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隨著對里下河文學討論的深入，許多問題逐漸浮現出來。比如什么是文學流派？我們已有的對文學流派的理論是否已經窮盡并且有效？對于一個帶有鮮明的地域特色的文學流派而言，哪里是它的邊界？什么是它的核心？甚至，如何理解其中的文學元素都應該深入的研究。更為重要的是，如何評估這種研究的意義與作用？如何處理理論與文學實踐共時性的關系？因為里下河文學不管是一個成熟的文學流派也罷，還是一種寫作現象或一個寫作群體也罷，它與此前同類研究對象的一個區別就是它一直處在進行時狀態，是在發展和生長著的。這樣，如何將其不斷出現的作家作品以及它的文學行為與存在方式納入到理論視野，而且兼顧它與當下社會文化的聯系就顯得非常必要。同時，還要警惕理論對它的各種影響。
事實上，就里下河文學而言，理論與它的對象是不太平衡的。因為里下河文學中的大部分寫作者依然在本土寫作，他們與當下理論棲生的所謂純文學領域天然地存在松散而又緊張、吸附而又排斥、對位而又錯綜、同一而又異質等等復雜微妙的關系，所以，理論稍有不慎，不但失去了對它解釋的有效性，有違推動、提升與支持的初心，而且還會對其形成意外的傷害。
這確實對我們的研究構成了挑戰。所以，我們主張要適當地調整理論的姿態，更新研究的觀念，選用適宜的方法，比如盡可能多地接觸這一地區的文化狀況與文學面貌，有條件的可以與當地的寫作者保持穩固的聯系，在當地選擇可以進行調查、資料收集、檔案管理的文學工作者，與他們合作建立研究基地與檔案館，還可以利用當地高校、科研院所等文化藝術機構的力量進行本土文化與文學的研究。此外，外地的專業研究人員也應自覺地創造條件進行類似田野調查的文學采風，不能僅僅圍繞著幾個成名的大家轉，要對當下正在進行的寫作狀況了然于心，盡量占有現場的文學文本，從中尋找到新的知識，發現新的研究價值。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我們不能僅僅在小說、散文、詩歌等幾個顯赫的文學文體上進行研究，事實上，即以這幾種文體來說目前的研究就不平衡，給人一種里下河小說研究而不是里下河文學研究的感覺，更不用說其他邊緣性的文體與文學行為了，而后者在地方性寫作以及它們對地方社會的意義非常重大。
如果這樣來調整觀念，里下河地區的許多寫作事件與嶄新文本就會進入到我們的視野，甚至讓我們大為驚訝。比如，從去年末到現在，泰州市和其轄下的興化市、海陵區和泰興市陸續推出了幾套大型叢書，分別是還未出版完的《泰州知識叢書》和《荷葉地散文叢書》《海陵文學叢書》《銀杏風文學叢書》。這幾套叢書各有其特點。
先說《荷葉地散文叢書》，這是興化市編輯結集的單一文體叢書，這個蘇中腹地的縣級市近年來本以小說名世，被中國小說學會授予中國小說之鄉，但這次出品的卻是一套散文叢書，說明他們的文體寫作實際上是非常廣闊的，并不限于小說。
另外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意義是這套叢書作者的身份分布，十位作者中“有中學老師，有文化工作者，有鄉鎮領導，有企業的和政府的干部”a，這正是中國鄉村基層寫作的特點，在里下河地區尤其明顯，即寫作人口密度很大。里下河文學之所以引人矚目，并不僅僅因為從那里走出了許多在全國產生影響的著名作家，而是有許多堅持在本土寫作的業余作者，并且具有較高的產量與質量。
前幾年，南京師范大學何平教授主持過“文學與新農村建設”課題，曾經選擇了幾個點進行調研，興化即是其中之一。何平有過這樣的統計和描述，“地處江蘇中部里下河水鄉的小縣興化，這些年，不僅集中出現一批像畢飛宇、費振鐘、王干、顧保孜、朱輝、楚塵、龐余亮、劉仁前、顧堅等走出去的寫作者，更有一大批堅守在興化本土的寫作者，如王浩、葛玉瑩、陳鐘石、沈光宇、薛宏金、劉春龍、錢國懷、金倜、張學詩、李明官、戴中明、朱道平、王銳、王蘭、顧維萍、王樺蒼、周飛等。
