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屁股不癢了，頭發胡子都打理清爽，人一下子精神多了。站在窗口，他指著對面山頂上披著彩云的一群建筑說，“那里不是氣象臺就是地質隊。”

    我笑笑說，“是吧，你還挺神的。”

    其實，爸爸猜錯了，那不過是求雨山上一處幾近奢華的娛樂場所。不過，順著他的意思，我和爸爸在晚霞里，有了一段感覺不錯、令人回味的對話。在我印象中，那是爸爸一生最清醒的時刻。

    他開口問，“你戴的表是不是山度士牌子？”

    我看了看表，說，“不是，是帝舵表。”

    “和山度士表一樣哦。”

    “你帶過山度士表嗎？”我驚奇地看著爸爸問。我知道山度士也是瑞士一款老牌名表。我把帝舵表取下來，強行帶在他的手腕上。他忸怩著笑起來。

    “我帶過山度士。”

    “我怎么不知道呢？”

    “那時，你還沒出生呢。”

    “是你在神龍架工作時，帶的嗎？”

    “嗯，那塊表是我早年在武漢買的。”

    “后來表呢。”

    “丟了，丟在大山里了。”

    “是不是丟在這里了？”我說罷，從口袋里把整理抽屜時發現的照片拿出來，一張張給爸爸看。爸爸問，“這里哪里的大門呀？”

    我說，“你看清楚門牌上的字。”

    爸爸一個字一個字念出來，念完了他才抬起頭。我代他說，“這是你在湖北的原單位名稱吧。”爸爸神色凝重地點點頭，他沉默著，等著我解釋。

    “爸爸，你還記得好多年前你捉到大雁后的那次聚餐吧。當時我憤然離席，可在心里發誓要到湖北去一趟，把問題調查清楚。我生了你的氣，一個受文革迫害的人，化工廠給你長兩級工資，你就認命了嗎！一年后，我利用暑假，一個人去了神龍架，找到你的原單位。接待我的是個新上任的領導，他幾經周折找到了當年迫害你的那個隊長。這個人姓張。你記得嗎？”

    “張繼友！”爸爸脫口而出。

    “對，你記得真清楚。這個張隊長戴副墨鏡，聽介紹，他在文革期間被打成殘疾，瞎了一只眼睛。”

    “是哪一只？”爸爸好象知道似的。

    “好象，是右眼。”爸爸一追問，我倒不敢肯定了。

    “我夢到過他，好多次哦……”

    “張隊長急于找出當年讓你退職的那份文件，那是一份關于清退老弱病殘的紅頭文件。文件在文革中被毀了，地質隊的領導又想辦法從上級檔案室里借調過來。但在其它有關記錄中，我看到了你的退職時間，是六五年十月。這時文革還沒有開始，一年后，六六年，文革才真正開始。也就是說你退職在先，文革在后，退職跟文革沒有因果關系。”

    爸爸聽得有點不安。我繼續說道，“你當時確實因公致病，誤疹后，因此致殘，不再可能像正常人一樣爬山涉水，負重作業。領導對你存在著誤會，讓你產生情緒；領導水平不高，認為你消極對抗，借病不愿參加生產。正好中央下發文件，清理隊伍里的老弱病殘，張隊長要你退職就有理有據了……”

    “你知道嗎，我和張繼友比過手表……”爸爸打斷我的話。我不理他，繼續說，“只是張隊長在逼你退職、遣送回家時，他們采取了非常手段，使用過急的言辭，甚至關禁閉。讓你一個身在異鄉的人欲辯無門、含冤受屈。這種情緒在你回到家鄉后被環境一再強化，成了鳴冤申訴的動力……”

    “我們把各自的手表放進臉盆里，他的表很快就冒氣泡了……”爸爸插進話，臉上卻沒有得意的表情。我停了停，看他不言了，我又說下去，“這在隨后的歲月里喚起了一個少年替父報仇的情感。但感情是不能代替事實的。的確，當時存在一種氛圍，模糊了你的不幸和文革的關系，事實上，你的遭遇跟文革無關。可是，這個少年被正義喚起了情感，是那么奮不顧身；正是因為喚醒他的首先不是理性，他少年意氣，才沒有發現事件和文革的時間之差。”

    我說得太長，爸爸一會兒傾聽，一會兒走神。他似乎不想讓我說得太深。

    “在湖北，我沒有等到他們拿到文件，就離開了地質隊。因為事情已經明了，張隊長自身的不幸倒觸動了我，他才是文革真正的受害者。幸虧你提前退職了，被貶到社會的邊緣，否則當文革真正到來時，你又將會是什么命運呢！你的不幸只是跟張隊長直接相關，是他做思想工作的方式方法有問題，是行政問題而已……”

    “他那塊表是國產的，我的是純進口的，瑞士貨。臉盆邊上，站著看熱鬧的隊友陳小四，吳心為，陶秀蘭……”爸爸說著說著就笑起來了，“陶秀蘭是土家族的小姑娘，天天追著要我教她唱歌喲……”爸爸說兩句又不說了，經歷四十年的歲月，有一種美妙的表情還能在他臉上像天上巧云靜靜地涌出，融化。

    我接著說，“我離開地質隊前，拍了幾張地質隊的照片，拍下你生命中快樂過、苦惱過的地方，留作紀念。張隊長執意送我上了火車，夸你是個優秀的地質工作者，還是地質隊合唱小組的領唱，沒有對大地測量的熱愛，就不會積勞成疾，被惡劣的環境擊倒。張隊長的話，讓我對你的過去有了點了解。”

    爸爸終于沒插話，聽罷，他長長吐了口氣，說，“當時我們工作有熱情，實際上是因為沒有選擇，一輩子做好大地測量是安身立命的事，突然不讓我干了，逼我退職，我才有那么大的憤恨，到處上訪。在你外公家聚餐那次，我才妥協、認命。我有這些兒女，身體又有病，怎么可能再回到神龍架呢。遺憾總有一點，遺憾！”

    我調侃地說爸爸，“你又在大山里把一塊名表丟了，是應該回老家了。”

    爸爸笑笑，解嘲似地道，“嗯，表丟了，該走人了。你呀，你要好好珍惜你這塊名表。” 這是爸爸一生中對我唯一一次的警示。有點微言大義。

    ……

    我在想，一家上下都知道李有智含冤受屈，卻不知爸爸的另一面，他在地質隊的青春歲月。爸爸本人也被世俗同化了，忘掉了被歌聲染紅了的神龍架。從我在地質隊了解到的來看，爸爸一生最光彩的日子留在大山里了，那段日子他和山度士表一樣精致、完美，從不停頓。可惜一切都被塵封在沉睡的山崗，像那塊丟在山里的表，無人知無人曉，只有大雨無情地澆灌。爸爸從神龍架回老家后，就換了個人，變得木訥、遲鈍、雙目迷茫。一直到這天傍晚，他眼睛里的霞光被喚醒了，他心底的歌聲破開云層。

    他的人生，自然有對命運把握的不智之處，爸爸從主流被擠到邊緣，再也沒有找回價值。而我則正好和他相反，主動脫下警服，闖深圳，有意識從主流進入邊緣，卻始終沒有離開過個人的價值。這或許就是我們兩代人的差別吧。

    一直以來，我以為把握了自己的命運，孰不知命運卻跟我開了個玩笑，跟命運斤斤計較，命運找上門來，才那么準確無誤。爸爸和我，到底誰把握了命運，誰又被命運所承載，而這些真的有意義嗎，哪一個更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