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網絡文藝中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缺位，這與中國現實主義人文傳統不相符，因此，需要對現實主義創作手法進行厘清與甄別，在現實主義中國文藝實踐中嘗試現實主義文藝創作手段的開拓，建構新型的現實主義的美學觀，整體性地對當下的文藝創作主體進行必要的干預與關懷，使其成為“現代性”的轉型升級的核心，并在國家層面建構網絡文藝的國家話語形式，合力創造出兼容現實主義手段的新型文藝范式。

    關鍵詞：現實主義  美學  國家話語

    2017年反腐大劇《人民的名義》在湖南衛視“金鷹獨播劇場”播出之后，豆瓣評分高達8.8。這是自2004年總局頒布“反腐、涉案劇不能登陸黃金檔”以來首部“解凍”的反腐大劇。應該說，這是現實主義素材的一次成功著陸。一個時期以來，現實主義題材在網絡文藝中是嚴重缺失的，這也帶來了一個異象——網絡文藝與現實主義無關。這嚴重制約了網絡文藝的發展向度，也抑制了網絡文藝走向更為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活力，可以說是得不償失，事半功倍。本文從現實主義的誤區與遮蔽，現代性及現實主義的美學轉型，建構網絡文藝的國家話語三個方面論證網絡文藝需要建構第四條道路——實托邦的必要性。

    一 網絡文藝中現實主義的誤區與遮蔽

    中國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歷來為世人所稱頌，同時這樣的傳統得到了世界的認可與尊重。然而，盛行于互聯網上網絡文學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網絡文藝卻與現實主義有著一種壓抑式的隔膜。

    中國進入21世紀以來，文藝思潮主要集中在兩大類，一類是傳統現實主義，還有一類就是網絡文學的“烏托邦、惡托邦以及異托邦” 【1】正是這樣的兩股文藝思潮使得兩大陣營相互之間達到了堅壁清野，水火不容的境地。

    為什么網絡文藝對現實主義創作手段采取束之高閣的態度呢？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這還得從網絡文藝的媒介特性和創作生態的實際說起。

    網絡文藝的屬性，“網絡文藝”既非相對于“傳統文藝”，也非同位于“通俗文藝”、“大眾文藝”。可以看著是建構起來的一個概念，在類別上仍歸屬于文藝大概念之下的一個分支或是類屬。毋庸置疑，技術本身是排斥思維的，甚至在一定語境下技術的進步降低了思維的難度，語言作為思維的工具，在與技術結盟的過程中勢必會分化出傳統文字所不具備的游戲的功能。【2】

    因此，網絡文藝是以技術傳播為手段，采用多媒體制作的一種文藝樣式。這是互聯網時代語境下網絡文化獨特性的一種體現。媒介的屬性是網絡文藝區別傳統文藝樣式的主要特征，即網絡文學和其他網絡文藝主要在互聯網界面上寫作與發布，文本在互聯網平臺以及移動閱讀器、網絡視頻、游戲界面上傳播，因此，具有及時更新，及時發布和網友及時跟蹤、與作者互動、點評的便捷性。網絡文藝文本與技術的進步有著天然的同構關系，與技術一起成為新媒體技術的一種衍生品。因此它也具備了媒介的屬性。既從屬于媒介，同時也是媒介本身的一部分。

    誠然，媒介現在于文藝的邏輯特性決定了一個基本事實：沒有媒介就沒有網絡文藝。因此，媒介是網絡文藝的基因，同時這種基因也決定了網絡文藝與現實主義之間有著復雜的曖昧關系。一是媒介的意識形態性是纏繞于現實主義的一根難解之藤。在媒介屬性的早期，社會意識形態決定著媒介話的語權，被控制著話語權是媒介的本質屬性。二是媒介發達之后，媒介技術至上性成為新的意識形態，對技術超乎尋常的“信仰”則僭越了社會公共關懷，此舉成為破壞傳統社會價值觀的罪魁禍首。

