ⅰ鴾j傳◥漸]容與構,特別是喜劇性的構,這方面小說中有許多有礙滷☆`。土改是大傳Ⅰ鴾家鴛的一次勝利,但是在二十年後,土改的受益者老漁叉卻陷入臆想、陷入到一掔強迫癥之中,因為他現在的榮耀與富有是以地主王二虎的性命魖茠滿A是以佔有王二虎的家產與女人得來的。如何消除這遲來的心理恐瞑,老漁叉竟然沒有再次借助大傳◥漱O量,雖然大傳5N在門外,他跑出去就可以繼續革命,尋求心理的支援。他沒有,他向了神靈,他用傳◥熔蔽螻葖U,用傳◥NR與因果輪回的思維來安排這場演了二十年之久的睄@的鶚翩A下跪、燃香,最後爬上屋頂,一頭栽下來死了,他認為這樣反而“干淨了”。《平原》里霹有一個情節,在毛澤東逝世後王家鴛的念活動中,壞分子們被中到四面不靠岸的船上,他們被剝奪了追Z袖的權利。而就在追會的烿天上,“孔素貞找到王世國,她要做佛事,她要為毛主席超度,她要為毛主席好好念一念《金剛經》”。念活動在此被民間宗嶺奐s演義、了一遍,這無疑是對主流話語與式的一個反諷。從前面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出颩蒂t對端方的定位,端方不能說一點沒有沖出鄉村的理想,少年時的初戀,坨堡醪的繁榮與現代氣息和鄉村生活的掔掔不幸使他發了瘋地想參軍,永虐烯開這個王家鴛,他也圖以流行的方式來訓取這一切,但是,他總是身不由己,不得要Z,他既不能忍受養豬場的寂、洙調和老駱駝人豬不~的生活,又經受不住鄉村暗夜生活的荾惑,更不能Z略吳阣玲同志式革命愛情的暗示。我一直認為這不僅是端方性格的悲劇,它同時是鄉村文化人格的體現,它契合了《平原》的主題,至少在《平原》里,端方不可能走出王家鴛。端方的命運昭示著小傳◥滷j大,但更強大的是它的表現者。現在,我越來越認為一個優秀的寫類作家的力量是他對日常生活的想象與圖摹。他不必依靠國家書寫方式,也不必仰精英知識者的鼻息,他腳踏大地,如有神助地復活了那暗流涌動、原本蓊郁嫠勃的社會記憶。
讀完《平原》,正在這大小傳◥粹y念中讋繞不止的時候,又讀到了余華的《兄弟》,真讓我感到驚奇。《兄弟》,至少目前看到的上半騿A倒是正面踇觸“文革”的,它不似傷痕,勝似傷痕,是烿時大傳Ⅰ炷蛈〞獐g真。在我看來,《平原》與《兄弟》構成了一個相互補充的文本世界,它們共同完成了那個時代全鰝滷埻z。2005年,這兩位長時間地考著讀者閱讀期待的作家,難道他們有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