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應(yīng)佩
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說：“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白居易是就寫詩而言的，其實“文學是人學”，人的最動人處就在于情，各種文學樣式概莫能外。近讀南通籍青年作家徐可的散文，也印證了這點。
徐可不追求華麗的語言，不編造離奇的故事，不講述深奧的道理，只專注于抒發(fā)感情，其抒情又不是抽象地述說，空洞地喊叫，而是采取了如下手段：
一為借物喻鄉(xiāng)情。《家鄉(xiāng)的刺槐樹》中作者說：“刺槐樹，是我家鄉(xiāng)的樹。”刺槐在樹木中無比平凡，論材質(zhì)，不如松柏檀檜；論形象，不及銀杏水杉；論風雅，不像梅桂桐樟。可是刺槐花穗形如串鈴，色雅氣幽，且是上等的蜜源。刺槐“它的莖、皮、根、葉、花、果實都可入藥，”花可人食，葉供飼畜，干能建房，作者說“刺槐全身都是寶，一點廢料都沒有。”因而這刺槐在作者感情的琴弦上，常常是錚錚的樂聲揚起；在作者心靈的海洋上，常常是滾流著刺槐綠色的波濤。刺槐猶如北方的白楊，刺槐成了作者家鄉(xiāng)的符號，負載著作者濃郁的鄉(xiāng)情。
二為敘事述別情。《別情》寫作者由一個農(nóng)村青年考上了北京某大學，家鄉(xiāng)親友為他送行，姐姐丟下正在生病的兒子前來送行，父親、母親、哥哥姐姐全投入送行隊伍。尤其對雨夜送到縣城車站的描寫，父親憨厚而執(zhí)著，母親在燈下流淚，兄弟的臨別的叮嚀囑咐，難舍難分，感人至深。這還是改革開放之初，由農(nóng)耕文明向工業(yè)文明轉(zhuǎn)變之初，交通、通訊都不如今天發(fā)達，因而對于分別還是看得很重的。如今去趟北京，朝發(fā)夕至，通話瞬息之間，對于分別自然逐步淡化了，作者寫下《別情》正給后人留下了“老照片”，而流動其中的親情，彌足珍貴，這是我們今天需要承傳和發(fā)揚的，就包括這種中華傳統(tǒng)美德。我國古代留下大量“送別詩”，就是在農(nóng)耕文明時代交通、通訊都落后，人與人關(guān)系就親密。江淹的《別賦》中說：“黯然傷懷者，唯別而己矣。”“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作者寫別，其時正值雨夜，農(nóng)村道路泥濘，負載行李的自行車常有卡輪之虞，年邁的父親不忍心遽然離去，只有狠下心腸回家去，可一到家這硬漢卻大哭一場，母親也因此大病一場。作者用質(zhì)樸的語言白描別時的場景，作者說這些刻骨銘心的場面，三十年后仍歷歷在目，其實此情此景將伴作者終身: 這是他人生的一重大節(jié)點，其深情沖不淡，厚意磨不掉，定格在他胸中，積淀在他心底。
三為悼亡顯親情。《父啊，我的父啊》是作者悼念他父親的誄文。作者遠在京城，聞訊父親病危，當即飛回。待其抵家，父親已處彌留狀態(tài)，幸而能見上最后一面，可十幾分鐘后父親就去世了。緣此，作者追訴父親七十多年的為人，寫出了一個嚴父的外形和內(nèi)心，既有暴烈的一面，又有溫柔的一面。尤為動人的是作為兒子的自責。兒子考上了北京的大學，父親感到榮光，對兒子變得謙恭有禮，一次作者回家，家鄉(xiāng)領(lǐng)導(dǎo)邀請他和他的父親吃飯，并邀村支書作陪，以謝支書多年照應(yīng)之意。不巧支書因事外出了，作者說：“我想那父親也別去了，免得有蹭飯之嫌。”可是他父親己向左鄰右舍公布了這一光彩的消息，換上了出客的衣服，整裝待發(fā)時為兒子擋下，使之大為掃興，且在鄉(xiāng)親面前失了面子，有損尊嚴。其父死后，才失悔傷了父親的心，疚愧不己。按當?shù)亓曀祝胀彝サ淖优Q呼父親只叫“父啊”，只有嬌慣人家才叫“爸爸”。作者過去一直認為這稱呼土里土氣的，不樂意這稱呼，等到父親死了，這才恨不得“父啊！我的父啊！”一直叫下去。兒欲孝而父卻不在了。生前不知欲盡孝，死后方悔無法補。作者寫出了帶普遍性的人情，因而它能激起讀者共鳴，也更具教育意義。綜觀徐可散文，因為作者就鄉(xiāng)情、親情演繹，這就能感動人，教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