    現實主義作為一種創作手段，在網絡文藝中的缺席是由來已久的事實。首先是早期的創作主體對這種創作方式的揚棄，主要表現在早期的少數創作者對意識形態化的“五四”新文化傳統的刻意回避，這是個別民間文藝分子對抗主流“先鋒文藝”的一種策略，或是一種回避；后來，大規模的民間創作隊伍的壯大，網絡文學（網絡文藝）被認為是一種快速的“致富”手段之后，呈現出所謂“全民寫作”的商業化之路后，網絡文藝自然又經受了一定的市場選擇。客觀上，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品市場基本上都被傳統文藝把控著。異軍突起的網絡文藝則在“非現實主義”領域占得了先機。繼而成為一種相對成熟的創作模式——類型化的創作思路。因此，網絡文藝基本上以歷史、玄幻、修仙、穿越等“非現實主義”類型則成了網絡文藝的臉譜。

    現實主義真的那么面目可憎嗎？回答是否定的。在我看來，網絡文藝之所以回避現實主義，不乏有難度的問題，以及建構新型的網絡文藝美學觀。首先是難度上的問題，世界范圍內的現實主義鴻篇巨制不在少數，很多都是社會發展的縮影，也是影響人類進程的經典之作，但是這些作品耗時之長，內容之巨絕非可以與我們今天想通過短平快的創作謀求“發財致富”相提并論的。

    美國現實主義文學的鼻祖W.D.豪維爾斯曾這樣樂觀地宣稱“因此，我們的小說家應該讓自己關心生活中最令人振奮的方面，那才是最具美國特色的，要在個人利益而不是社會利益中尋找普遍性。”【3】姑且不談豪維爾斯自己有無這樣的巨作，但就其在“個人利益中尋找普遍性”何其難為？

    其次需要建構新型的網絡文藝美學觀。網絡文藝的既有多媒體的媒介技術美學特征，同時又有“社交軟件”的“交互、游戲”的娛樂、快活的“網絡性”美學特征。因此，任何一種以成規的美學觀去闡釋、概括都有失偏頗。

    中國當下的普遍社會語境不外乎凸顯微觀上的“個人價值”以及宏觀上的“歷史主義”兩大思想主潮，網絡文藝的類型基本都是圍繞著這兩大社會思潮衍生出來的。哪怕玄幻、穿越、靈異這些類型也是圍繞著“人”的價值開發與“人”存在的終極指向。家庭婚戀、耽美、同人、總裁和種田等類型幾乎也是集中指向于日常欲望美學，無一例外都與“社交性”的網絡文學屬性密切關聯。邏輯起點基于此，使得網絡文藝與傳統文藝拉開了距離。所謂的“網絡性”內涵大抵也指的是這個。當然，網絡文藝的“話語”所體現出的所謂“網絡性”的局限也會隨之而來，在“文學性”上疏于傳統文學也是必然的。“在批判的語言學家那里，這樣的對話關系呈現著‘互動控制特征’：談話的轉換得到均勻的分配，話題的選擇和更換，問題之得到回答，等等。”【4】

    因此，網絡文藝內在的“互動控制特征”牽制了情節與故事在深度與廣度上的延展，創作主體須兼顧到讀者、虛構對象的“互動對話”，因此，在虛構力上無法企及傳統文學的想象力，因此，最為有效的辦法就是依憑著技術和類型，制造出一種非藝術的“陌生化”效果。這也是網絡文學在藝術想象力上的短腿所在。這與“現實主義”的人文關懷恰恰是背道而馳的。

    二、現代性與現實主義的美學轉型

    當代中國文藝進入到一個非常時期，急遽發生的社會變革要求新的文藝樣式介入，能夠給社會肌體注入積極、能動的藝術的因子。目前的文藝遠遠不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要求，也不能滿足最廣大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的需求。因此，倡導一種新的網絡文藝樣式顯得尤為緊迫。面對網絡文藝現實主義創作手段的日漸式微，需要在對現實主義進行反思的同時，理應理直氣壯地引導廣大文藝工作者擯棄偏見，打破成規，以極大的改革勇氣直面現實，對現實采取積極的干預，讓藝術精神貫穿社會生活，在社會生活中汲取創作的素材，創作出符合時代要求，又能超越當下的現實主義作品。

    具體說來，需要我們懷著一顆赤子之心對當下中國的現實主義文論進行系統考察，特別是對重大歷史文化事件和敏感問題進行理論總結，鼓勵文藝在現實主義創作上開創新的嘗試。正如余秋雨認為的那樣，二戰前德國崛起時一再強調自己是誕生歌德、席勒的民族、如今的美國也用好萊塢的電影感動世界：“感動世界的文化形象是國家崛起的非常重要的力量。打動人的一定不是宣言，而是藝術作品。所以一定要把古典美、傳統美、東方美用推廣出去，感動世界。”，同時他還指出：“歷史一方面不斷被回顧，另一方面又要不斷解構，最好的解構者其實不是新一代歷史學家，而是文學家，用人心的自然邏輯重新感受歷史風浪、評價歷史人物。”【5】

