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搖曳著人文漿汁的秋果

    從夏入秋，文學積蓄著春天的山花爛漫和夏季的雷霆風暴，又散發出獨有的初秋氣息。郭文斌的《風調雨順》（《山花》2010年第7期）在2010年的初秋文學里獨樹一幟，顯現著作者對歷史、文化、民俗，乃至個體生命、情感、時間的宏大而細微的精神審視，在祥和、溫潤、素樸、節制的心靈結構之中飽蘊著深深的憂慮和澎湃的激情。西北作家郭文斌近幾年的文學探索一直呈現出一種藝術高度和人文精神追求。他的文學創作一如未受污染的西北大地那樣，格調安詳寧靜，情感飽滿和諧，發散著濃郁甘醇安撫世道人心的魅力。《風調雨順》不僅賡續著成名作《吉祥如意》的藝術風格，而且還嘗試著新的情感探索。他還是在寫天真純一的孩童記憶，還是在寫爛漫溫馨的童趣情感，還是在寫悠久古老又滿富生機的民間民俗，寫得是那樣的從容淡定，寫得是如此的質樸感人。依舊是可愛懂事的五月、六月姐弟二人，依舊是善良本分的爹和娘。他們在“二月二”的農節里，為了家人的平安、農事的豐收而祈福而忙碌。《弟子規》的瑯瑯背誦，盲龜穿目的奇異傳說，《御駕親耕》的古老闡釋，“二月二，龍抬頭”的民間歌謠，這一切無不賦予了作品文本強烈地道的中國傳統文化底色。《風調雨順》更是寫出了時間的悄然流逝，爹和娘的日益衰老，以及面對公正的歷史不得不低頭的現實情懷。在《風調雨順》里，郭文斌始終懷著一顆悲憫敬畏之心，那是對生命的感恩和尊重，那是對歷史逝去的無奈和憂傷。郭文斌又一次用詩性浪漫的文字表達，用自然濃烈的情感記憶，來解救苦苦掙扎于“現代病”的“患者”們，用飽含體溫、飽蘸深情的文字打掃心靈垃圾，舔舐情感創傷，構建一處幾乎無法尋覓的精神棲息地。郭文斌確實是一名療救心靈痼疾、緩和精神焦慮的“醫生”。

    雖然的《好大一棵樹》（《芙蓉》，2010年第4期）仿佛是神秘習得汪曾祺描寫故鄉高郵的一絲神韻和真傳，作者寫“記憶”中故土里城道的點點滴滴，寫它悠久燦爛的風土民情，寫它深厚醇正的民風民俗，也寫它森嚴有序的宗法倫理，寫它渾然一體的文化包容力，都是信手拈來、成足在胸，自然、隨意，堪稱句句到位、筆筆傳神。華北平原一個普通的小村落——里城道，在作者筆下儼然成了中國北方鄉土記憶、家族文化、民間傳統的活標本。熱鬧非凡的廟會，走街串巷的小販，婚喪嫁娶的諸般習俗禮儀，家長里短的日常故事，都在作者筆下飽滿、豐盈起來。就像小說標題一樣，家族文化、宗法傳承在民間社會在鄉土百姓的眼里，就是一個大樹，它枝繁葉茂，擋風遮雨；同時它也有自己的天生的痼疾弊端。《好大一棵樹》里也寫了民間文化藏污納垢的沉重一面：父女亂倫、丈夫虐妻、重男輕女、婆媳爭斗，這些特殊的“風景”、特殊的存在，使得小說更為真實，令人折服。

    王祥夫的《紅傳奇》（《紅巖》2010年第4期）。一名原本叫朱金花的農村少女，被曾經的魚販子、現今的大款王大年相中，成為他的“續房”。虛榮的王大年強迫朱金花改名叫“朱紅”，強迫她忘記自己的卑微出身。因為他們是“有修養的上等人”。小說看似荒誕不經，卻深刻地點出了現代人尤其是“暴發戶”們的虛榮、空虛、做作的精神狀況。整個小說意象繁復多彩，敘述密實厚重，文本的寓意深邃復雜，不斷挑戰著讀者的閱讀經驗和藝術感受，令人嘖嘖稱奇。

