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文革”中的“大下放”，或高呼“青春無悔”，或感嘆“年華虛擲”。前者可謂一種積極的人生態(tài)度，充滿著所謂“正能量”意義，但亦有無病呻吟之嫌；后者可反省人生，未必就是負能量。是“正”是“負”，各人心中都自有一本賬。而前者和后者的區(qū)分往往又是以后來的生活狀態(tài)來劃線的。我本可以“青春無悔”的，可我怎么也喊不出口。現(xiàn)在有專家倡導“新時期上山下鄉(xiāng)工程”，我無法認定其作為國策，理論上的是非，但作為口號提出，頗為欠妥。因為“上山下鄉(xiāng)”曾經(jīng)傷了多少人的心。             ——文建國寫作筆記摘錄

    廖進軍當兵，葛延生嫁人。文建國則遇上了偉大的上山下鄉(xiāng)運動。

    文建國沒有如喪考妣，沒有痛不欲生，當然也談不上興高采烈。他只是平靜地打起背包，隨大流般地到了他應(yīng)該到的地方插隊落戶。他顯得比較超脫，是一種隨遇而安的心態(tài)。否則文建國又能如何？

    文建國至今仍然保存著一張粉紅色的《上山下鄉(xiāng)通知書》，落款處蓋著鮮紅的大印，因為時間久遠，鮮紅與粉紅的色彩都已暗淡，《通知書》上方毛主席語錄，“知識青年到農(nóng)村去，接受貧下中農(nóng)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鮮紅和通知書內(nèi)容的黑色也都已暗淡。

    文建國同志：

    你遵照偉大領(lǐng)袖毛主席“知識青年到農(nóng)村去”的偉大教導，要求上山下鄉(xiāng)走與工農(nóng)相結(jié)合的道路，建設(shè)社會主義新農(nóng)村，已被光榮批準。

    特此通知

    江州市革命委員會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領(lǐng)導小組

    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

    文建國偶爾會翻出來看看，回味著自己二十歲那年經(jīng)歷的人生轉(zhuǎn)折，或者說是人生掀開了新的一頁。

    《通知書》自然千篇一律，除了姓名不同。但“要求”二字顯然刺眼，現(xiàn)在已經(jīng)無法統(tǒng)計當時有多少人是“要求”的（肯定有），有多少人是順其自然的，有多少人是被迫無奈的，有多少人是被強迫的。一股強大的洪流席卷而來，鮮有逆水而為者，但肯定。

    文建國屬于順其自然的那一類，當然，報告打了，也算“要求”吧。如果不下放，那干什么？

    他的父母也比較開明，政府有號召，有措施，下放就下放，沒有什么好講的，又不是你一個。

    文建國下放時，除了隨身日常用品之外，還有一本《毛主席語錄》和《毛澤東選集》1至4卷，一本《四角號碼字典》，一本他大哥懷祺送給他的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葛延生送的留在家里了），一本在扉頁上寫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那句膾炙人口名言的日記本和一支洞簫。洞簫便于攜帶，而吹奏洞簫能夠反映孤獨的心境和傷感，則是一個重要原因。

    葛延生同學曾經(jīng)明確表示不喜歡洞簫，說它只可吹奏《葬花吟》“花謝花飛飛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之類，小資情調(diào)，令人傷感，不聽也罷。

    至于她自己日常生活中是否“小資”，她就不交待了。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發(fā)出：“知識青年到農(nóng)村去，接受貧下中農(nóng)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最高指示。江中的同學們在接收到最新最高指示的第一時間內(nèi)，連夜率先在全市組織了大游行，敲鑼打鼓把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送到了全市各個角落。并向全市高中、初中畢業(yè)的同學們發(fā)出倡議書，主動到農(nóng)村去，到艱苦的地方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游行回到學校，有同學連夜報名上山下鄉(xiāng)，還有同學寫了血書，以示對偉大領(lǐng)袖毛主席的無限忠誠無限熱愛無限敬仰。文建國沒有多話，報名就報名，下放就下放。但他認為又不是面臨生死決擇，寫“血書”干嗎？顯然是小題大做，嘩眾取寵了。別人寫就寫了，我反正不寫，我報名就是了。

    當時的江中既有人帶頭下放，也有人以死抗爭。據(jù)說死者是江中66屆學習成績最優(yōu)異的，早已在兩年多以前就被江中推薦到清華大學。在工作組到他家動員下放的當天晚上，他臥軌自殺了。

    文建國當時認為不值得，自然也為他惋惜。文建國知道該同學就是一個書呆子，他是鉆到自我設(shè)計的理想前途的夢想之中而不能自拔，以死抗爭。如此結(jié)局，太典型了，沒有代表意義，雖然令人痛心。共和國也可能就此失去了一位偉大的科學家。

    對這場1700萬城里的青年學生到農(nóng)村到邊疆的偉大創(chuàng)舉，大約在十年多一點的時間以后，即給予了全盤否定——全部上調(diào)回城。

    有人曾經(jīng)客觀地評價說，它（上山下鄉(xiāng)）解決了我國農(nóng)村的文化沙漠問題，雖然它也是一次悲情的青春之歌。

    文建國認為這么一說，還比較客觀。既評價了當時的社會條件，也揭示出知青的生存狀態(tài)。但文化沙漠問題解決了沒有？難說。

    父親文巽善對兒子報名下放既不支持也不反對。他沒有理由支持，沒有必要反對。況且他的子女里，建國又不是第一個下放，有什么稀奇的！他常常是端著一杯濃茶冷眼旁觀蔣淑嫻打理建國的行裝，嘴角還顯露出些許笑意。可是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他對蔣淑嫻說的話，卻讓為妻的心驚肉跳，雖然只有只言片語。

    上山下鄉(xiāng)也不是什么新鮮玩意，好像在54、55年的時候，蘇聯(lián)就搞過，那個所謂修正主義的總頭目赫魯曉夫就動員城市的共青團開墾西伯利亞。這么多小伙子大姑娘到農(nóng)村不就跟流放差不多。下去以后怎么辦呢，真的就扎根農(nóng)村？我們以前批判赫魯曉夫，現(xiàn)在怎么又跟著人家屁股后面跑呢？

    蔣淑嫻罵他老糊涂，不識時務(wù)。

    他自得其樂，“反正憑我的退休工資還養(yǎng)得起建國，趕明兒我一命嗚呼了，還有他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