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榮昌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走上文學的道路，年輕的吳義勤便開始以文學批評的方式，參與著中國新時期文學的歷史建構。作為這段文學史進程中最重要的跟蹤者與闡釋者，他的學術生命與文學發展緊密相依，相互哺育。本來想當作家的他，卻在大學中文系里意識到“那些偉大的文學與偉大的心靈，映照出了我的渺小與卑微”，最終在一種“不甘和委屈”中，選擇以批評表達對文學的敬畏與信仰。在他看來，文學批評的功能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文學現場的敏銳介入與反應。……二是參與當代文學經典的篩選，確立文學的價值，……三是進行文學史的建構”①。正是有了這樣的價值期許引導，他筆觸涉獵廣泛，從作家層面看，歷經了徐訏、新潮作家和新生代作家研究；從文體樣式看，包含著小說本體和當代文學批評研究；從整體性看，涵蓋了當代文學現狀和經典化研究。他以反思精神介入文學現場，以一系列精準及時的作品闡釋與理論命名，深化著當代文學的研究，甚至多次引導著批評現場的風向標。

一、徐訏研究：初試學術鋒芒

吳義勤的學術起步應是對著名作家徐訏的研究。作為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徐訏以卷帙浩繁的作品數量和奇崛的藝術個性，給文壇留下了許多豐富的話題，直到今天，在港臺和海外華人圈中仍然有著龐大的讀者群和廣泛影響。但是受特定時代政治文化語境的制約，這位譽滿文壇的作家曾長久地被大陸學界嚴重誤讀，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徐訏研究在大陸也還未完全開禁，不僅作品資料難以收集，就連對其闡釋與分析，也要受制于意識形態的掣肘。然而徐訏作品中的現代主義元素，暗含著對傳統現實主義文學的偏離，這種游離出時代與歷史的文學性，讓年輕學子吳義勤心儀不已。在揚州大學讀碩士期間，吳義勤以徐訏為研究對象，出版了《漂泊的都市之魂——徐訏論》，這是國內首部徐訏研究專著，也是作者進行嚴格學術訓練的起步。徐訏數十年的創作經歷經過細心鉤沉，其風雨人生與藝術個性之間的同構關系顯露無遺，尤其是作品中強烈的現代主義傾向，與同時代的大陸作家形成了鮮明對比，彌散著超越不同意識形態和不同文學觀念的恒久性魅力。某種意義上，徐訏的成功為中國作家如何保持藝術上的純潔性、創作風格的獨立性和對于現實的超越性提供了異常寶貴的經驗。該書的寫作盡管是吳義勤初試學術鋒芒，但其強烈的反思色彩，不僅修補了文學史寫作中的空白與盲區，也對今天如何處理文學與時代的關系，如何使文學研究最大限度地避開政治等非文學因素的干擾，而力圖達到客觀性，提供了很好的啟示。這項具有奠基性質的學術探索在國門初開、宵禁初解的上世紀八十年代，由年輕的吳義勤來完成，不能不說是一項創舉。它也初步顯露了作者學術潛質中的某些可貴品格，比如說對“文學性”的偏好與關注，對文學與時代纏繞關系的拆解，不被偏狹意識形態所左右的反思精神與批判立場，等等，它們在作者日后的批評實踐中，將愈發顯現。

此后，盡管吳義勤的學術重點在不斷地發生轉移，但國內外關于徐訏研究的動態，卻一直在他關注的視野中。徐訏誕辰100周年時，他與王素霞合著出版了《我心彷徨：徐訏傳》，以潛入描述對象人生與心境的沉著，用樸素的語調和細致的解析，刻畫了“文弱而頑強，矜持更詩狂”的徐訏形象。書中對傳主與日籍女作家的戀情，與言慧珠的分手，與臺灣作家三毛交往過程等的描述，儉言探微，運筆自如，人物形象躍然紙上。同時，他還發表了相關文章，對徐訏的文學史地位再次作出鄭重評價：“對中國現當代文學而言，徐訏所建構的融匯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現代性文藝思想體系，自由穿梭于現代主義、浪漫主義和寫實主義之間的藝術能力，以及‘雅俗共賞’的成功實踐與藝術經驗都無疑是他留給我們的值得珍視的寶貴遺產。在我看來，他留給20世紀中國文學的最大遺產就是真正在藝術實踐的意義上解決了困擾一代又一代中國作家的‘雅’‘俗’對峙問題，他的小說真正為我們拆除了‘雅’、‘俗’對峙的樊籬，突破了‘雅’、‘俗’的壁壘，完成了‘大雅’與‘大俗’的轉化與融合，其‘雅俗共賞’的成功經驗甚至對我們80年代以來的那些先鋒派作家如何走出困擾中國文學數十年的所謂‘曲高和寡’的藝術怪圈也有著有益的啟示。”②此論述既有作家評析的知人論世，又有史論的縱橫捭闔，評論者與傳主之間可謂高山流水，曠代知音。

