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登科

    散文是最容易走向讀者的文體之一，所以才會有“散文熱”之類現象的產生，然而對這其中的原因，人們似乎還并沒有挖掘得很充分，并且，由于散文是一種很“雜”的文體，難以界定出幾條文體上的法則，因此，盡管散文創作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績，但散文的研究卻并沒有取得很大的突破，往往只是在表層徘徊，除了搞些作家評論外，主要的是泛泛地談論散文的文體類型、散文與其他文體的區別和聯系等問題，而很少從更深的層面上去探討中國現代散文與現代文化、與散文作家的心靈流變的關系等。一個很明顯的事實是：在學術領域，我們可以輕松地列舉出許多專事詩歌、小說等文體研究的詩評家、小說評論家的名字，卻不太容易找到幾個獨具特色的散文評論家的大名。知難而退似乎是現在一些學人的特點。

    這種說法當然有點武斷，因為，有些學人，特別是一些年輕的學人，偏偏要知難而上，這里要談的便是年輕的散文批評家王堯。王堯與散文似乎有一種難解之緣，在中學時代即以散文寫作而在江蘇文壇上受到關注，他的一部頗具江南文化底蘊的散文集《把吳鉤看了》已經出版并且受到普遍好評。隨著年齡與學養的變化，王堯又把目光投注到散文研究上，一直追隨散文理論家范培松教授，如今是范先生的博士生。王堯涉足散文研究，并不只是為了寫幾篇文章，出版幾本書，由此而評評職稱，對他來說，這樣的學術出發點和觀念太庸俗。自開始研究散文起，王堯便試圖以新一代學人特有的學術敏銳和獨特的學術視點去探尋散文研究的新途徑。他這樣概括自己的學術理想：“以散文為中介，探析20世紀中國散文的多種文化精神現象：以作家的心態（文化與審美的）、人格、話語方式等為對象剖析中國知識分子在重鑄民族文化精神時的心路歷程；研究散文創作的文化精神與審美選擇的關系。而這樣的學術思路的展開，與我把散文理解為文人的自由與樸素的存在方式有關。在我的理想狀態中，這樣的研究具有綜合、交叉的學術特征，并應當具有思想文化史的學術深度。由此建構審視20世紀中國文化與散文的新范式，是我的近乎奢望的學術理想。”事實上。他對這種“新范式”的建構并非“奢望”，因為他的學術理想通過他的學術實踐已得到了初步的展示和實現。近幾年來，王堯發表了不少論文，并且出版了《詢問美文》（1997）、《中國當代散文史》（1994）、《鄉關何處—20世紀中國散文的文化精神》（1996）等散文研究專著。我并沒有按照這幾部書的出版時間來排列王堯的著作，因為現在這種羅列方式大體上體現了王堯的學術理想由醞釀到基本成熟的過程，它有助于我們一步步走向王堯學術世界的深處，而出版時間只說明作者將這個過程付諸實施的先后不同而已。

    《詢問美文》是一部書話，也可以當成散文或散文評論來讀，是王堯對20世紀中國散文中重要作家作品的梳理，既涉及到這些作品的美學價值、文化價值和寫作者的心態，也談到王堯選擇和接受這些作品的理由。由于有作者個人感受的滲透，這些書話既有學術深度，又有斐然的文采。這部書話的基本特點是：“貫通現當代，時間跨度大；以史識篩選經典文集，以解讀經典文集來解讀歷史，篩選與解讀的過程也就是重建20世紀中國散文史的過程，由此書話又可以當史讀；剖析作家心態；注重審美分析、性情感悟，以免成為西方文論的‘跑馬場’，注意書內與書外，書人與書事，述掌故話版本：以美文筆法出之，以‘美文’注美文；書中的插圖當然是書話不可或缺的部分。”清理作家作品是散文史研究的關鍵一環，《詢問美文》涉及到自《三葉集》以來的散文集和散文選集近50部，都可以看成是中國現代散文中的精品，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王堯所選的都是那些以表達作家性靈、人格和中國現代人文精神為主的作品，而對過去那些被評論界評價很高的政治化、社會化或只擔當宣傳、說教任務的散文則很少涉及。《詢問美文》的獨特之處正體現于這種選擇，它暗示了一種對歷史的重新評判和對散文這種文體的獨到認定。王堯敢于對既有評定大膽取舍，這正是一種新的學術思想的醞釀。如果我們把《詢問美文》的各篇書話串連在一起，就是一部中國現代散文史，只是內在的關聯不是很清晰明了而已。