后者幾乎都是有著公務員、教師、醫生等個人職業的業余作者。改革開放以來，這個作者群先后有32 人出版文學書籍59 種，有近百人在省級以上的報刊發表文學作品，并有34 人次獲各類獎項。
另據統計，尚有8 部長篇小說和10 本小說、散文、詩歌專集待出版。“b 他提到的許多作者都出現在這套散文叢書中。顯然，我們不能在一般文學概念下討論這種寫作的意義與價值，因為與所謂經典作品相比較，他們的作品存在的差距是明顯的。但是，從文學生態的構成來說呢？從文學人口與一個地方的社會建設水平與人口素質或文明素養來說呢？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任何地方，任何時期，文學的存在與生長都取決于一個正態型的類似于金字塔式的結構，而這個金字塔結構的底層和基座應該就是一定數量的文學人口，特別是那些業余從事寫作并懷有文學理想的寫作者。
他們的寫作，影響著一代又一代年輕人的價值取向，為文學提供了大量潛在的寫作者。本來，以普通民眾和地方的文學生活為基礎，首先自發地催生出相當數量的并且具有競爭力的寫作群體，然后才有專業的寫作、高端的寫作和跨文化的寫作，這才是文學生態的常態，如果一個社會或時代忽視和輕視作為源頭的普通民眾與地方的文學存在，那文學必定根基不牢，后繼乏力。里下河文學之所以如此生生不息，并且顯示出令人驚訝的文學創造力，原因首先在這里，在這個龐大的，其個體并不都為外界所熟知的寫作人力資源庫，這是文學的生產力。我們為什么特別強調要在地方社會文化背景中去討論里下河文學的意義而不能走以往單一的文學流派研究的理論路徑？就是要看到這種具有根性的地方文學流派是以其穩固的本土作者群為支撐的，這些寫作者就在日常生活中，他們必定影響到一個地區的精神面貌。理論上講，一個地方，一個社區，都應該有自己生根的文學。文學在地方和社區中應該是有地位的，應該參與到這些不同規模與層面的生命共同體的精神建構中。以前對這些生活在地方的業余作者關注太少，總覺得他們在文學上還有許多的欠缺，卻沒有注意到他們的文學其實具有另一番意義。
到里下河地區走一走，寫作者在那兒的地位是相當高的。你甚至會吃驚于他們的寫作對那里的人們、那里的生活的影響。地方上的讀者當然知道外面的文學世界，知道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但是，從文學情感上，從寫作與閱讀的互動上，那都是非常遙遠的。而地方性作家不同，他們就在普通人的身邊，他們沒有脫離日常生活，并且以與普通人一樣的方式謀生，有著自己非文學的社會角色，以這樣的角色結下人際關系。所不同的是，他們在隔壁寫作，在燈下為文，就在人們的眼里，一些人成了作家，于是，具有了影響他人的方式和能力。中國自古有鄉賢文化傳統，家族的長者，德高望重者，斷文識字者，身懷高藝者一同構成鄉村治理的鄉賢階層，而記錄鄉村并能協助鄉鄰書面表達的文人一直是其中身份較高的一類，這樣的傳統在民風淳樸、古韻猶存的里下河地區至今依然，這也是業余寫作者自覺或不自覺的一種社會責任與道德驅動。閱讀這幾套叢書，我們能真切地感受到這些作者對家鄉的熱愛，自然地理，古往今來，鄉里鄉親，民風民俗，在他們的作品中都得到了細致的描寫和刻畫。這些寫作者筆下的文學世界就是大眾的生活，當下的生活，普通人在他們的作品中看到了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看到了左鄰右舍，看到了自己。近幾年來，我們經常到里下河地區去，跟那里的讀者和寫作者談論文學的事情，對此真的很有感慨。