二、新潮（先鋒）小說研究：聚焦蓬勃生長的“文學性”

吳義勤走上文學研究道路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正是新潮（先鋒）小說方興未艾，中國文學發生急劇轉型的黃金時期，創作現場的風起云涌，為同時代登場的批評家提供了無數的理論創新點。“85新潮”帶給中國文壇的是劃時代的意義，此時的吳義勤，也經歷著學術訓練的逐漸強化。作為一位熱切關注文學場域變化的批評家，創作前沿的每一次律動，都會引起他內心對其跟蹤把脈的欲望。九十年代中期，他在蘇州大學跟隨著名通俗文學研究專家范伯群教授攻讀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的博士學位，但并未以通俗文學為研究對象，而是把學術興趣集中在當代新潮小說上，癡迷地閱讀當時涌現出的每一部新潮作品，并以《中國當代新潮小說論》為博士論文出版。這部論著獲得學術界的高度贊譽：“對新潮小說所誕生的歷史文化語境、觀念革命、主題話語、敘述模式、藝術成就及歷史局限等諸多理論層面所作的綜合、系統、全面的研究是清晰、獨到和有相當的學術深度與學術開拓性的。論文對新潮小說在觀念和思維領域的叛變姿態作出了深入的闡釋與判斷；對‘災難’、‘性愛’、‘死亡’等主題話語進行的理論性與實證化分析，精確切入了新潮小說文本世界的本質與核心。論文采取理論尋繹與作品闡釋相結合、宏觀審視與微觀剖析相結合、作家論與作品論相結合的視角和原則，不作玄虛蹈空之論，文風樸實，有理有據，有史有論，較好地完成了對新潮小說文學史意義的科學把握和歷史定位。”③

在其后的先鋒文學研究中，吳義勤的重點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文學的主題拓展，二是作家的敘事探索。他研究中發現，先鋒作家以第一人稱敘事為表現自己的反叛姿態、闡揚藝術觀念和藝術個性提供了機會，大大拓展了小說形式實驗的可能性。小說時空設置的“歷史化”策略和游戲化策略，表現了對于啟蒙敘事和道德敘事倫理的顛覆。而且，語言被放到了一個絕對化和本體化的地位，其表現力、可能性、豐富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發揮，以語言為契機的中國文學面貌和文學觀念有了根本性的改觀，文學向其主體性和本體性復歸。形式變革必然帶來一系列文學精神的解放，吳義勤對先鋒作家們敢于沖破現實主義文學程式框范的探索勇氣，以及這種探索對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對接所產生的意義給予熱切激賞，“首先，先鋒小說關于文學觀念的大膽革命以及敢于探索、勇于創新、大膽反叛、廣采博納的藝術精神極大地解放了中國作家的文學想象力和主體創造性。其次，先鋒小說充分展示了漢語小說寫作的豐富可能性。再次，先鋒小說對于西方先進敘述方法的大規模引進和出神入化的融會貫通，初步滿足了新時期中國社會關于審美現代性和文學現代性的現象與期待，釋放了文學的焦慮，也在某種意義上解決了現代化的時代訴求與陳舊的文學形態之間的矛盾。”④然而，矯枉難免過正，過于注重形式的先鋒文學因是模仿的產物，難免血液不純，在極端標新立異之后也將付出慘痛的藝術代價，局限蘊于成功之中。吳義勤敏銳地看到，先鋒小說面對市場需要轉向了民間化和通俗化。一是小說的模式化傾向，主題、結構、講述方式等都有相沿成習的“程式”；二是寫作方式的模仿化，對西方文學的翻譯與改寫，對人生體驗的放逐導致其走向末路；三是喜濃厭淡的審美趣味。這種對于革命、反叛以及“自由”寫作境界的極端化追求，卻最終適得其反導致了寫作的不自由，而且對于個性的堅執和張揚與他們實際創作中的模式化和非個性化構成了一對觸目的矛盾，其烏托邦本質在“純文學”神話的破滅中也昭然若揭。對于先鋒文學的變革性意義，吳義勤給予最熱切的期盼和鼓呼，而面對這股文學風潮在文壇的轉瞬即逝，他內心掩藏不住失落與悵惘的情緒。這是與作家共同成長中培育起來的心脈協律的情感使然。