    在我看來，建構新型現實主義的美學原則完全可以承擔這樣的使命，新型現實主義美學必須具有超越的“現代性”特征。具體到文藝在走出“啟蒙、革命和抒情”之后，文藝的使命如何確立？需要我們對實用主義美學進行重新定義。如果我們依然囿于成規與偏見，那么我們的古典美、傳統美和東方美不但不能推廣出去，連發掘的可能都不會有。因為，我們對這些曾經忌憚到批判，甚至扭曲到完全拋棄。

    因此，需要在現實的歷史情境中重新找回我們民族文化中曾經有過的尊嚴，更需要建構一種有著寬廣歷史胸懷，又有遠大的世界文化視野的美學基礎。而這樣的美學基礎不在想象之中，也不僅僅存在于“烏托邦、惡托邦以及異托邦”之中，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需要一種警惕，我們的日常生活日漸傳媒化，這會給我帶來了另一種錯覺，即：現實的非現實化。

    “現實的描述與仿真之間的差異，變得越來越不明顯，且漸趨失去它的意義。因此，傳媒本身越來越以虛擬和游戲的模式呈現它們的畫面。另一方面，這沒有讓我們遠離傳媒。雖然我們知道這些畫面可能撒謊，我們仍然在挑選頻道。很明顯我們更喜愛另一個后果，即改變我們對現實的理解，走上非現實化之路。其次，對傳媒—現實的這一態度，也越來越擴展到我們日常的現實，這是因為日常現實日益按傳媒圖式被構造、表述和感知。”【6】

    因此需要我們進行調整，整體性的調整，否則就會出現偏差造成幻象和誤判，因為“電子世界的高度發展，并不像一些傳媒狂熱者要我們相信的那樣，簡單地超越或吸收了傳統形式的經驗，而是重新確認日常生活的經驗，以補充傳媒經驗的不足。”【7】

    于此同時，我們不可忽略一個基本事實，就是網絡文藝創作生態的現實問題。作為網絡寫作的主體——網絡作家、寫手、編劇等，這個群體在互聯網背景下經歷了從文學被寫對象到寫作主體的飛躍，沒有創作主體自身的“現代性”自審，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勞。

    誠如郭艷概括的那樣：“當下中國青年寫作的社會情境和以往時代具有本質性的差異。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的物質生存條件和生活境遇日漸現代，社會全方位又千瘡百孔地進入全球一體化，物質以最堅硬的方式改變了東方中國的生存樣態，小農經濟和自給自足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偏僻的角落都無法藏身，被規劃成所謂現代的村莊和流動在大都市的農民工們，成為隱藏在中國都市文化暗夜中的巨大陰影，也成為中國社會現代性方案最為錐心的疼痛。時間以無聲而炫目的方式讓所有能夠操持漢字的寫作者們進入一個迥異于傳統的現代，即便是蟻族，他們在城鄉接合部的蝸居中也以最世界化的網絡方式表達他們對于當下中國生存的感知。”【8】可以說，這是包括網絡作家在內中國青年一代寫作者所共同的面對的現實。在這樣的現實情境下，文學的母題與作者處在一個交互的糾結中，誕生在這樣的歷史境遇中的網絡作者穿行于歷史的洪流中書寫著自己的人生與思考。一方面他們得打理自己的生活問題，另一方面他們還要在網絡文本中尋找自己的精神寄托的同時能夠給讀者粉絲以愉悅，給網站帶來創收。這個過程極其詭異但也超乎尋常。