我沒有問過那些寫作者們的文學理想，但我認為，作為一個作家，這些作者是成功的并且是幸福的。
他們能切身地感受到讀者的依賴和信任，感受到自己文字力量和寫作的意義，在那里，他們真的如魚得水。我們想，這應該是文學最大的價值吧？
而這樣的價值只有放在鄉土的坐標與當地社會品評中才能檢視得出來。
文學流派類型眾多，一般來說，地域性的文學流派在表現內容上具有明顯的屬地特征，甚至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成為一種區別性特征，不管這樣的特征體現在城市抑或是鄉村。就本文提到的這幾套文學叢書來說莫不如此。從《荷葉地散文叢書》中隨便挑出一本，單從章節篇名中就可以看得出來。如陳學文的《想念一棵樹》分為四輯，分別是“鄉村記憶”“寫意人生”“垂釣手札”和“邊緣隨筆”，不去細說各輯的具體內容，第一、三輯顯然是作者對家鄉的書寫和具有興化水鄉特點的生活記錄。在《海陵文學叢書》中，肖仁這樣評價同是叢書作者的徐同華的作品：“同華雖年輕，卻諳熟鄉情，對桑梓文史舊案的搜索、采擷情有獨鐘，其所見所聞與所志觀點清新又敘述厚實，讀后足以使人沉溺于一派氣象萬千的感慨之中。尤其是寫故人舊友的人物部分，實敘實寫，其間又融合著一番獨有的熟稔與深情，引人入勝。”（《品美說項。閑情都幾許》）而黃毓璜在《銀杏風文學叢書》總序中談到他的兩位泰興同鄉、青年作家周新天的《花姑溪》和何雨生的《午夜時分的化工廠》時有這樣的話，“在故鄉屬于比較新進的作家里，他二位的小說是我很愛讀的，如同當年喜歡讀顧寄南的小說那樣，以為最能真切而親切地傳導家鄉人文氣息與一方土地風情。得天候而接地氣，使兩本書成為最能播布”銀杏風“的作品。”二這樣的內容與作者的身份有沒有關系？要知道這幾套文學叢書的作者都是目前依然在本土寫作的作家，我稱他們的寫作是一種“在鄉”式的寫作。這樣的命名可以與其他兩種寫作方式區別開來，即“離鄉”式寫作和“返鄉”式寫作。之所以做這樣的區分也是覺得對里下河文學的研究不能大而化之概而論之。如果對不熟悉里下河文學的人來說，要找出汪曾祺、畢飛宇、劉仁前之間的一致性或相似性恐怕是比較困難的，而這三位恰恰被納入到里下河文學中進行討論并且被看作是這一文學現象的標志性作家。在我們看來，對里下河作家群進行研究時當然要尋找其同，但更要注重其異。比如對這三種寫作方式的辨析就是對其由同見異而后又由異見同的路徑之一。上面提到的這些作家以及劉仁前、顧堅、劉春龍、周榮池等等都屬于“在鄉”式寫作。“在鄉”式寫作不是說他們沒有離開地方，而是說他們寫作的題材、寫作的趣味，他們的寫作與地方的關系。
劉仁前的“《香河》三部曲”再現了里下河地區的城鄉變革，三部構成一個線性的完整的敘事整體而又各有側重。《香河》以里下河地區的節氣和農事為敘事線索，描繪了這一地區富有特征的生產方式，也就是亦農亦漁，特別是這里的人們的生活方式。生老病死，婚嫁喜喪，完整地呈現了自足運行的“鄉土中國”，也在后鄉土社會為人們留下了具有實證意義與方志價值的華東平原水鄉的典型風俗畫。《浮城》側重于這一地區的微觀政治史，小說以里下河地區的鄉村文化為依賴，生動地再現了縣級政治運行的路徑與復雜狀況。《殘月》將視點投向了城市，但這城依然與鄉有割不斷的聯系，從而不僅是物質的城、商業的城，更是文化、心理與人格的城，從而展示出當今的艱難變革中的深層意蘊。而所有這一切的最終解釋都離不開里下河的人際與倫理背景。劉春龍的《鄉村捕釣散記》是對里下河地區淡水漁事的書寫。里下河地勢底洼，水網密布，它雖不臨江面海，但傳統的生產方式卻是亦農亦漁的，捕魚是這里的人們必不可少的獲取生活資料的途徑，捕魚、燒魚、吃魚，由生產而生活，成為傳統文化的構成，許多習俗、禁忌、思維、方言和藝術都因此而產生。在這部頗具影響的散文之外，劉春龍還創作有長篇小說《至愛深痛》和《垛上》，也都是很確鑿而典型的里下河書寫。后者的敘事時間比前者要長得多，故事線索與人物關系也更復雜。但不管復雜還是簡單，都是在里下河鄉村人倫、文化與政治背景下展開的，又都隨著故事的展開而展示出這一地區的自然與人文風景。