三、反思新生代作家的自由與局限

吳義勤的小說研究重視時代之間的承傳遞進關系，重點揭示文學思潮之間的關聯性、文學階段歷程之間的螺旋式前進特征，在他的探究中，一條文學內部綿延相連的經絡得以顯現，無論是作家的社會意識，還是文學的藝術創新質地，都可找到一種隱性的規律。他認為先鋒小說發展體現為三個階段的特征：一是八五年前后以馬原、殘雪為代表的前期，從“寫什么”到“怎么寫”；二是八七年之后以余華、蘇童、格非為代表的后期，更注重小說自然美學規范的建構，以“歷史”作為技術操作的審美框架；三是九十年代新生代作家，是對八十年代以降的當代新潮文學的一個自然接續。而“九十年代新生代”作家的創作又分為三種類型：其一是哲學型（技術型），承繼了新潮小說的文本探索風格，對深度主題的哲學化表述，文本晦澀，技術上具有實驗色彩；其二是私語型，重在表達純粹私人化的生活體驗和個體的邊緣性經驗；其三是寫實型，書寫當下現實。針對新生代作家崛起的文化背景，吳義勤分析到，先鋒小說的藝術實驗成果作為一種既成的文學事實墊高了新生代作家的藝術起點，其藝術局限又為新生代小說提供了可貴的借鑒與警示。這個文學群體是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文學邊緣化處境的產物，有著相對成熟的文學表達方式，試圖以批判性、挑戰性的姿態確立自我堅定的個體化價值立場。小說家的生活倫理既對八十年代先鋒作家以犧牲生活本身的原生性、豐富性為代價的符號化、理念化的寫作方式構成了反動，又對長期以來中國主流文學對生活的政治化、意識形態化的“宏大敘事”趣味構成了反動。他們批判文學，但不批判生活，力求重新建立文學與生活之間親密、健康的關系，文本中表現出穿越生存表象直抵生存本真的愿望，小說對人類生存的關懷透發出濃重的哲學意味。吳義勤以新生代作家陳染的創作為例，她的作品與商業大潮的各種欲望化生存狂歡景觀不同，顯示的是一幕幕帶有終極意味的人類悲劇性生存景觀；她把自己孤立于歡樂的人群之外，以一種思想者的姿態體驗和言說著生存表象背后的生存之痛，在世俗文化譜系之外重建了一套世俗的具有形而上色彩的精神文化譜系，書寫了孤獨之痛、家園之痛和失語之痛，是對人類“生存之痛的體驗與書寫”。新生代小說的敘事倫理表現在重申物欲的合法性，正面確立了性欲和身體的合法地位，是對五四以來中國文學被遮蔽、壓抑和犧牲的“人的現代性”的重現。

新生代作家在文壇的崛起是一個破繭成蝶的艱難過程，它要面臨商業語境和意識形態語境的雙重絞殺，但它頑強的羽化成蝶，證明了中國文學具有自我調適以應對各種考驗的生存能力，也從普遍的意義上證明了文學的生命力和永恒性。吳義勤繼而欣喜地看到：“新生代小說把中國文學現代性敘事中許多被壓抑、被省略、被遮蔽、被犧牲的敘事因素重新開發、呈現出來，使得中國文學在處理國家民族現代性、人的現代性與文化現代性的關系時不再那么機械、呆板，而是具有了更為從容、更為理性的模式。再次，新生代小說的敘事風格具有文學史的意義。這種敘事融合了一個世紀以來中國文學敘事藝術的成果，又克服了八十年代先鋒小說對西方敘事技術表演性的生硬‘復制’所帶來的局限。最后，新生代小說對文學的‘自由’與‘個人’品格的追求，既切合了文學的審美本性，又是對于中國文學痼疾的某種矯正。”⑤可以說，吳義勤對新生代作家的研究抵達了文學的極地之境，他以文學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為切入點，尤其注重社會轉型帶來的精神裂變與形式創新，從中尋找到文學內部嬗變承遞的前進脈絡，既呈現出文體的變革史，又重新建構起作家與時代之間的膠合關系。這樣的研究方式立論謹嚴，注重學理，能有效切中真相的內核。同時，他也看到了這批作家在價值重構等方面的諸多匱乏，如過于注重表達蒼白的私人經驗，描繪的世界圖像趨于表象化，語言流于粗鄙放肆等，這將導致人文情懷的遺棄和文學審美力量、精神力量以及基本格調的下降，因此作品多精致而“小氣”，缺乏“大氣之作”。作家們既有處理文學與時代經驗的特殊稟賦，又為藝術的強烈變革付出了代價，成功與遺憾共存，自由與局限同在。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文學出現了小說創作的“長篇熱”，數目的急劇增長對推進文學繁榮有著重要意義，但膨脹的數量背后，難以隱藏泥沙俱下的事實，用吳義勤的話說，長篇小說“一般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陷阱與危機潛伏其中。《難度•長度•速度•限度——關于長篇小說文體問題的思考》顯示了他成熟的文體意識，首發于《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第4期。如題所示，文章從四個方面反思了當下長篇小說的文體困境，對小說思想表達中傾斜的深度模式與失衡的技術經驗作了尖銳批評，對構成小說容量的故事、事件、情節、人生等覆蓋的“時間跨度”與小說故事空間和生活空間的“廣闊度”作了辨析；同時，論述還涉及小說的語言和敘事模式問題，以及“跨文體”寫作的意義與局限等。他試圖對長篇小說創作的文體形態作出相對全面而深刻的思考，其開拓勇氣與探索精神，標志著從作品批評到理論歸納的提升和超越。文章獲得第三屆魯迅文學獎理論評論獎的首獎，產生了良好的學術影響。二十余年來，吳義勤重點關注小說創作，重點評述過的作家除了徐訏以外，還有先鋒文學的代表蘇童、余華、格非，新生代作家的代表畢飛宇、李洱、遲子建、刁斗，等等，寫過專論的不下數十位。正是這些代表了某個時段中國文學標高的作家，涵育了吳義勤的審美品性，讓他的目光保持在相對高聳的藝術峰巒之上逡巡。