    以此，任何回避作者主體以及被描述對象來談中國當下的現代性都是虛妄與抽象的，當下的網絡文藝創作者的創作現狀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其特殊又具體的現實。他們的人生狀態被郭艷描述成這樣的一種情形：“中國當下的青年寫作者遠離‘學而優則仕’的古典人生樣態，也不同于近百年中國社會外辱內亂的苦難境遇，同時也日漸遠離政治、階級斗爭意識形態桎梏下板結固化的思維模式，寫作者們被拋入傳統到現代的社會巨大轉型中，個體盲目地置身于無序而焦慮的生活流之中。這些人是時光的閑逛者，是生活夾縫中的觀察者，是波濤洶涌資本浪潮中的潰敗者，是城鄉結合部的逡巡者……而對于這些人來說，當下中國社會狂想般無極限的現實存在，真的如波德萊爾所言‘一切對我都成為寓言。’由此從文學史背景而言，中國青年寫作者與古典文學興觀群怨、怡情養性的詩教傳統斷裂，寫作既無法直接和廟堂國家接軌，又無法真正回到自娛自樂的文人文化狀態。”【9】現代性的詭異并不是偶然的，這里面有著復雜的民族國家的歷史基因和發展階段的特殊性，也有全球化帶來技術程序的升級而引發的社會復雜變革。正是因循著這樣迂回往復的社會變革路徑，我們發現當下中國的現代性

    同樣有著纏繞的復雜性。個人與日常生活的神圣性同樣成為一個時代的主題。

    網絡生活作為個人與日常生活重要的組成部分已經成為一部分人，尤其是網絡創作者的基本生活環境。它已經不再僅僅停留在文本上或是想象的圖景上，顯得具體而真實。

    因此、破解的抓手在于：一是增強現實主義的穿透力，使現實主義成為網絡文藝創作的主流；二是積極改善主體創作生態，促進網絡文藝創作者了悟自身所處的歷史境遇，自覺吸收優秀文化傳統中的精華，實現自身角色的轉變；三是催生培育、引導新興階層對網絡文藝創作的積極性，加大人才培養力度，為網絡文藝的發展儲備人才。

    三、建構網絡文藝的國家話語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個人主義甚囂塵上，恰逢后現代主義解構思潮涌入中國，催生了中國文藝的“個人化寫作”以及“小市民寫作”的文藝之風，另一方面則是國家宏大話語表述式微，這也是網絡文學誕生之初的社會文化基礎。

    當下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特別是在全球文化語境中需要一種文化凝聚億萬人民共同完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重任；同時還要團結全球華人弘揚中華文化，讓中華文化為人類的進步貢獻力量。因此，需要在互聯網互聯互通的背景下建構中國網絡文藝的國家話語，以期通過互聯網平臺傳播到世界各地。

    網絡文藝的國家話語包括：表述對象的國家性，語言的民族性，話語方式的民族、國家性，傳播的多質性，評論及譯介的多元性以及學術研究的多維性。而這些并不因為國家意志為中心的表達而犧牲網絡文藝的大眾性和通俗性。甚至應該與“個人的神圣”并行不悖，這樣才能既體現出國家話語的嚴肅性、權威性，同時也蘊涵著普羅大眾的娛樂性和游戲性。整體而言，理應通過國家層面對網絡文藝生態進行全面提升，這里面既包含著對內容的全面提升，同時，通過藝術樣式來提高全民族的審美性，這樣的審美性同時涵蓋了個人和社會組織，對現代化預設方案進行全面的審察，把提高人的覺悟和素質作為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內容。

    胡傳吉認為：“完成個人的神圣性，是現代化不可避免的任務，也是中國文學世界里未完成的現代性。這個未完成的現代性，很大程度是與現代化核心訴求之一，即平等，緊密相連的。”【10】平等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都將是現代民族國家建設的母題。互聯網的出現讓一部分愿意在其上耕耘的人們多少獲得了遠比傳統社會更難得到的相對自由的言論空間，盡管這樣的空間也已經滲透著尼采所指的“權力與意志”。不可否認的是，相較過去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只不過，如何利用這樣的有限的空間會成為未來人們面對的現實。以及從現存的物質與精神的二維空間里突破束縛，回到人的本身上來。有人斷言：“當實現了現代性文明轉換后，一種新的文明方式就會將現代性所具有的技術異化和單向度的片面性給予鏟除。虛擬世界引發的諸多社會問題是現代性文明發展聚合效應的體現，網絡化的龐大時空交錯必然聚合起解決現代性困境的強大動力，實現現代性文明創造性的轉換。”【11】