相比較而言，畢飛宇、魯敏、朱輝、王大進、楚塵、姜廣平等人在里下河文學中就是一種“離鄉”式的書寫。與“在鄉”式書寫一樣，離鄉也不僅僅看其是否離開了地方，比如羅望子、龐余亮雖然沒有離開地方，但也體現出強烈的“離鄉”式書寫的特點與傾向。畢飛宇雖然寫出了與里下河生活密切相關的《平原》《玉米》以及不少中短篇小說，但這些作品的人文內容、價值設定并不都指向里下河，里下河更多的是素材、載體，他在作品里試圖表達的是另一種社會與人生的思考。這也就是畢飛宇寫了那么多里下河，卻沒有被目為鄉土作家的原因之一。這方面魯敏可能與畢飛宇有相似的美學策略。鄉土敘事是中國新文學的傳統，年輕作家們既可以借力而上，但也可能被淹沒在這一傳統豐富的藝術表現之中。因此，如何尋找并確立自己的個性就顯得異常重要。魯敏的經驗是往細處寫，往深處寫，她既沒有同構于城鄉對立的宏大敘事，也沒有耽于對鄉土的詩意想象，而是在人性的幽微處寫出無由之惡與莫名之善。這種不可確解的“無由”與“莫名”恰可以使人們專注于人的本身而免除了身外社會、歷史、道德，包括地方性的闡釋。因此，與許多前輩鄉土文學作家不同，也與同輩的一些作家有別，魯敏并沒有被鄉土所框定，借由人性之觀察，她很方便地進入到其他題材如都市、成長、青春的書寫。記得許多評論家曾對魯敏未作任何說明便中止了“東壩系列”而扼腕不已，殊不知魯敏本人對人們將東壩作為她的標簽早就警惕，更不在意這一系列是否是鄉土文學，她對這一枚郵票毫不珍惜。也就是說，里下河作家群，一直在進行兩方面的努力，他們共同面對這一片鄉土，但有的選擇反復進入，有的選擇出走，至少若即若離，并且都成功地構建了自己的意義圖式，給讀者預設了相應的閱讀期待。在他們的創作中，里下河還在，但多少帶有他者的意味。
介于這兩者之間的是“返鄉”式寫作。汪曾祺一直被認為是里下河文學的泰斗，并且是這一流派的美學標本，其實，他就是“返鄉”式寫作的代表。簡單地說，汪曾祺的創作開始于上世紀四十年代，可以分為四個時期。四十年代是一個時期，風格并不穩定，有許多摹仿的痕跡，其中不乏西方現代文學的影子；五十年代是一個時期，作品不多，除了一些短篇、兒童文學外，還有戲劇和說唱文學；六七十年代又是一個時期，主要以戲劇特別是現代京劇即樣板戲為主；第四個時期是文革結束以后，他幾乎與此前所有的寫作切割了，以《大淖記事》為標志，開啟了個人創作的新階段，也開啟了一代新文風、新文體。這里來不及細說他創作轉型的內存肌理，但這一轉型標志著他對高郵故鄉的回歸。不論是小說還是散文，故鄉以及他的家族成了他表現的主要內容，而且，他成功地將里下河的文化、風物、故事和人物都美學化了，風格化了，并且使之具有了極高的文學辨識度。這種“返鄉”式的寫作與前兩種寫作方式不同。與“離鄉”式寫作的區別自不待言，里下河在汪曾祺的筆下不是符號，也不是載體，而具有了本體的意味，他要表現的就是里里下河，再現的就是風俗畫，倡導的就是極具鄉土中國的價值觀。但他又與“在鄉”式寫作不同，他是返鄉，前提是他出去過了，那么這種回歸就帶來了新理解，新視角。因此，與其說汪曾祺是在表現故鄉，不如說他是在發現故鄉，塑造故鄉。
