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政等 

   記者：“香河”之名源自何處？是您家鄉就有這么一條河嗎？

    劉：不是，我的老家沒有一條河叫“香河”，這是我自己起的名字。在我的記憶里，家鄉的河流是有氣味的，是一種香氣，這種“香”是生活在村子里的人們的喜怒哀樂，是自然散發出的最本質的東西。起名“香河”其實是蘊含的一種深意。

    記者：那么，“浮城”、“殘月”兩部小說名也蘊含著深意？

    劉：對，《浮城》中，主人公工作的地點在楚縣，是一座浮于水上漂浮不定的小城，說明縣城根基不牢固。同時，也是暗含主人公柳成蔭的仕途不牢固，一路坎坷。

    《殘月》中，每個人的價值取向、衡量標準全部單一化，只有一個字“錢”，財富代表了一切，其他所謂道德觀、人生觀通通屏蔽。可見，這是一個“殘缺的社會”，生活在這樣社會中的人是“殘疾人”。同時，故事發生的地點到了一個叫“月城”的地方，所以取名“殘月”。

    記者：從《香河》到《浮城》再到《殘月》，您想通過這“三部曲”表達何種文學思想？

    劉：《香河》描寫的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興化水鄉的淳樸風情，展現了一幅幅里下河地區的風俗畫卷。在那樣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里，美好的生態保持著最自然的風光。對于《香河》，我抱有的是一份濃厚的懷舊心理。

    《浮城》中，時間已經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物也從鄉村跳到了城市，雖然矛盾沖突、情感糾葛，還是與父輩們類似，但大環境變了。我對主人公柳成蔭是持同情態度，他想實現父輩的期望“學而優則仕”，有所作為，但同時，我也想鞭撻破壞環境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為那些正在逝去的物事做一次反思。

    終結篇《殘月》，已來到當下，主人公柳永從城市到了都市，他的成長已經完全脫離祖輩們的成長軌跡，將祖輩們的期望完全打碎，崇尚金錢至上，在物欲橫流的世界里演繹自己殘缺的人生。可以說，這部作品的批判性更強，直面當下所謂的潮流、普遍的急功近利，反映人性的裂變、困境、掙扎與守望。同時，也在思考，鄉村現代化的進程中有沒有丟失了什么？

    記者：對于家鄉的描寫，大多作家會不吝溢美之詞，而您卻反其道行之，《殘月》作為“香河三部曲”的終結篇，故事“畫面”并不那么美好，甚至有些灰暗，您為什么要這樣處理？您又為何給小說留下一個沒有結局的結尾呢？

    劉：在寫《殘月》時，我并沒有按照傳統審美，選擇讀者期盼的“大團圓”結局，而是批判當下社會蕓蕓眾生的“殘缺人生”，這是對現實生活的一種影射，也是對道德評判標準的一種修正。

    但這并不代表我不愛我的家鄉，恰恰相反，我覺得這是作為一個有責任感的作家，用警醒和反思來表達對家鄉最真誠的愛，或者說，是從另一個角度倡導正能量。我一直堅持“用手中的筆，告訴世人家鄉的一切”，同樣也包括把那些丟失的、遭受破壞的東西告訴讀者，讓我們一同來反思，為什么當初我們極力想留住一個不消失的原始鄉村，現在卻消失了？為什么很多原生態美景現在只有在生態園區才能看到？那些本應保有的所在為何都盆景化了？至于小說結局，我選擇了一種開放式的，為什么這么做？其實《殘月》這部小說中，人物的情感是豐富又荒蕪的，命運的變化、取舍，左右抉擇的因素太多，就留給讀者一個想象空間吧，讓讀者去續寫他心中想要的那樣一種結局，未嘗不好。

    記者：我們知道，您的小說細膩抒情，被評論家稱為“蘇北里下河風情的全息圖”，那么，里下河的鄉村倫理對您的為人和為文有怎樣的影響？

    劉：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一具有自然文化內涵與社會學意義的文學母題，不僅揭示了怎樣養一方人的秘密，而且也點出了養一方什么樣的人的主題。具體而言，在里下河鄉村倫理的影響之下，包括我在內的眾多里下河作家對人物的塑造充滿了一種溫情與暖意，他們的筆下沒有“至善”也沒有“至惡”，大多數是帶點瑕疵與個性的小人物。沒有十全十美，也沒有十惡不赦，即便是一個所謂的壞人，也有善良的一面，反之，好人也有許多不足之處。

    （本文發表于2015年1月25日《泰州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