    眾所周知，我們傳統現實主義國家話語有著根深蒂固的歷史傳統。但是，我們需要對這樣的傳統進行重新的體察和考證。我們需要重新尋找自己的歷史、自己的根源并且要尋找到解讀歷史，闡釋自身的整體、有效的普遍方法。汪暉指出：“在我看來經過了兩個階段，一個階段用徐冰的話講是崇洋媚外，或者以西方為方法的時代，我們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在它的透視之下來看待的。第二個過程，到今天還很流行，即對抗性的方法，事事歸結到自己的傳統，強調自己的差異，強調自己的特殊。我不是一個特殊主義者，我們每個人的經驗和思考的方式，我們關注的整個的經驗都在一個歷史里面，可是它的確不只是要解釋你自己的世界，而是要解釋這個世界。某一個場合、某一個時刻我忽然意識到，我們對自己歷史的解釋也包含在這樣一個普遍性里面。”【12】

    這需要一種強大的超越力量，在“烏托邦、惡托邦以及異托邦”之外探索出“第四種道路”——“實托邦”，基于實用主義的娛樂快感為機制建構起來的一種新型美學方式。“實際上，大多數美、藝術和娛樂的快感不僅是在缺乏永恒性的情況下而具有價值，而且正因為沒有永恒性而更有價值。”【13】

    這樣一來，我們反對機械地將娛樂性、游戲性簡單粗暴對抗現實主義，甚至憑借此在現實主義中排斥網絡文藝所兼容的娛樂和游戲的快感性。

    總之，在建設強大民族國家的現實實踐中，需要一種高瞻遠矚的人文情懷以及能夠包容異質世界的文化思維，以一種“新”的姿態來建構新型的美學樣式，這是文藝的歷史選擇，這樣的“必要性”正如王德威指出的那樣：“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文學的必要性是什么？事實上，我們之所以持續討論文學，原因之一就是肯定文學能借由文字、意向以及敘事所煥發出來的能量，化簡為繁，增益想象，在看似一成不變的歷史現狀中，創造出梁啟超所謂“不可思議”的可能——這是文學參與公共議事的方式。”【14】這也是在“烏托邦、惡托邦以及異托邦”之外的“實托邦”的內涵所在。

    注釋：

    [1] “如果烏托邦指的是現實社會以外的虛構所在，那么異托邦指的是現實社會以內，由權力單位所規劃、設想的的一種空間。這個空間是被隔離的卻又是被需要的，用以治療、規訓、懷柔、取悅社會成員。從醫院到監獄，從購物廣場到博物館，從蜜月套房到迪士尼樂園，因為這個異質空間的存在，反射出‘正常’、日常空間的存在。”參見王德威：《現當代文學新論——義理·倫理·地理》，附錄二：《烏托邦、惡托邦以及異托邦：從魯迅到劉慈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1月版，第282頁。

    [2] 吳長青：《網絡文學創作與研究概論》，河海大學出版社2017年1月版，第8頁

    [3] Lars Ahnebrink，The Beginnings of Naturalism in American Fiction，New York：Russell ＆Russell.INC,1961,P.128.

    [4] [英]諾曼?費爾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話語與社會變遷》，殷曉蓉譯，華夏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3頁，第130頁。

    [5] 徐鵬遠：《白先勇傳記片大陸首映 余秋雨：他摸到了灰燼深處余溫》 來源：鳳凰文化

    http://culture.ifeng.com/a/20170312/50772764_0.shtml  2017年03月12日。

    [6] [7] [德] 沃爾夫岡·韋爾施：《重構美學》，陸洋、張巖冰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4月版，第96-97、99頁。

    [8] [9] 郭艷：《重建現代世俗生活精神的合法性——從近期“70后”創作看當下中國青年寫作的變化》，《山東社會科學》2015年第11期。

    [10] 胡傳吉：《80年代以來的文學思想難題：未完成的現代性》，《小說評論》2015年第5期。

    [11] 李振：《網絡化：現代性的聚合與解構》，《網絡與當代社會文化》，鮑宗豪主編，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65頁。

    [12] 徐冰、汪暉、戴錦華：《對自己歷史的解釋也包含在普遍性里》，《中國社會科學報—文藝批評》，2017年4月1日。

    [13] [美] 理查德·舒斯特曼；《生活即審美——審美經驗和生活藝術》，彭鋒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103頁。

    [14] 王德威：《現當代文學新論——義理·倫理·地理》，附錄一：《啟蒙、革命與抒情：現代中國文學的歷史命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1月版，第2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