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里下河文學流派的研究，過去，我們很多研究者在對作家筆下的文化生態描寫的研究應該是非常深刻的，此外，對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群作品的美學風格的追求，也是大多數評論家們所醉心的。

進入到主題域研究層面，我們如果細細玩味，便會發現，在燦若星辰的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作品中，著墨于人與自然的和諧、水鄉風情、文化習俗等帶著非常濃厚的里下河印記的作品非常繁富，然而，也有很多作家，不約而同地涉獵到了一種已經漸趨式微的文化現象——鄉紳文化或者名之曰鄉賢文化，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些鄉紳形象。

帶有濃厚的汪氏文學胎記的里下河文學流派，實際上從汪曾祺先生開始，里下河文學流派的作品里，就源源不斷地出現舊鄉紳或鄉賢們的影子。汪曾祺先生本人就出生于一個富裕的鄉紳兼中醫家庭。他的筆下，鄉紳人物眾多，也各具風采。

所謂“鄉紳”，就是鄉間的紳士，也可以理解為是士大夫居鄉者。鄉紳階層主要由兩部分人組成，一是從官場上退出然后居于本鄉者，此即 “紳”或“大夫”；一是從未曾出仕的讀書人，此即所謂的“士子”。由鄉間士大夫或士子組成的“鄉紳”群體，他們普遍有著高于普通民眾的文化知識和精神涵養，有著非同尋常的人生閱歷和廣闊視野，在官場有一定的人脈，對下層民眾有深刻的了解與同情，有的人甚至還有著先進的政治理念和思想。此外，他們既可以將下情上達于官府甚至朝廷，也可以將官方的意志貫徹到民間。他們是那種“身為一鄉之望，而為百姓所宜矜式，所賴保護者”（語見《紳衿論》，同治壬申五月一日《申報》）。有的地方，鄉紳不但承擔著傳承文化、教化民眾的責任，甚至直接參與地方教育和地方管理，引領著一方社會的向前發展，直接決斷著一些普通百姓的命運與人生走向。他們可以說是鄉村的靈魂人物，是一方風氣和文化的象征或表征。

由于歷史的原因，里下河作家筆下的鄉紳形象，在“文革”時代、后“文革”時代以及改革開放的時代，經歷了從斷裂、消失向重塑的嬗變過程。

這種斷裂的情形，其實在汪氏作品里便已經在悄然地修復。譬如，《憂郁癥》（鄉紳形象為龔星北）、《鑒賞家》（鄉紳形象為全縣第一大畫家季匋民）都是以其最為日常的方式，呈現出鄉紳人士的市井氣息與高雅不俗的行事風格。其他篇什中，諸多鄉紳形象也都是溫文爾雅地出現在汪氏筆下的。

從汪氏自身角度看，本身極具士大夫氣的汪曾祺，本質上對這一群體是有著一種認同、甚至神往的。汪氏作品在里下河文學的流脈里，在鄉紳/鄉賢形象的塑造上，其實很長時間都未能獲得后起作家的回應。而此后的劉仁前、劉春龍、曹學林、沙黑諸位作家所重塑的鄉紳/鄉賢形象，也并不是有意地呼應汪氏作品，而只是從他們自身的精神視角出發，發現并重塑了鄉紳/鄉賢的形象，并在無意之間完成了對鄉紳/鄉賢形象的修復與重塑，且對鄉紳/鄉賢形象賦予了新的內涵。

曹學林的《船之魅》正面塑造了李恒義等幾個真正的鄉紳形象。

鄉紳李恒義作為商會會長和龍湖鎮鎮長，他的出場主要是在抗戰期間與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而作為鄉紳形象，李恒義的意義在于，他借助商人身份、一鎮之長的便利，著力于發展地方經濟。而他經營的藥材生意，則又是懸壺濟世、救濟蒼生的良心事業。李恒義有著最起碼的愛國情懷，大義當前之時，他們的民族之義永遠高踞在心中，所以才能做到巧妙地與日偽周旋，有效地保護了當地的生民與生產。亂世之中，李恒義又能與社會最基層的百姓結下深厚的友情，他與柳一篙的主仆、兄弟情分，他與沈紅菱借腹生子的情感糾葛，都令人蕩氣回腸。但在歷史轉折關頭，在去與留的問題上，由于對共產黨的政策理解不到位，從而導致最終逃去臺灣。然而，人雖去，家鄉情結卻始終縈懷在心，人死之后，還要讓下一代回鄉探親并幫助家鄉發展經濟。