    傅愛毛的《換帖》（《莽原》2010年第4期），詮釋著鄉村文化最為地道淳樸的一面，盡管小說最后是以悲劇性的故事收場。“換帖”者，在鄉村民間的文化規則下，顧名思義就是男女將生辰八字彼此交換，作為“訂親”的重要儀式。《換帖》中，窮困潦倒的劉二拐，因為身有殘疾、邋遢懶惰，都四十歲了始終是個光棍漢。但是，在村 長的說和之下，活著的劉二拐和死于非命的村姑翠枝硬是“換帖”結了“陰親”。在村 長看來，劉二拐和翠枝雖然不能在陽世生活但是卻可以在陰間恩愛“一萬年”。村 長荒謬透頂的邏輯背后，掩藏的目的是要劉二拐替無依無靠的翠枝姑娘料理后事，省卻村里的經濟開支。劉二拐欣然接受，不僅高高興興地與翠枝“換帖”，而且對對翠枝的后事大包大攬，儼然以丈夫自居。讀到這里，讀者要是覺得作者在批判鄉村百姓落后封建的文化心理，這可就大錯特錯了。孰料就是這個“換帖”儀式改變了潦倒邋遢的劉二拐，他的精神風貌、生活態度煥然一新。他對翠枝近乎宗教般的信仰和依戀，他對于“換帖”承諾的堅定恪守，讓我們看到了鄉土文化本真原始的自為狀態。等到村 長將他的“活生生的”親妹子介紹給劉二拐，劉二拐陷入兩難抉擇之中；因為他是個“換過帖的人，不能昧了良心”，他進退維谷，最后“自掛東南枝”，與他日夜思念的翠枝在陰間“團圓”了。小說以輕逸靈動的筆觸寫出一曲誠信寓言的絕唱挽歌，苦澀、沉重。此外，小說細節書寫逼真而扎實，情節推進緩慢合度，處處具有“含淚的笑”的精彩和獨到。

    二、風雨交織下的秋蟲之音

    范小青的《接頭地點》（《北京文學》2010年第7期）展現著作家的真誠與果敢，在類似卡夫卡的荒誕語境中寫出了當代中國現實的種種“變奏”與難言的哀戚。村官、高鐵、高房價、大學生就業、非法占用耕地，這些熱點性的現實元素在《接頭地點》中，不動聲色又極其巧妙自然地向讀者一一展示。整個小說敘述從容老道，筆致自然流暢沒有一絲一毫的雕刻痕跡，范小青的藝術創造力可謂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接頭地點》講述的故事并不復雜，大學生馬四季因為房子、妻子，“被”當了村官，成為“賴墳頭村”副支書，然而，馬四季來到賴墳頭村的唯一目的，僅僅是為了自己將來有一個好的工作前程。馬四季要想找到賴墳頭村、找到賴支書，可不是那么容易。小說就此以馬四季的“尋找”為推動故事情節的隱形線索，從一個側面冷靜地折射出了現代化進程下，鄉土社會的暗淡無望的可悲命運。現代性的浪潮在城市化的暗流之下洶涌澎湃沸騰不止，它無聲無息地進駐鄉村社會，在陣痛中緩慢地改造農業文明，同時發生痛苦裂變的不僅僅是外在的物質風貌、人文景觀，鄉土社會的道德底線、倫理秩序也在悄然褪色變質。小說中，當賴支書滔滔不絕地大談特談用耕地做墳頭進行商業交易的機密時，鄉土倫理的挽歌性哀鳴仿佛已然奏響。賴支書自掘墳墓般的荒唐舉動，在獲得短暫利益的同時，失去的卻是鄉土文明的淳樸和本真。誠如小說最后寫道，多年后當馬四季坐上高鐵回北京想看一看曾經的“賴墳頭村”的時，他卻什么也沒有觀察到。高鐵本身隱喻了現代性強烈的物質化大潮，它最后幾乎是毫不猶豫地吞噬掉了最后的土地，一起被吞噬掉的還有鄉土社會規整的文化秩序和厚重樸實的道德規范。由此，作者通過小說本身寄予了厚重的藝術思索，也發出了嚴峻的現實拷問，從而對當代社會現實具有了濃烈的警示之意。

