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剪得投入，出了很多汗，幾乎沒聽到媽媽說什么。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問他，“李大，上次我給你的二百元錢，還在嗎？”

    “在呀。”

    “在哪？”

    “在衣服口袋里呀。”苦惱重又回到爸爸的臉上，他用好手用力在空空的口袋里掏呀掏，“嗯？”

    “還‘嗯’，你去過哪里？”

    “去過廁所。老三扶我去的。”

    “說不定掉進馬桶，給水沖走了。”

    爸爸無語，郁悶。他默認了，回家的路費隨著下水道流進大海里了。

    我說，“算了，反正你也不心痛。李大，過兩天，我要去北京了。”

    “哦，去做什么呀？”

    “去北京做事唄。這么多年在深圳做個體戶，地偏人遠的，該去首都報個到了。”

    “哦，你還要幫我打聽打聽工作的事，找到了，我也去北京。”

    “李大，我到北京你也不饒過我呀，你還能做什么事呢？”

    “看個大門、教教書總可以吧。”

    “可以是可以，你三兒子到現在還沒事做，如果有機會，你也要讓給他呀。”

    “我不讓，我不讓。”爸爸很倔強，好象北京正等著他去面試似的。

    “那你就要聽于師傅的話，要不，我到北京也不會幫你找。”

    這時，老三在客廳罵罵嘰嘰起來，“你們在胡說什么啊，少拿我說事！有病，都！”

    媽媽也跟著說，“巴不得，巴不得，那我就解放了，你快帶你爸去北京吧，大孝子哎！把他的‘裙子’、尿壺也帶上。你在老家當警察，他要你找過工作，你來深圳他要你找，你要去北京，他還要你找，他就差半步入土的人了，你還讓他胡思亂想干嗎喲！”

    我悄聲對媽媽說，“你操什么心呀，這本來就是不可能的嘛，隨他說吧。”

    我知道他們對我不滿，尤其老三。其實我只是開開玩笑，我又說什么了！可是這個家庭就是開不起這個玩笑，每個人心底的東西會因為它而崩潰。我知道我說錯了，馬上收口，不再言語，但仍不能平抑客廳里的憤懣。找不到工作的弟弟臉上青一塊白一塊，他可以整天心平氣和在家里看報紙，回憶著在內地做經理時的威風；他可以沒有工作，卻不能沒有幻想，不能沒有幻想而催生的恣意。所以他找不到工作也能做到胸有成竹。我媽卻不能，皇帝不生，急死太監。她每天禱告，在床上一跪就是一個小時，她想讓上帝知道她的誠意。媽媽是個急性子，生活卻要她付出比常人多十倍二十倍的耐心！上帝啊！

    當初老三來深圳，我就堅決反對。媽媽馬上沖了我一句：“嘛，你能來深圳，為什么老三就不能來？！”一句話說到我心底的隱私里了。的確，我想留一個弟弟在老家發展，以備照顧殘疾的父親；也備于深圳一旦衰微，我也好有條退路；至少當我葉落歸根時，有個至親來往。但他們最終選擇了讓我失望，老三不僅來了，帶來了全部的積蓄，還帶來一個老家的女人，雄心勃勃要大干一場。但香港回歸后的深圳已經不是掘金現場，深圳自不自覺放慢了發展速度，進入了我戲稱的所謂“后深圳時代”；向后轉的時代，我在向后轉，一個個的“我”不再沖鋒陷陣，不再攻城奪地，回過頭尋找心靈的蔽護，彌補個性的缺損。老三錯誤地判斷了形勢，他不知道我在深圳掘到的富礦，轉眼就成了貧礦，成了危機四伏的小煤窯。在資本真正殺到的今天，完成了原始積累的我，不堪肉搏抽身而退。當我勸告老三，“家鄉多好，有山有海，四季分明，下一步就輪到她發財了。”老三卻以為我心懷叵測。我讓他不要在深圳關口買房子，他非要在那里置業，花光了在內地掙來的錢。那地方到現在還像個集貿市場，遠遠比不上日新月異的浙北老家！全家唯一一個有份工作的弟媳婦，心里早就兵荒馬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