可以說，這一形象是鄉紳形象斷裂之后的回歸，曹學林著眼于人性去塑造這一人物，摒除了那種戲劇化、概念化的圖解手段，寫出了這一鄉紳真實的人性底色。特別是在與柳一篙的感情糾葛中，他的人性的光輝最終令柳一篙這樣的血性漢子放下仇恨，并從失意、潦倒中重新站起來，這樣的情節乃是書中最為精彩的部分，令人擊節。

鄉紳形象轉型為鄉賢形象，則主要在劉仁前、劉春龍、沙黑等作家的作品中。

劉仁前的《香河》三部曲里，作為香河第一大家族第一代中心人物，也同時是《香河》中的主要人物，柳安然理所當然地承擔起了這樣的“鄉賢”角色。

柳安然這一人物形象是作家劉仁前作為香河精神的源頭來進行塑造的。而且，恰到好處的是，柳安然身處兩個文明斷裂與交匯的當口，同時又處于兩個歷史時期的斷裂帶上，這樣，柳安然身上所具有的德性、文化、個性等精神品質，勢必會成為對香河眾多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人物的輻射與引領。柳安然身上那種以水潤德的人格輪廓和如水柔情的人性底色，一方面展示了“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文學主題，同時也展現出里下河人“以水潤德，如水柔情”的“德”與“情”相交融的精神世界。縱觀《香河》三部曲，香河數代兒女的精神源頭與價值標桿，全都可以在柳安然這一人物身上得到確證。作為一個鄉村只是初通文墨的文化人，柳安然以自己身上獨具的那種如水般的德性與情感，重塑了香河這一方鄉土中國的精神，并使其后的香河兒女都有了精神上的皈依與引領，即使是像香元這樣的人物，也是在柳安然的精神感召下，最終融于香河那一脈精神之流。

如果說柳安然是一種精神與文化的源頭的話，那么在劉春龍的《垛上》所出現的二先生，則有著更深的內涵，人物形象也更為豐滿。

二先生這一人物多才多藝，有著豐富的人生智慧，經歷過新中國成立以后若干次政治風波，對人生和時事，有著某種洞見與預感，同時在鄉間又有著深厚與廣泛的人緣。他是湖洲、浮坨乃至荷城的文化名流，地方文化及方志學研究專家。在作品里，他某種意義上擔任了林詩陽的人生導師與政治智囊，在處理與決定重大事情上，表現出常人所不具有的見識與膽魄。他身居鄉野，卻能成為官場的幕后推手，參與重大策劃，并以此影響、改變了湖洲大隊的政治生態。某種意義上講，二先生復活了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鄉紳的精魂。

二先生身上既有著一種可以感召后人的堅定操守與價值引領，又具有一種對一方水土生態與文化失落所具有的深愛至痛和悲憫情懷。真正體現出他那種堅守與抗拒的品質的，是在開發雙虹湖與創辦脫水廠這兩件大事情上。在這兩件事情上，他一反常態，與他素來支持的林詩陽及上級政府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并以自己參與策劃的湖神會的方式，來提醒當政者的文化生態保護意識。正是在這一點，表現出他那種極具文化深度與歷史意識的文化人所必然具有的情懷和擔當、見解與膽識。

在田逸云這里，鄉賢形象的內涵有了縱深拓展，他是鄉紳文化在斷裂之后重現于里下河這一方地域的，因而，這就使這一人物形象，既是鄉紳文化的個體遺存，又同時作為一種鄉紳文化走向式微甚至湮沒階段的標志。作品展示了新一代人物成為這方水土的主宰之后，二先生在后半部悄然退場，也多少寄予了作者對鄉賢精神難以重續的浩嘆！

沙黑《四月南風》中汪老爹，作為走向改革開放這一轉折時期的老人，他是兩個時代的親歷者與經證者，他以自己的方式，記錄了里下河農耕文化時期的經濟現象，很值得玩味。至于筆者所著長篇《蚌蜒河畔的愛情》中，小學校長周森林、讀過私塾的姜德麟，皆可作為鄉賢形象引發討論。篇幅所限，不再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