    劉仁前的《謊媒》（《鐘山》2010年第4期）將敘事焦點挪到江北水鄉，在香河兩岸蘆葦叢中演繹鄉村癡情男女的悲歡離合，一段愛恨情仇的悲劇、喜劇、鬧劇里有絲絲天然的哀怨，也有淡淡唯美的柔情。真是別有一番“新鄉土小說”的雅致和神韻，讀來使人愛不釋手，印象深刻。《謊媒》里琴丫頭和柳春雨，本是天造地設的一對理想情侶，孰料造化弄人，琴丫頭慘遭歹人陸根水蹂躪，柳春雨被村姑楊雪花“望上”。曾經以身相許的美滿戀人，雙雙作散，另置新家，且是在同一天或嫁做他人婦，或成為他者夫。是敏感脆弱的愛情經不起風吹雨打的長久考驗，還是抵擋不住世俗目光無形審視?或許都有，或許如同愛情本身一樣飄渺不定無法準確言說，無法給深陷愛情漩渦的戀人們肯定的答案。《謊媒》打破鄉村愛情敘事的“大團圓”結構模式，劉仁前“另立新宗”，探求它法，進一步來思考藝術人物的本源性宿命，來挖掘故事背后隱含的哲學性意蘊。人物命運的悲劇性再現，提升了小說藝術的審美境界，彰顯了作者前衛的文學追求。同時，劉仁前諳熟興化故土的山水風情、人文民俗，在他的筆下，那男女情侶的情歌對唱，那白茫茫一片的蘆葦叢蕩，那鄉間戀人的月下幽情約會，都被處理得如詩如畫，感情逼真，筆意濃切。還有老實木訥的二侉子、霸道威嚴的村支書、對戀人一往情深的水妹、能說會道替人拉纖說媒的“呂鴨子”，個個形象立體鮮活、性格生動飽滿、情感真實細膩，語言傳神妥帖，它們構成了《謊媒》另一處引人注目的美學亮點。

    農民工紛紛涌入城里打工謀生，除了留守的兒童、留守的老人還剩下了些什么呢？李康美的《空村》（《星火》2010年第4期）沒有描繪離家打工者百般思念故土，沒有展示城市文明對于鄉土記憶的侵蝕破壞，而是巧妙地將關注點移入了“空村”——黃家寨——一個因農民紛紛外出打工而空置荒蕪的村子。昔日人來人往喧騰不已的黃家寨，如今只有二十余口老弱病殘：啞巴、照顧病人的黃鬧鬧、看管孫子上學的唐春花、八十多歲的五嬸五叔。小說從名不見經的黃鬧鬧當村小組長寫起，鄉間的破敗、人心的凋零在不經意間被作者一一揭露，加上詼諧聰明的啞巴、潑辣能干的唐春花、精明狡詐村支書趙洪聲，《空村》的審美質感讀來五味雜陳。小說既審視鄉村社會的恒常不變，又對它的倫理變化更迭深懷憂慮。

    曉航的《最后的禮物》《朔方》2010年第7期用超現實主義的藝術筆法，講述了一個非常浪漫的現實傳奇：明知目標不可實現卻“知其不可而為之”。這是現代精神的經典演繹，還是一出荒唐透頂的鬧劇？我們不得而知。小說中，“我”對于美女“米蘭”的愛情想象，終歸是一場可望而不可即的輕飄幻夢，而“我”最后以整個青春為代價卻沒有結果的“足球賽”，其中的隱喻色彩值得捉摸再三。曉航用大膽奇譎的想象力、豐富夸張的敘事情節、放蕩不羈的理想人物，來抗衡庸常凡俗的現實生活，那怕是在飄忽不定的夢幻里，那怕是在懵懂模糊的想象中，這種藝術勇氣和思想耐心，都值得稱道。