他筆下的里下河不應看作是自然與歷史意義上的里下河，而是人工的、美學的甚至是虛構的里下河，同時，通過這種創造，他能將這種里下河色調渲染到任何地方與寫作對象，汪曾祺的“返鄉”式寫作的啟示極大，他不但喻示里下河書寫還有無窮的可能，更使“里下河風”獲得了美學上的獨立。費振鐘也可以列入到里下河文學中的“返鄉”式書寫中。他本以文學評論立身，中年后斷斷續續地進行散文創作。理論的積累，學術的立場都使他將故鄉的書寫置于新的視角下。與汪曾祺不同，費振鐘對里下河的書寫更帶有理性的分析和文化的解讀。他的《懸壺外談》從陰陽五行說到經絡，從治病說到養生，從官方醫局談到民間游醫，從黃帝內經說到鄉村醫諺，有正史，有野史，有傳說，有故事，對里下河一帶傳統的中醫進行了敘述，并對其進行了文化上的思考。《中國人的身體與疾病》比《懸壺外談》更集中、專注和系統，也更具有人文的深度。費振鐘的收獲是，“通過疾病，描述關于身體在某一個時間和空間的記憶片斷，并從這些記憶中理解身體的困擾。那些死亡與求生，那些失敗與拯救，那些掙扎與解脫，那些沉迷與拒絕，以及在這一切后面留下來的創傷，我要說，所有這些保存在曾經有過的文字和語境中的身體事件，在今天提供了被我們加以新的闡釋和表現的機會。”（《〈中國人的身體與疾病〉序》）這樣的寫作都從一個樣本提升了里下河的俗語價值。費振鐘近年來的“鄉鎮觀察”寫作非常值得關注，他接續的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鄉村建設傳統。在這一系列寫作中，費振鐘將家鄉興化的一個個鄉鎮作為觀察對象，每次選擇一個觀察點或話題，但都是關于中國鄉鎮的過去與未來，關于鄉鎮的建設。以《戴窯鎮》為例，他探討的是現行鄉鎮發展焦慮中的經濟行為的失當：“鄉鎮社會有著它的歷史”正當性“，這種正當性既包含了一種經濟理性，也包含了一種生存理性，以及社會倫理，依據這樣的正當性，鄉鎮社會才能持續并得以發展。同時，生活在鄉鎮社會中的人們，也依據這個正當性獲得安全與保護，并且由此產生歸屬感。出于這樣的認識，我們有理由也有責任提出必須維護鄉鎮社會的存在，也才有責任在鄉鎮社會瀕臨瓦解之際，提出中止和結束這種滅亡式的”發展“。讓鄉鎮歸回鄉鎮，寧可零發展，也不要硬發展。”管窺斑豹，在中國農村城鎮化的不可逆中，這種思考的意義自不待言。這樣的寫作在里下河文學中顯然別開生面，他開啟的無疑是里下河文學的學術路徑。
而不管是汪曾祺還是費振鐘，真正的“返鄉”式寫作必須是攜帶了別一種價值觀。這三類寫作很難說誰是里下河文學的代表，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各自呈現出里下河文學的豐富性、多面性與不斷的可能性，正是這種和而不同的局面構成了一個地域性文學寫作的獨特性和內存的張力。
也正是鑒于這樣種不同寫作類型的辨析，我們才主張對里下河文學，不管是作為文學流派，還是寫作現象與作家群體，都應該持開放的態度，而不是將其封閉，用一種風格去定型它，并且削足適履地將許多不同的寫作對象納入其中。特別是對這種正在行進之中的文學更應如此。
三我們對《銀杏風文學叢書》中的詩詞歌詞即《跟你走》《時光之鐘》和《木緣堂詩抄》有深厚的興趣。這些作品也都充滿著鄉野的氣息和里下河的味道，里面那些農村題材的作品完全是里下河平原水鄉的風貌，不可重復。當然，令我們感興趣的不僅是這些作品的內容，還包括它的文體及編者的意圖。一般來說，當代文學叢書不太會收錄歌詞，也不太會收錄古體詩詞，可見本套叢書的編者對文學有不一樣的理解。他們顯然是從里下河當下的寫作實際出發的，即在里下河地區，寫作形式是非常豐富多樣的。他們對文學的理解也相當寬泛，并沒有一統于那幾大樣式上。