四、中國新時期文學的歷史建構

對創作現場的敏銳反應和對當代文學現狀的諳熟，無形中激發了吳義勤的反思精神，針對學術界某些約定俗成的認識與論斷，他能及時發出可貴的質疑之聲。如學術界普遍認為九十年代文學呈現的是“多元化”格局，吳義勤通過大量文本細讀和理論演繹，認為九十年代文學既沒有“元”的質地和品格的文學作品、文學現象和文學潮流，也沒有在精神品格、個體創造性和內在思想力量上能夠獨立為“元”，能夠彼此從“硬度”上區分開來的作家。他繼而對新時期文學的轉型路向作出了明確辨識：一是從慣性寫作到自覺寫作，文學“本體” 艱難確立；二是從一元到多元，呈現出文化的多元性與意識形態的開放性；三是從從中心到邊緣，文學回歸其本源的位置；四是從封閉到開放，華文文學實現了交流與融合。這個歸納基本切合中國新時期文學的發展特征，初步顯現出史論的風格和端倪，體現了文學評述的歷史穿透性。關于新世紀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現狀和問題，吳義勤從三個層面作了深度反思：一是中國當代文學究竟有沒有“經典”，應不應該“經典化”？二是“純文學”神話破滅后，“文學性”還是判斷中國當代文學的核心價值與基本尺度嗎？三是批評功能被曲解，批評形象被顛覆，文學批評還有正面建構文學史的能力嗎？