    殘雪的《老蟬》（《花城》2010年第4期）立意新穎，構思奇巧，把一個現代人類的存在寓言，用超現實的筆墨勾勒得清晰、準確。老蟬以一個歷史記錄者的獨特角色，冷眼旁觀著自己的同類們：狡猾的蜘蛛、嬉鬧的喜鵲麻雀、狂鳴的新蟬、老蛤蟆的“男低音”；同時，它也是種種人類聲音的諦聽者：小區人來人往的喧囂吵鬧，夫妻間的吵架斗氣，鄰里的紛爭矛盾，盡入老蟬的“法眼”。殘雪以飄逸輕盈書寫凝練厚重，以黯淡無光對應生機盎然，以冷漠警惕之筆喚醒熱切生存之心，是一篇用心良苦的經典文本。

    三、都市情感的初秋澀味

    都市情感的味道是什么樣的？葉梅的《小顏的婚事》（《百花洲》2010年第4期），描繪了二十九歲的大齡“剩女”和三十三歲的闊家子弟的愛情，向我們展現了都市情感的獨特澀澀的味道。《小顏的婚事》的兩人愛情游戲像極了《傾城之戀》的現代版。香港的淪陷無意間成就了白流蘇和范柳原的“傾城之戀”，《小顏的婚事》里的小顏和吳其似乎沒有這樣的“好運氣”，再加上“第三者”王小青的盲目“攪局”，三人間的情感困境，濃縮了現代婚姻與愛情的可笑和可憐。作者阿袁的現實觀察力敏銳犀利，她借婚姻問題直擊現實社會的百態情狀，管窺欲望時代里的浮動人心。構思睿智，筆致輕盈靈動，結局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董立勃的《阿春》（《山花》2010年第7期）有著閻連科的《為人民服務》的味道，但在結尾中確立了自己獨特的文本精神結構。“長的好看”阿春，她的命運又是如何呢？是否又會重蹈紅顏薄命的老路？董立勃沒有給出或肯定或否定的簡單答案，而是將阿春的情感體驗、人生經歷從容地展示出來，留下極大的藝術空白，供聰明的讀者思索。故事中，阿春與李首長、司機小戴三人之間的情感糾結，被作者處理得巧妙嚴密，幾近天衣無縫。直至李首長因公殉職，司機小戴離阿春而去，成為寡婦的阿春雖然成為人母，但依舊是容顏不老，顯現出一種女性生命的不容褻瀆和侵犯的尊嚴。女性的情感宿命與美麗容顏之間的豐富含義，在小說《阿春》之中恰到好處地傳遞了出來，頗使人玩味深思。

    付秀瑩的《說吧，生活》（《廣州文藝》2010年第7期，作為《廣州文藝》“都市小說”系列，無論從思想追求和藝術形式上，都堪稱代表性文本。一個發生在現代都市的偷情故事，被付秀瑩組織得從容不迫，游刃有余。既有形式上的新穎探索，又有思想上的嚴密拷問。昨日的同學，今天的上下級，男女主人公鄔荔和岳不唯從青春時代的暗戀，到各自成家后發生的“一夜情”，可謂歷經坎坷卻順理成章。難能可貴的是，付秀瑩在把握人物心理時合理的分寸感，加上飄忽不定的隱秘心事、若明若暗的敘事節奏，都在傳達著曖昧多義的情感張力，拓展了小說本身的審美維度。

    王秀梅的《關于那只紙鴿子的后來》（《花城》2010年第4期），展現了偶然相遇于列車的“他”和“她”，在不經意間重蹈著十八年前的“初戀”。時光流逝，使兩人變得不再認識對方，彼此已是形同陌路。但是浪漫溫馨的愛情“謊言”，并沒有因此褪色變質，反而更加璀璨更加溫潤人心。在小說里，我們讀到了真實情感的偉大力量，我們體恤到了悲天情懷的無處不在。冥冥之中，好像有一個上帝，他在認真導演，嚴謹地安排著這一出情感淪落和精神救贖的感人故事。作者的審美構思精妙細致，文氣豐沛清新。