當然，在我們的眼里，僅僅收錄歌詞和古體詩詞還是不夠的，但我們現在還不知道在里下河地區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寫作形式特別是在民間。在我們看來，像里下河文學這樣的在本地生長出來的地域性很強的流派，在寫作形式上也應該是多樣化多層級的。從現實生活到純文學的表達，中間應該有許多實用的、原始的、混沌的、民間的但卻是活潑潑的寫作形態。并不是硬要將這些中間形態的文字都提升到現代純文學的層面，也不是刻意地反對文學進化的歷程和成果，而是表明里下河文學的所來路徑，它的源頭活水，它與其他表達形式的共存的、互動的關系。事實上，要將里下河文學的源頭說清楚，不進行這樣的知識考古與文體采樣顯然是不行的。從里下河文學這種生于本土并在本土繼續生長的文學形態而言，一定要從它與社會經濟的全面聯系中考量才能有全面的、體貼的認識，必須將一切寫作形態都納入觀察才能找到其基因所在。執于提純后有限的文學樣式定然會降低它的地位，也是對其豐富性、于地方文化中的事功和民眾語言生存的遮蔽和漠視。
說到這兒，我們要特別提及《泰州知識叢書》，我們是從認識里下河文學疆域與功能的角度來討論這套叢書的。這套子叢書首先是里下河本土寫作能力的體現。叢書以泰州地區的作者為主要寫作力量，將泰州成陸以來的歷史、文化、風土人情、行業百工、民間傳說、講史讀經、重大事件、著名人物、文學藝術、學術傳承、中西宗教等等分成幾十個選題，以文學和歷史相結合方式組織編寫。這項工程是由地方提出，由地方主導，并且絕大部分由地方文人來撰寫。這樣的寫作方式與寫作力量的意義都非同尋常，它是一種文學的自信。
另外一方面，這套叢書承續了中國文化的傳統，顯示了里下河文學在地方知識傳承與創造中的功能、地位和價值。在中國文化史上，地方文獻的編撰以及以地方為題材的紀實性寫作是一個偉大的傳統，并且形成了相應的體式與風格。這不僅是大量的官修的地方史，而且還包括地方文人對地方的書寫。這些寫作有的是全景式的，有的則選取了一個切面，但都能夠看到某個地方正在遠去的年代如大事記一般的重大事變，看到它的日常生活和風土人情，可以說無所不包，從而形成對一個地方經濟與社會發展全方位的清晰留存。在中國，這是一種來自傳統的知識自覺、歷史思維與主體意識，體現了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集體記憶模式。自古以來，一個地方的言說都是由許多連續的微觀政治史、風俗史、文化史與個人史構成的。不過，這些歷史、知識與記憶，這種微歷史是以區別于“正史”和文書檔案的方式被書寫和傳播的，它們被生活化、細節化、個體化、傳奇化和情感化了。這樣的敘述還是一種策略。
敘述的內容既是主體，又是載體。通過敘述，人們可以方便地將一個時期的生活整合串并，使本土歷史單元化，并且通過這樣的敘述進入富于本土特點的話語情境和交流空間，分享共同的經驗。
而個人的體驗和創造性也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融入其間，更別說歷史的更迭與政治風云。
地方書寫在知識生產中一直是極其重要的一個環節。知識如何生產？現在的格局并非自古而然，也并不是唯一的。歷史上，知識生產大部分是由下而上，而不是由上而下的。民眾的實踐和經驗，鄉紳與民間知識分子的總結、記載和提升，成為知識生產的主要渠道。學在民間，而不是我們想象中的學都在官府。官府做的是采編、匯集和審訂，使知識規范化、規模化，并得以傳播和普及。隨著現代教育、科研制度的建立和專業的分工，知識生產的傳統格局被改變了，但我們不能因此就放棄地方，放棄民眾知識生產的權利與責任。如果知識生產與傳播都是自上而下，不僅地方與民眾的創造力會鈍化，而且會導致文化土壤與知識溫床的板結，導致地方與民眾文化地位和矮化，這樣的后果是很嚴重的。即使在現行的科研體制下，許多知識也不是“上”能生產的，地方經驗就是如此。所以，這樣的工作實際意義很大，象征意義也很大。