   《中國當代散文史》是王堯寫“史”的試筆之作，就整個中國現代散文發展而言，它只是一部斷代史。作者試圖從新的藝術、文化視角來審視當代散文，因而對當代散文提出了不少新鮮的見解，對一些被長期忽略和新近才出版的作品也從思想文化發展的角度給予了關注。雖然從整體框架來看，作家對傳統的文學史寫法并沒有很大的突破，但是，在對作家作品進行評價的時候，王堯采用了新的視角，特別是對“文革”中的散文思潮、作家心態進行了理性評判，因而全書的新穎獨到之處是顯而易見的。范培松先生在該書的序言中說：“本書作家不回避當代散文與政治的關系，但摒棄庸俗社會學的闡釋，盡管他對散文在社會與藝術本體間的徘徊給予了某種寬容和理解；作者對文學史研究的文化視角有濃厚的興趣，但他同樣警惕文化視角的庸俗化。”這里所謂的“文化視角”就是不只從社會表層而是從深層的文化、政治、作家心態以及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建設等層面探尋當代散文的文化特色與文化價值，以求尋找到可以聯通中國古代、現代思想文化的共有因素，特別是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問題，這些因素是中國文化、文學的靈魂之所在。

    如果說，散文研究的“文化視角”在《中國當代散文史》中還只體現為一種“濃厚的興趣”的話，那么，在《鄉關何處》中，這種視角成了王堯學術建構的核心。《鄉關何處》有一個副標題：“20世紀中國散文的文化精神”，最能體現該書的學術旨趣。該書至少有以下幾方面特點：一是打通傳統觀念中的“現代”與“當代”的時段劃分，將20世紀的中國散文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這就必然要淡化某些階段性觀念對散文研究觀念的約束，將散文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體和文化、精神載體進行研究；二是確立幾條縱向貫穿始終的主線來勾劃20世紀中國散文的文體、文化脈絡，全書共五章，分別是“百年滄桑”、“人格選擇”、“審美人生”、“人文關懷”與“話語方式”，每一章實際上就是一條縱向觀照角度，而這些角度既與散文文體相關，又與作家的文化心態、時代的文化思想有關，這不僅可以克服過去那種時段劃分的研究中出現的評價標準不一致的缺陷，避免了文學史寫作中頭緒繁雜、線索凌亂的不足，而且從根本上找到了中國現代散文發展的內在動因：個人的與文化的。王堯一直認為，散文創作是知識分子精神和情感最為自由與樸素的存在方式，上述各章所示的幾個方面都是這種“精神”和“情感”的構成要素，關涉到散文家對文化本質、文化人格的認定與建設的根本，因而以此為線索探討散文的演變軌跡最能體現散文史的深層規律。三是由于確立了觀照散文及散文史的幾條縱向主線，在描述這些主線的時候，作者便可以主次分明而不必面面俱到，更不只是以某些作家作品的分析來建構文學史框架，而是探索與人的存在緊密聯系的作家心態、人格演變及其流動軌跡，因此，在這樣一個框架之中，作家作品的存在變得不像在傳統文學史著作中那么重要，倒是前后出現的作家作品之間的思想文化聯系、人文心態聯系成了著者關注的核心，同一研究角度在其展開過程中便要涉及到許多不同的作家作品，于是這本書從本質上可以看成一部現代文化人的心靈史、現代中國文化精神在散文這一文體中的演變史。精神與文化這兩個概念在《鄉關何處》中顯得尤為重要，這里的“鄉關”指的就是作家的精神家園，而散文發展的歷史正是作家對這一家園的追尋、叩問與建設的歷史。每一位作家以自己獨有的方式進行探索，探索的目標卻是一致的，《鄉關何處》在肯定具體作家作品的個性特征的同時，更強調這些個性凝定而成的共同性及其延續規律，這不能不說是王堯在現代散文研究中的獨創，他因此而將散文本體提升為中國文化精神的承傳方式之一。

上述的簡要勾勒主要指出了王堯在20世紀中國散文研究中所體現出來的新的學術觀念和研究方法，較少涉及他所展開的具體論述。實際上，在任何學術活動中，指導思想與學術觀念比具體的論述更為重要，至少它們是作為前提而存在的，每一次思想文化革新都是從觀念和方法上開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如此，新時期文藝思潮的發展亦是如此。觀念與方法在散文研究中關涉到這門學科的拓展與重建，而對具體作家作品的評價，即使出現一些偏失，也不會影響到學科發展的大局。并且，有了新的指導思想、學術觀念和研究方法作為前提，對具體作家作品的評價自然也不會出現太大的偏差，相反，由于這種整體性學術觀照的開闊視野所具有的廣泛輻散性，對某些作家作品的研究與評價也許更符合他們（它們）在中國現代散文發展史中的真實處境，更符合文學發展史本身。對這一點，只要我們稍稍關注一下王堯對楊朔、秦牧等作家進行的辯證分析，就可以一目了然。

因此，對于學術工作者，我們首先應該關注的應該是他的學術觀念與研究方法，而不僅僅是他的某些具體成果。間而言之，王堯提出的散文研究的新視野和他的學術實踐，在觀念和方法上至少為我們提供了下面一些新鮮的學術啟示。