作為批評界中人，吳義勤對文學批評的酸甜苦辣有切膚之感，深刻感受到批評寫作在當下的尷尬處境。拋開文學外部場域對批評的干擾不論，就其自身而言，仍存在著影響其公信力的兩大“癥候”：一是文學批評的“不及物”，表現為胸懷全球、指點江山的歸納式批評，目無文本、觸及一點不及其余的臆想式批評，隔靴搔癢、言不及義的彎彎繞式批評；二是文學批評的“虛熱癥”，表現為理論的狂熱癥和“酷評”的興盛。吳義勤對文學批評的生態環境作了深入反思，他指出，“如何秉持統一的文學評判標準，如何避免情緒化的因素突破文學的限度，如何保證批評總是在文學的軌道上‘說話’，這是迫切需要反思的問題。‘破壞’總比‘建構’更容易，對一個作品、一個作家說‘不’，也遠比對一個作家說‘是’更容易。問題是，我們的‘不’是否建構在審慎的理性和嚴謹的邏輯基礎之上的？是否遠離了純粹的情緒宣泄？是否處于文學的‘公心’？是否‘為了否定而否定，為了批判而批判’？是否把說‘不’變成了一種姿態，變成了一種證明自身價值的‘行為藝術’？”⑥應該說，當代文學批評界對文學批評自身研究的重視，直到最近幾年才逐漸凸顯出來，之前的批評界都是忙于搞創作研究，為作家評定文學史地位，忙于分析作家“怎么寫”，卻很少思考自己“怎么寫”。最近兩年來，一些重要的報刊雜志都紛紛辟出版面，引導批評家重視自身建設問題，無論是宏觀的“建構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理論”，還是對批評困境的剖析，對批評家個案的研究，等等，都逐漸體現出一種難得的理論自覺。吳義勤應該是較早系統總結文學批評得失的學者，其代表性文章《在懷疑與詰難中前行——20世紀90年代中國文學批評問題的反思》，勾勒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文學批評的發展歷程，詳細梳理取得的經驗和成就，并對批評的文體特征、語言風格作了較為詳細明晰的分類，對各種風格的文學批評的藝術優劣作出令人信服的評價。在批評界普遍對自身建設不甚重視的情況下，他關于文學批評的痛下針砭，對于批評重返自身健康的軌道，多少起到警醒和示范的作用。吳義勤還注重對批評力量的集結，他認為“學院批評”的崛起，“是九十年代批評界最重要的收獲之一”，2004年，他主編了“e批評叢書”，在總序“瞧，他們走來了”中，他不無預見地道：“歷史也許將會由此被改寫”。果不其然，新世紀以來的十余年間，當代文學批評界幾乎形成“學院批評”一統天下的局面，而這批活躍于文壇前沿的學院派批評家的優秀成果，幾乎都被他悉數收入這套批評叢書中。從2011年開始，由吳義勤主持工作的中國現代文學館設立客座研究員制度，其目的不僅充分利用學術資源，推動中國現代文學館學術中心的建設，而且通過培養和凝聚作用的發揮，為加強文學評論和文學研究工作提供人才支持。該項制度目前已實施到第三屆，數十位“70后”、“80后”的青年學人借助現代文學館這一學術平臺，積極介入文學現場，自身得到茁壯成長的同時，也為中國文學的整體發展貢獻了智慧和力量。這些舉措均體現了吳義勤思慮深遠的學科前瞻性。

吳義勤的文學批評堅持傳統的寫作路徑，從批評方式上看，微觀解讀與宏觀歸納相結合，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從批評路徑上看，作品論→作家論→現象論→思潮論→文學史論，研究重心的變化與文學現場的發展緊密相關，呈逐步深化之趨勢，體現出良好的專業品質和獻身文學的精神信仰。其特點大致表現為：一是以文本細讀為基礎，從中捕捉文學思潮、流派的創作路向，對文學特征進行及時而準確的總結；二是講究說理性，思路清晰，推理嚴密，層次分明，理論嚴謹，有很強的邏輯性；三是文風樸素，不偏不倚，中正客觀，讀來讓人明白曉暢，與以玄說玄、纏繞含混、云遮霧罩的批評形同霄壤；四是始終關注兩個維度，即時代背景對文本生產的影響和文本內部的結構形態。他的一系列研究著作如《漂泊的都市之魂：徐訏論》、《中國當代新潮小說論》、《長篇小說與藝術問題》、《自由與局限：中國當代新生代小說家論》和其他文學評論選集，均有著明確的研究指向和研究重心，顯露出強烈的問題意識，充溢著實事求是的肯定闡揚與追求真理的辯駁反詰，反思精神貫穿其中。《中國新時期文學的文化反思》是系統勾勒其學術心路的“集大成者”，它不像慣常意義上的文學史著作以時間線性的推移作歷時性描述，而是以文體評述為綱，呈現出三十余年來中國文學的經驗與教訓，成就與局限，體現了別具一格的文學史論風格。

從登上文學批評舞臺開始，吳義勤便一直站立于文壇的前沿，從未缺席，從作家作品闡釋到文學史建構的學術之路，彰顯的是一位青年批評家對創作前沿和理論熱點的不懈跟蹤，以及伴隨文學現場變化而前行的心路歷程。他不被世俗遮蔽探尋真相的目光，力圖透過浮躁的社會表象，揭示文學事實的內在面貌。這種批評品格對于今天重建文學批評的良好秩序，闡揚風清氣正的文學氛圍有著鮮明的啟示意義。

注釋：

①吳義勤：《新世紀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現狀與問題》，《文藝研究》2008年第8期。

②吳義勤：《徐訏的遺產—為徐訏誕辰100周年而作》，《文學評論》2008年第6期。

③此引文為吳義勤博士學位論文答辯委員會對其博士學位論文的評語。轉引自：《中國當代新潮小說論》，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年6月版。

④吳義勤：《秩序的“他者”——再談“先鋒小說”的發生學意義》，《南方文壇》2005年第6期。

⑤吳義勤：《自由與局限——“新生代”小說家論》，《文學評論》2007年第5期。

⑥吳義勤：《批評何為？——我觀當前文學批評的兩種癥候》，《文藝研究》200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