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靜應邀支教，同時也享受著童話般的田園生活。環境的污染是否是工業化進程中的必然？有人說，發達國家就是這樣走過來的。我不懂，說不出其子丑寅卯。就像市場經濟帶來許多以前不曾見識過的許多“副產品”一樣。——文建國寫作筆記摘錄

    建國問子媛：“你是怎么教育小常勝的？”

    李子媛問：“陶先生四顆糧的故事，你聽說過么？”建國搖搖頭，又點點頭。她又問史靜，“史老師呢？”史靜一句“NO”。

    子媛對常處長說：“省廳的常處長，請您給普及普及？”

    常處長來了一個“婦倡夫隨”，還就真的“一、二、三、四，四顆糖”地說了一個梗概。

    文建國聽了，似曾相識，看來以前一定是看過，或者是聽過的，但也就是一帶而過，從來沒有引起重視。道理誰都懂，做起來也簡單，可是為什么沒有去做呢？文建國若有所思地說：“省廳對陶行知先生是一個什么態度？”

    “沒有什么態度。就是有一個陶行知研究會，有一位退休的副廳長領銜，具體情況我不清楚。全國也有一個陶行知研究會，在京城。”

    “史老師感覺怎么樣？來三天了。”子媛先敬史靜的酒。

    “今天我們一見面，你知道她第一句話是什么？”建國故意賣關子，他看到史靜的狀況很好，還處于興奮之中，其實他們才剛剛分別了幾天。

    “史老師說什么，不會是給我提意見吧？”子媛還是有點不放心，史老師畢竟在城里待慣了。

    “她說‘感覺好極了！’我看她氣色比原來更好了。”建國舉杯，他沒有忘記與常處長喝酒。

    “好！好就好。我就擔心委屈了史老師，那就對不起建國舅舅了。”子媛說，“只要你們感覺好，這里就是你們的家。”

    “你不是要我長期為你打工吧？”史靜不真不假地問。

    子媛說：“那感情好啊！可我有賊心，無賊膽。再說，我親愛的建國舅舅也不會同意的。”

    建國正在跟常處長說話：“這里的空氣是好，近幾年江州的空氣質量明顯下降，你們省城現在好像也不怎么樣？”

    常處長說：“不是不怎么樣，而是一塌糊涂。去年我寫了一篇小文章，抨擊空氣質量，可編輯堅決不用，他說，寫得不錯，可我不能用。編輯還是平時處得不錯的小兄弟，可關鍵的時候掉鏈子。沒辦法。”

    “那你文章里都寫了些什么？”建國來了興趣，問。

    常處長說，大概有：霧與霾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可相提并論；政府只抓GDP，不管PM2.5；省城成了“長三角最臟”城市，孫中山先生（銅像）在陰霾里欲哭無淚。還引用了幾個段子：

    “厚德載霧、自強不吸、霾頭苦干、再創灰煌。”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不是生與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卻看不見我。”

    “司機問，霧大，啥都看不到，過個路口紅綠燈看不清，到了路中心才發現是紅燈，咋整？交警說，你都看不到紅燈，攝像頭十有八九也拍不到你，放心。”

    “好！你說得好。”建國拿起酒杯在桌子上敲敲，附和道，“霧就是霧，霾就是霾。霧之清白，霾之混濁。即使霧和霾偶爾碰到一起，也不可將兩者相提并論，起碼也是‘今天既有霧，又有霾’。如果非得給霾加上個前綴，稱呼起來上口，當以‘灰’或‘陰’字為妥，或‘灰霾’，或‘陰霾’。千萬不可為了減輕‘霾’的罪過，而非得加上無故的‘霧’，用自然的天氣現象，掩蓋人為的污染根源。將‘霾’歸咎于‘霧’。”

    “你們這些學中文的就是喜歡咬文嚼字。”史靜說。

    “你忘了？剛才不還有人借霧抒發感情的，仿佛回到了少女時代。”建國說笑，“什么五彩繽紛的神采，什么光怪陸離的外衣。”

    “我那是由衷地贊美，你們是刻意地丑化。情況不同，情況不同。難怪編輯不登常處長的文章。要多說正能量，正能量可以讓人民群眾更加熱愛今天的幸福生活，負能量會引出麻煩。”史靜不真不假地說道。

    “史老師讀的外語，和中文是一個大類，都屬于語言文字。但是好像由于是外國的，就自然比中國的更高一個檔次。我們讀書的時候，那些外文系的男生女生個個都趾高氣昂，長相上似乎也更勝一籌。其實就是善于打扮而已。不過史老師，你是天生麗質，又保養得好。我要是到了55歲退休的時候，能像你一樣年輕，呵呵，我開心得睡不著覺了。”李子媛既是奉承，又是說的大實話。

    史靜說：“那不行，你這個校長還讓不讓別人當啊？”子媛說的話，讓史靜很受用，女人自然喜歡別人說她長得年輕漂亮。

    文建國和常處長一邊喝酒，一邊吹牛。四個人自然分成兩個小圈子。“我聽說蘇北地區有些地方至今還有發放教師工資的困難，那就喊教育現代化是不是早了點？”建國問常處長。

    “你怎么也想到這個問題？”常處長把剛剛拿起的筷子放下，說，“去年年底在一次廳務（擴大）會上，討論到蘇北教育現代化實施工程的時候，我就隨口一說，要實現教育現代化，應該首先解決教師工資問題。結果一把手廳長當即批評我，說我目光短淺，看不到教育現代化口號提出的偉大意義。現在，啊，真是……”常處長顯然是在斟詞酌句，建國等著他的下文。

    “比如說‘科學發展觀’，應該是一句蠻不錯的口號，或者應該說是指導思想。可是到處喊，到處貼，就反而顯得不那么嚴肅了。在實際工作中呢，有多少領導是按照‘科學發展觀’的思路來謀劃的？一個個都是急功近利，搞個三五年，拿出一點領導看得到的政績出來，然后提拔重用。至于留下多少債務，留下多少爛尾，那是由后人給擦屎屁股了。”

    常處長說話很實在，他又舉例說，“就像我們搞教育的，只顧建多少大樓，不問有多少大師。在實現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就不相信在工資發不出，或者發不全的情況下，會有大師產生？

    陶行知只有一位陶行知。其他人，大凡自稱之為大師的，哪個不是養尊處優的？當然，真的是大師，也應該把他養起來的，讓他一心一意做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