泰州知識叢書是現場的知識生產，其示范意義不容低估。因為我們看到，地方知識分子對地方的書寫正在日益退化。雖然地方的寫作每天都在發生，但大部分又是與地方無關的。有的在重復非地方的話語，有的則是非實在的經驗，更多的人迷戀于虛構的寫作，唯獨少有人去真實地敘述地方，為地方傳神寫照。這里面的原因很復雜，地方地位的降低，地方經驗的貶值，地方人口的遷移和流動，生產與生活方式的通用化、標準化和模仿化等等都是原因。其實，仔細地考量，自然因素并沒有本質有改變，鄉村小傳統也很頑強，許多久遠的經驗還沒有褪色，還需要整理，總之，地方書寫的空間還是很大的。而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意識與姿態，是在提倡地方的民眾特別是地方文人關注地方，是在宏觀的視角下重視地方經驗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
這套叢書已經出版了十數種，其余的還在編撰出版之中。它顯示了里下河文學的新常態與里下河作家寫作的可能性與可塑性。首先，作者們把握住了敘述中的主客觀的關系。將個性與見解體現在了對敘述對象的價值理解上，體現在了敘述對象與當代關系的勾連上，也體現在了寫作時如何將對象置于獨特的語境，使其成為泰州社會史的構成上，從而讓敘述對象在所置的背景上產生意義。其次，注重了人與史、人與事、史與事關系的安排。泰州歷史悠久，文人薈萃，可寫者甚多，這就存在取舍，需要選擇。從已有的地方經驗的存在形態來說，大都是由不同的史構成的，這史又都牽涉到人與事，而人與事是很區別的，同時，事與事，事與人，人與人，又存在勾連，交叉，叢書做到了選題豐富而恰當，選題間揖讓得體，顯示出叢書應有的系統性。再次，叢書體現出了對正史與野史、傳說的關系的現代性理解，甚至體現出了相當的文化學與人類學的眼光。作者們沒有簡單地復述歷史，翻譯歷史。叢書在對待地方文化流傳上非常寬容，體現出新的文化史觀，那就是，野史和傳說是人民的創造，自有它產生的道理。不管這些史說與傳說的真實性如何，它們已經成為地方知識的有機構成，是地方文化的一部分，一直在發揮作用。它們在補充正史，在表達民意，在傳承文化，在涵育地方精神。它已經具有的客觀性，不管我們如何評價，它就在那里。在地方，它們有時比受各種統治思想影響的正史作用更大。所以，許多作者在正史的基礎上對野史與傳說做了大量細致的工作，采風，挖掘資料，選擇，辨別，做到了不僅放得開，收得攏，大膽吸納民間智慧，力求成為地方精神新的傳承。
最后，看得出叢書在可讀性與親和性方面做了努力，基本上達到了雅俗共賞。作者們顯然明白不能因為這是嚴肅的地方知識的寫作而面目板滯，也不能因為普及的要求而輕佻和淺薄。古人講義理、考據、辭章，他們在寫作中確實在資料翔實的基礎上努力超越資料，用自己的思想去駕馭敘述對象，化整為零，融會貫通，舉重若輕。在語言表達上能夠貼近表達對象，選擇切合對象的敘述方式，在文學與歷史中間尋找到和諧共處的風格。我們對這套叢書的文學性進行了這些總結，然而對其文學性的認定恰恰是要說明它的非文學的功能，與《銀杏風文學叢書》中的歌詞古體詩詞一樣，知識叢書從文體到內容顯示出它與一般文學的異質性，如果將其放在里下河文學中進行觀察，我們確實看到了它承擔起了文學參與地方知識建構與社會文化建設的職責，并且使這一寫作在方式與文體上顯示出地方文學原初的活力，而這也是一個地域性文學流派或地方寫作群體的功能、寫作方向和呈現方式。這樣的寫作與現代文學意義的寫作一起構成里下河文學復雜性、有機性與生生不息的活力。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再次強調，只有調整觀念，更新方法，才能認識到里下河文學的多樣性，也才能拓展對這一寫作現象、寫作群體或文學流派的闡釋空間。
曉華 江蘇省作家協會
汪政 江蘇省作家 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