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松剛

    當下的文學批評有一個十分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對文學本身的關注，特別是對于文學作品的解讀和分析越來越少。在批評家的眼里，作家仿佛已經“黔驢技窮”，而文學也到了“日暮途窮”的地步，似乎已經沒有值得去關注的價值和意義。然而，事實是否果真如他們所想象的那樣？對此，汪政、曉華有著非常清醒和深刻的認識，在評論集《我們如何抵達現場》中，他們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中國的文學格局已經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變化，幾種文學力量分而治之的狀態已經成型。討論文學，如果僅僅局限于傳統的所謂文學已經不能全面地說明問題。關鍵不在于是否承認這樣的文學格局，而在于面對它們如何進行描述與判斷。”文學批評對于文學的關注，已經不能僅僅局限于傳統文學的狹窄領域里，而是應該大膽地走出來，跳出這一方小天地，進入另一番廣闊的文學世界中。在他們眼中，當下的文學不但沒有淪落到不值一提的田地，而且日新月異，大有繁榮發展之象。當下的文學寫作已經大大地越出了傳統文學的邊界，“泛文學寫作”、“暢銷書寫作”、“網絡文學”等種種類型的寫作與傳統文學寫作共同構成了當下令人眼花繚亂的復雜文學生態。因此，對于當下的文學狀況，我們不僅沒必要心灰意冷，而且應該充滿期待和希冀。汪政、曉華對于當下的文學現狀有著屬于他們自己的見解：既不悲觀，也不失望，承認并接受當前文學的多樣化發展的趨勢，以自己的方式積極建言獻策，對那些寫作者的理想進行細心的呵護和培育。

　　而這種積極的批評方式，注定了他們與許多批評家，特別是學院批評家的與眾不同：在場。當下的許多批評之所以對文學作品越來越疏離，一方面是對當下文學的“日暮途窮”感到失魂落魄，另一方面是因為面對當下文學的“日新月異”而一籌莫展。他們既對當前的文學現狀不滿，又沒有耐心認真梳理當下文學的發展態勢，從而給出建設性的批評意見。他們更習慣于從宏觀的角度去生發、去思考、去臆想，而缺少從微觀的視野即針對作品自身而延展開來的解析和闡釋，換句話說，他們已經喪失了對文學作品的閱讀興趣，而由此導致的結果便是對當下文學現狀或文學創作的認識要么言不及義，要么言過其實，真正是顧左右而言他了。

　　與這些批評家對當下文學的疏遠不同，汪政、曉華的批評倒體現出與文學“套近乎”的意味，他們的批評條分縷析、客觀公正，幾乎不容納任何隨性的“嬉笑怒罵”，他們對于文學的體悟和評論如探囊取物而從未有讓人覺得矯情的遮遮掩掩，他們的批評建立在深厚的文學和理論功底之上，見解獨到而又入木三分，但從未有恃才傲物、目空一切之嫌，讓我們不得不贊嘆他們為人、為文的勇氣和魄力。他們的這種批評取向，首先體現在對當下文學“在場”批評的認識。特別是在如何看待當下文學的多樣化發展上，他們從批評家的角度給出了文壇和批評界少有的微言大義。其次，是對于當下海量的文學作品的披沙揀金、信手拈來。閱讀汪政、曉華的評論集，其中一個很大的感覺便是他們的閱讀面、閱讀量之大、之廣，讓我們不僅驚嘆于他們對當代文學作品的如數家珍，而且艷羨他們在這浩瀚的作品中怎會有如此一身融會貫通的本領。

　　法國學者蒂博代曾將文學批評分為三種，即“自發的批評”、“職業的批評”和“大師的批評”。汪政、曉華的批評自始至終都帶有一種強烈的自發性，不管是《涌動的潮汐》《自我表達的激情》中的目光如炬，還是《我們如何抵達現場》中的鞭辟入里，我們都能感受到他們批評風格的在場、即時和積極參與。他們有著 “職業批評”的嚴謹、持重與客觀，但同時又沒有那么重的“學究氣”，與大多數“學院批評”對當下文學的持有偏見和疏遠不同，他們“身臨其境”，走進文學現場，進行認真的“勘探”和“挖掘”。因此，不管是對當代文學以及中國文學的總體評析，還是對于蘇童、畢飛宇、范小青、黃蓓佳、魯敏、徐風、賈平凹、閻連科、盛可以等作家的個案解讀，汪政、曉華都展現出了他們與眾不同的批評視角和深度認知。而這一點，也得到了其他一些評論家的認可，“汪政、曉華的批評常常針對當代作家具體的文本展開，他們的視角貼近時代的步伐，文字不拘長短，顯得隨性、機智”。當然，“對于作家及文學現象的評論，汪政、曉華也不總是能品出甘甜滋味來的，他們也有不滿、憂慮，但盡管如此，他們還是不慍不火地，表現出在當下文學批評中一種難能可貴的求真、超然之態而毫不浮躁”。而這種對于文學的持續熱情和堅定執著，或許正是源自他們對于文學的更深層次的理解和感悟：文學是一種生活，文學批評是一種生命的表達。

　　在談到汪政、曉華的批評之路時，吳義勤說，“這么多年來，他們一直在文學評論這條路上堅定地走著，不管文壇如何變幻，也不管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難，他們的步伐總是那樣的扎實，沉穩， 不浮躁。”是的，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從事評論寫作到現在，汪政、曉華在評論界的知名度其實已經很高，但他們依然活躍在當下文壇的第一線，與當代作家保持著密切又疏遠的聯系。

　　我想，之所以密切，是因為他們可以第一時間體察到文壇的新跡象以及作家的新動向，真正身臨其“場”，而之所以疏遠，是基于他們對于批評的另一種認知，在一次訪談中，汪政談了這一想法，“我建議批評與創作、與作家保持距離，批評家自己先要自重，將自己的工作視為創造，同時，心平氣和地將作家的創作視為公共文本，確立對其進行討論的權利，其他就不管了，批評自己不能認為是在引導創作，反之亦然。”而可能正是因為保持了這種“在場”的“距離”，汪政、曉華的文學批評才顯得如此的平心靜氣、娓娓道來。(韓松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