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資料載，當時中央領導也是定量供應糧食的，毛澤東主席對全體國家工作人員宣布：“我們要實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過定量。”還有“忙時吃干，閑時吃稀，不忙不閑就吃不干不稀。”

    中央領導也帶頭自減糧食定量，毛澤東自報的定量是每月26斤，劉少奇委員長報得最低，只有18斤。周恩來總理報了24斤。朱德總司令和毛澤東主席一樣，也是26斤。有人不相信，說是中央領導也吃不飽？哼，那是他們有其他食品代替，就像今天我們一個月15斤糧食也吃不了一樣。但文建國相信，或者說，傳統教育讓他有了相信的基礎，他愿意相信。

    文建國對來之中央的信息向來是堅信不移的，只是經過了撥亂反正以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突然發現，以前的30年自己的盲從是多么的可悲，雖然仍然愿意保持和維護正統的正面的一切聲音和事物，因為相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在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的宗旨，希望那理想的社會早日到來。但是國際共運的挫折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教訓，則是一次次動搖著文建國的信仰，增加了他的懷疑，從而慢慢地，對來自上面的精神不再像以前那樣不折不扣堅決貫徹，堅決執行了。不過對當時的領袖集團成員能夠與全國人民同甘共苦，文建國至今仍然是堅信不移的，他堅決地相信，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基本素質。

    據說1960年甘肅省省長鄧寶珊送一特殊物品給毛主席，那是一種用油渣和榆樹皮粉摻合而成的食物，是當時甘肅人民賴以生存的東西。看來這個高級干部鄧寶珊也是一個人物，別的東西不送，偏偏送這種食物，不知是吝嗇，抑或算是莫大諷刺、無聲的進諫。反正也不知道毛主席收到這一禮物是何感想，還是他老人家根本就沒有看到，而禮物則被手下的人叨光了。

    當時為解決饑荒問題，中央成立了瓜菜代領導小組，由周恩來總理親自掛帥。“瓜菜代領導小組”，這一中央級的組織機構，現在聽起來不無滑稽，其實也很心酸。這就是當時的現實，世界上一個人口最多的國家解決吃飯問題應該是，也必須是頭等大事，否則又有哪個國家能夠養得起中國人呢。所以后來有若干年，中央一號文件往往賦予“農”字頭，強調農村農業農民“三農”之重，實在是不無道理的。

    就在全國人民連吃飽飯都困難的時候，毛澤東同志則能夠逍遙復逍遙，“登廬山”，并將廬山會議從糾“左”變成了反右，同時以“冷眼向洋看世界”氣魄，發出“桃花源里可耕田？”這一充滿詩意的烏托邦感嘆。若干年以后，有人說“這個世界不只有眼前的茍且，還有詩與遠方”成為網絡著名雞湯，且雅俗共賞，經久不衰。生活中有了詩意，才能想到看到遠方。無論多么的艱難困苦，毛澤東同志始終充滿著詩意，這與他老人家高瞻遠矚，始終想著看到遠方是一脈相承的，也是革命的浪漫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有機結合的經典。

    但錚錚鐵骨的彭老總受一老紅軍戰士一張紙條啟發，開始了“鼓與呼”。那張紙條上寫的是，“谷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么過？請為人民鼓與呼。”他寫信給毛主席，實事求是地反映了黎民百姓的生活狀況。毛澤東公開了他洋洋灑灑的萬言“《意見書》”，并提高到了兩條路線斗爭的高度，指責這是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右傾性質的問題，從而展開了一場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博斗。后來，文建國看到了更多的所謂解密資料，似乎“廬山會議”并不是那么簡單的一回事，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其實和絕大多數人一樣，根本說不出一個子丑寅卯來。

    吃飯問題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可能正是因為長期吃不飽的原因，所以“吃過啦？”成為那個年代見面打招呼頻率最高的口頭禪。

    “吃過啦？”它表示了一種人們之間最親近最人性最原始的問候。這句話究竟流行了多少年，沒有考證。而回答的人其語言腔調卻包含著多種心態。吃得好吃得飽的呢，趾高氣揚曰，吃過了！表示滿意這頓飯；吃得馬虎的，也回答，吃過了，但沒精打采，似乎這吃與不吃一個樣；那正愁著沒有地方吃飯的，則有氣沒處撒，但人家是好心問你的，也不能無厘頭地得罪人家不是？于是就含含糊糊地哼一聲，讓問的人疑似一下，似乎這人吃飯的問題在似吃與非吃之間，一般情況下也就歸納到沒有吃，或者是沒有吃飽的范疇。于是心里有數，再不敢多問。問多了，自己又沒有多余的給他吃，不自找麻煩。

    民以食為天，只要是吃飯了，就說明天還在，天沒有塌下來，人還活著。用那時的話說，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都能創造。所以新中國從建國開始到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四萬萬增長到了六萬萬，吃飯問題一直是天大的問題。人只要有飯吃，那是天下第一等愜意之事，一旦到了不想吃，不能吃，吃不進的時候，人也就不算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