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靜聽得懂，可她還是打趣道：“你們黨員干部，包括已經退休的，打啞語呢。我一個非黨非干的普通教師怎么感覺是在聽天書啊。”

    “史老師大智若愚，故意裝糊涂。”常廳長也湊趣說。

    “那是當然，我家史姨如果糊涂，還能在省重點成為翹楚！還能被我建國舅舅看上！”子媛不無自豪地說。

    子媛這一說，讓建國不自在了，他說：“子媛，我們言歸正傳。因為我快到齡了，準備畫句號了。有些事情我想搞搞清楚。你說，我們陶研會的旗子到底能打多久？實話實說。”

    “‘紅旗到底打多久？’曾經是歷史上的一個疑案。不是專門研究黨史的人說不清。一件事到底能夠做到何種地步，自然也是以事實來說話的。”子媛說，“要我說，我可不管你們社團的研究，我更關心的是在我的學校，如何‘學陶’‘師陶’，至于‘研陶’嘛，更多的是專家的事。”

    建國想想，她說的倒也實在，現在好多“研究”都在普通中小學甚至幼兒園落地推廣，還要打造研究型的校園，好像掛上“研究”“科研”“課題”，立馬就提升了檔次，好像人人都可以稱之為學者了。不少老師對滿課時，對班主任工作能推則推，這就本末倒置了。就像有些“特級教師”，一旦取得了名號，似乎就改變了身份，只享受“特級”待遇，就不再做“教師”的事情。

    子媛一邊招呼大家吃螃蟹，一邊繼續說：

    “現在研究會、協會已經泛濫，阿貓阿狗都可以。依附于官方的這個會那個會，無非是讓一些老干部退下來之后，老有所樂，老有所為，繼續利用原有的‘余威’，延續做領導做干部的體面。

    如果利用他們的資源為人民服務，也是好事。怕就怕——呵呵，你懂的。大多數普通老百姓退休以后除了忙孫子，就是男人泡在牌桌上，女人舞在廣場上。我不同意‘中國式大爺’‘中國式大媽’一說，可事實往往又是如此。

    更有甚者，有的人明明可以裸退，享受清福了，還非得再次登臺亮相，來個華麗轉身。如果是重操舊業，做點自己原來熟悉的工作也就罷了，我擔心的是，有些人已經身披虎皮了，還得扯上時髦的大旗。

    陶行知先生是大人物，是旗幟，是招牌。此話怎講？比如說，先生是民主人士，是教育家，大凡以陶為旗號，掛牌的，或者有興趣的，也應該多少與陶先生有些許瓜葛吧。現在倒好，突然有一天，發現了某人與陶行知先生根本風馬牛不相及，竟也掛上了“陶”字頭銜。有些個社團協會基金會的，有多少是掛羊頭賣狗肉的？我不知道，所以也不敢妄加評論。我只想強調，既然打上‘陶’的旗號，就應該圍繞陶先生、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做點事。否則，你什么不好干，非得扯上陶行知干嗎？”

    文建國知道她有所指，那是微信上的新聞。他搖搖頭，協會、基金會往往是官場延伸，如果內涵能夠相通，也就罷了，怕就怕是賣狗皮膏藥的。

    “恕我冒昧地問一句，建國舅舅，您可以不回答。你們有多少研究成果？當然我知道你們的工作重點主要是陶行知實驗學校建設，也就是放在學陶、師陶上面。那與‘研究’何干？呵呵。”

    子媛突然轉換話題，建國措手不及，汗顏。他控制不讓子媛發覺，畢竟是長幼有別。他端起酒杯，為子媛叫好，敬酒！

    子媛笑呵呵地說：“如有冒犯，請建國舅舅原諒小的不是！”

    “即使我臉紅出汗也屬正常，但你絕對放心，我要的就是真話。”建國干脆挑明了說，“真話有時讓人不舒服，但無論如何要有讓人說真話的場合。”

    “臉紅是精神煥發，出汗是排毒。”史靜調侃道。

    子媛發覺常遠在跟她眨眼，她卻說：“我建國舅舅出點汗，可以多喝一點酒，臉紅也不要緊。今天是在我家里，放開喝！當然我們按照您的建議，以說話為主，是吧？”她既調皮又討好地說。

    建國、史靜、常遠都笑了。說起來，子媛已經是五十歲的人，可她在建國面前依然以小姑娘自居，就像晚輩在長輩面前撒嬌，反正是童言無忌嘛。

    常遠說：“子媛，你不讓建國舅舅多吃點，還要聽你作報告？”

    “你錯了，我這是投其所好呢。不信？你問問建國舅舅。”她笑吟吟地又遞了一只螃蟹給建國。

    “是的，是的。你說的越多，我越開心。”建國說，“子媛你談談陶行知的‘真’”。

    “陶先生的兩句話很簡單，‘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可世界上最難做到的就是這兩句話。”她搖搖頭，好像很難回答，但她還是說了。

    ——我曾經參加過一次“行知伴我成長論壇”舉辦的開放式沙龍，臺上七八人，臺下五六百人。主持人問話很刁鉆，他問，在座的，包括臺上的和臺下的，沒有說過假話，沒有做過假材料，沒有報過假數據的，請舉手。

    我不談在這樣的大庭廣眾之下有沒有必要這樣問，問的效果是什么，有了答案怎么反饋。我想說，主持人能夠得到真實的答案嗎？面對答案——不論真假，主持人的歸納總結能到位嗎？主持人本人就是一位絕對只說真話，不說假話的人？所以，對于“無解”的問題最好不要提問。

    ——一般人，一般情況下，應該說真話，但是有關政治，有關國家民族利益，恐怕也是難以用“真話”來作為衡量標準的。電影《周恩來的四個晝夜》，講述了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周總理到革命老區搞調研，延安人不說真話，是為了不給毛主席添堵。“善意的謊言”是屬于真話還是假話？

    文建國最近才看到的一條舊聞，說是河北省青龍縣縣城距唐山市僅115公里，但在唐山大地震中，這個縣47萬人沒有一個死亡。1996年7月，唐山大地震20周年之際，聯合國代表科爾向時任縣委書記冉廣岐頒發紀念章時問他，你這里能做的，唐山為什么不能？“訓練有素”的冉廣岐回答說，唐山跟青龍二者沒有可比性。冉廣岐20年后仍然被“不宜作公開的宣傳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