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以為當下提出“里下河文學流派”的概念，顯然與以前的“創造社”、“文學研究會”以及“新月派”等等文學流派概念有所不同，而是更接近于當年的“京派”、“海派”這樣的提法，因為當年的“京派”、“海派”的提法，其實不是因為作家們具有同一政治立場、同一審美主張，也不是因為一起辦同仁雜志，而是由于地域語言、地緣性文化特征的，可以相似歸類的有較寬大的創作空間自由以及個性極度張揚的文學流派概念。

    最突出的例子是“海派”包含了舊式“鴛鴦蝴蝶派”，也包含了新式“都市摩登派”、“現代派”，甚至一定程度上還包含了早期的“革命派”。“海派”不僅延續了近代的市民文化傳統，同時又增加了現代都市文明新因素，“海派”文化“有容乃大”的主張，既鼓勵創新，也不排斥古典精神。

    如果我們不是因為歷史被人為遮蔽住，我們就會看到郭沫若和張資平同為創造社成員，但他們的文學創作特點卻有所不同，張資平的小說都是完完全全的“都市摩登加革命派”的典范之作。而當時張資平比郭沫若也更有讀者緣。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新月派的“為藝術還是為人生”之爭的背后，則隱含了京派與海派、保守與激進、窮與富等諸多復雜因素之爭。

    由此而論，現代文學里的文學流派概念形成確有自由結社，發表共同宣言，組織同仁雜志的土壤環境因素，而到了“山藥蛋派”和“荷花淀派”時，情況就已經不同。自由結社，發表共同宣言，組織同仁雜志的土壤環境、政治氣候已不存在，更多的是出于政治需要因素和某種類似地緣文化因素的特定文學歸類而已。

    由此，這樣梳理下來，我個人覺得當下“里下河文學流派”的提出也是有較大的“可能性”因素存在的。

    首先是里下河擁有龐大的作家群，且已有眾多優秀作品先后問鼎全國重要文學獎項，這已經是不爭的客觀事實。而以汪曾祺為代表作家的小說創作影響力持續性地發酵。如安徽的小說家蘇北就以“小汪曾祺”這樣的名號而自豪，并不以這樣的“跟風” 為恥。其中的緣由想必也和汪曾祺自陳是沈從文弟子的理由一樣。回顧當年沈從文小說創作之所以走紅，不為別的，只因他的小說與當年“五四文學”的社會問題小說、左翼革命文學等主流文學不同。汪曾祺小說的獨樹一幟則也是和所謂的傷痕、反思、改革等主流文學不同。

    又如，在輔導一些還不太成熟的小說家時，我談得最多的是畢飛宇的《平原》，因為只有在把握好如畢飛宇式的個性化的小說敘事腔調之時，小說家即便不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讀者照樣能認出這就是你的小說，你才有資格說你已是成熟的小說家。仔細研究畢飛宇小說的敘事腔調，其實不難發現在一定程度上是受里下河“方言”的影響。

    再如，劉春龍的《鄉村捕釣散記》也自稱受費振鐘的散文創作影響很深。這些例子其實都可以用來佐證當下一大批生于里下河、長于里下河的作家，創作了眾多優秀作品，并相繼登上全國文壇，逐漸已匯聚并形成了相當大的文學影響力。

    所謂的“文學流派”，其作用無非就是這樣一種流動的、持續性的、綿延不絕的文學影響力。尤其在當下自由結社，發表共同宣言，組織同仁雜志的土壤環境、政治氣候雖已不復存在的條件下，而構成持續性的、綿延不絕的文學影響力的元素當然也在發生著相應的變化。由此，研究當下的“文學流派”的指向就無法以自由結社，發表共同宣言，組織同仁雜志這樣一些表面元素為起點，而是要深入到匯聚“文學流派”的更深、更內在化的日常生活方式，地緣文化習俗以及區域語言環境等結構元素中來探求。

    那么，匯聚“里下河文學流派”的更深、更內在化的結構元素，究竟有哪些？

    我以為匯聚“里下河文學流派”的結構元素首先是書寫對象的地域文化特征和鄉土人情風貌的基本一致，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自然環境和地域文化對生于斯長于斯的作家來說，有著無法擺脫的影響，或在汪曾祺、畢飛宇的創作中表現為“故土”情節，或在劉仁前和劉春龍那里成為少年“記憶”也罷，具體而言，里下河文學流派的作家，他們的文化之根都深深埋藏在里下河文化的沃土中，其文學創作中以里下河地區為主要表現對象，描寫里下河的人情和地域風貌，創作了大量充滿地域色彩的鄉土風情作品。

    其次，是他們的作品大都追求清新自然、沖淡平和的風俗畫描寫風格，具有散文化與詩化的文學審美特征。而這樣的文學審美特征如果追根溯源起來，就得自于沈從文的“田園牧歌”式文學敘事，自覺或不自覺地遠遠拉開著與“啟蒙”、“苦難”等所謂主流文學敘事的審美距離。

    總之，我們不得不說，中國作家們的敘事智慧總是和中國作家們的生存經驗緊密關聯在一起。由此，從鄭板橋的名言“難得糊涂”中不難品味出板橋故里人家的日常生活處事精神和文學審美情趣，這無疑也是當今里下河文學流派得以匯聚的深厚的歷史文化根源。

    （朱小如，著名文藝評論家，《文學報》評論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