    其一，文學研究應該具有開放性。散文研究自然是一種文體研究，但是，僅從話語方式等角度建構散文文體理論是不夠的。作為一種承載散文作家文化心態與文化精神的文體，散文同那些與人的存在關系密切的要素都有聯系，諸如傳統文化、時代政治觀念、文化的現代化渴求等等，這種聯系或是順向的，或是逆向的，或是交錯參雜的，因此，至少在考察散文發展歷史的時候，我們應該把這些聯系都納人我們的學術視野，才可能真正把握現代散文在承傳與重建現代人文精神方面的功過，也才能真正解讀具體的作家與作品。如果我們在研究中僅僅拘泥于具體文體，而不考察這些文本得以誕生的原因和它們的文化、思想價值，那么，我們永遠就只能在一個封閉的圈子里轉來轉去，無法找到在學術上不斷突破與創新的動力。在一定程度上講，王堯進行的散文史研究具有邊緣性、交叉性，而在現代文學研究中，尋找文學與其他相關學科之間的溝通正成為一種趨向，這種邊緣性、交叉性在立足文學審美特性的同時又打破文學與文化等學科之間的壁壘，于是，文學研究這一學科便找到了新的學術生長點。這正是學術突破與創新的體現。

    其二，文學研究應該具有整一性。過去的文學史、文體史研究總是要將研究對象劃分成若干時段，而這些時段往往又與政治上的分期相對應，這不僅忽略了文學自身發展的規律，體現了政治對文學的左右，而且對不同時段的作家與作品采用不同角度與標準加以評價，這些角度與標準又主要是社會學的乃至政治學的，并不以人的存在與發展為核心，這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文學研究中的非藝術、非文化觀念的普遍流行。王堯的散文史研究則把20世紀中國散文作為一個整體的研究對象，采用縱向劃線的方式展開，而他所確立的研究角度又是與散文文體和人的發展相關的因素，諸如人文心態、人文關懷、情感演變、話語方式等，他要探尋的是這些因素在整個現代散文史上的變化與發展軌跡，而在這些研究中，研究角度的確立與劃分又是相對的，他更注重這些因素之間相互關系，因此，從總體上看，王堯所描述的20世紀中國散文史是一個有機整體：各個側面相生相融，而不是毫無因由地將某個側面過分抬高或貶低。這種方式是典型的中國式的，中國的文化、哲學觀念歷來就講究悟性與整體性，可以看出，王堯的學術創新不是以西方文藝觀念為核心，而是努力發掘中國傳統文化與學術的精華并使之在現代散文研究中發揚光大。同時，王堯所確立的散文史研究角度都是構成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要素，從這些角度出發也易于將中國現代散文研究與中國古代、近代散文研究縱向聯系起來，從而形成中國散文發展和散文所體現的文化精神的演進的連貫性與整一性。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學、文化在發展上總是：具有延續性的，對這一點，我們都不能懷疑。

    其三，文學研究需要理性精神的滲透。散文研究是：與作家的心態、情感方式密切相關的。但是，散文研究則需要在情感感受的基礎上加人理性精神。理性是獲得準確、客觀的學術成果的基本條件。在學術研究中，我們需要用心靈去感受作家所建構的藝術世界，同樣需要用理性去對此給予評定。簡而言之，理性精神就是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精神，它是構成學人學術品格的重要要素。范培松先生說，王堯“真個是愛散文，迷散文，把他的激情、理性和藝術感悟力都傾注到散文研究中”他在這里強調了理性。王堯在論及巴金的《隨想錄》時也說：“從某種意義上說，《隨想錄》也是思想運動的產物。巴金從來不是一個先知先覺者，他是在歷史的沉浮中獲得了理性。他始終把自己置于歷史當中，《隨想錄》沒有旁觀者的超脫與清高。”而在散文研究中，王堯也正是把自己放置于現代中國歷史特別是思想文化史之中，用冷靜、敏銳的眼光獲得了對中國現代散文發展的理性思考。如果學術研究者缺乏理性精神，他必然隨波逐流，不會有自己獨立的學術思考，對于這樣的人，要開拓新的學術領域，獲得新的學術思考，那只能是一句空話。

    文學研究的開放性、整一性和理性精神的最終獲得，對研究者的學養有很高的要求，為了適應這種需要，他不斷拓展自己的學術領地，以現代中國散文研究為中心不斷向四周延伸，他正主編一套研究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十卷本大型叢書，這是一件綜合性極大的工作，其實也是在為他的散文研究尋找新的學術生長點：思想文化史方面的生長點。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已經有了良好的學術開端并取得了可觀成績的王堯會在散文研究乃至整個20世紀新文學研究中獲得更大收成，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今后的散文研究、文學研究會在他和與他具有開拓精神的學人那里獲得更廣泛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