    胡學文的《入侵者》（《廣州文藝》2010年第7期），散發著神秘、幽然的精神緊張，這種精神緊張與敘事力量的交替博弈，組生了強大的思想場域。無處不在的話語彈性，一方面為精神的緊張、收縮提供了不斷延展的藝術空間，又與敘事因子一起“合謀”一起蓬勃生長。小說里的“我”不斷地從都市逃離，逃到一個沒有絲毫束縛和壓力的遠方，那是對精神家園的無奈尋找，是對烏托邦世界的深情凝眸。然而，城市已經無法徹底扎根，鄉村又變得面目模糊，何處是“我”真正故土，哪里又能安妥“我”擔驚受怕的魂靈？“我”終歸是一無所獲兩手空空，在這個意義上，精神焦慮的頹敗，自我救贖的無力，令人絕望。胡學文把人的內心痛楚、心理恐懼甚至如困獸般的無望掙扎，在不動聲色間精心地鏤刻了出來。

    四、歷史樹林深處的幽暗明滅

    歷史深處的記憶如何呈現？這是文學使命與職責中的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葉舟的《姓黃的河流》（《鐘山》2010年4期），向我們展現了歷史樹林深處的幽暗明滅。在恐怖、陰冷的納粹集中營，一對年僅十三四歲的孩子如何堅強地生存，不屈地抗爭？他們如何在納粹魔窟里保持最后一絲個體生命的尊嚴？葉舟的《姓黃的河流》，用文學性的情感追溯，真實、沉重地再現了沃森和米蘭達兩個孩子在絕望中用詩歌來保存一絲希望，在恐怖里用詩歌堅持點點夢想的感人故事。集中營中，他們抄詩念詩、背詩作詩，互相拯救敏感的心靈、互相溫暖傷痕累累的身體，他們用燦爛的詩歌華彩相互照亮相互慰藉。黑暗吃人的動蕩歲月，對詩歌的熱情是他們等待黎明到來的最后一絲曙光；和平年代，他們偶然失散又是用一本薄薄的詩集彼此尋找彼此溫暖，最后相知相戀，建立起的深厚友誼和生死不渝的愛情。沃森和米蘭的純潔愛情通過對罪人的寬恕、對惡人的人性救贖、對生命本體的忠貞敬畏，一次次印證著人之為人、愛之為愛的思想價值和情感意義。作者的藝術設想悲憫博大，深沉恢弘，如一曲跌宕起伏的靈魂安撫之歌。小說本身的情感沖擊、故事韌度、敘述節奏，凝重有力，讀來搖曳生姿，敘事魅力四射，是一部中篇佳作。

    李木生的《泰山夜話》（《鐘山》2010年第4期），描寫兩位二十八年未曾相見的老戰友相會于泰山腳下，夜談“革命時代的情與愛”，充滿了浪漫傳奇色彩。緩緩舒展的軍營記憶，紅色年代理想的高揚，三位性格迥異形象不同的女兵，與“我”的感情紛爭漸漸浮出水面，清晰而自然，雖沒有兒女情長的婉轉動人，但在紅色文化、綠色軍營的背景籠罩下，就有了特殊的味道，就成為特殊的情感存在。軍營內鐵一般的嚴格紀律，森嚴的上下級秩序，刁蠻陰險的指導員，惡劣的生存環境，復雜多樣的人際關系，都熄滅不了“我”與小卓、王衛紅、秦儀芬先后發生的微妙情愫。“我”與三位女兵或真實或虛幻或懵懂的情竇記憶，豐富了單調乏味的行伍生涯。三個女兵有的溫婉可人，有的深明大義，有的潑辣豪爽；如今，這些昔日的“軍中紅花”也在時間的淘洗之下，成為遙想昨日記憶的情感酵母，只剩下兩位戰友略帶傷感情調的喟嘆，令人不得不感慨歲月的無情。《泰山夜話》的藝術結構精妙，敘事扎實厚重，文字老練沉穩，落筆干凈有力，到處洋溢著多姿多彩的生命情感律動。

    戴斌的《水桐》（《廣州文藝》 2010年第7期）的藝術魅力是多重多維的。讀者首先會被它華麗流暢的故事情景深深吸引。讀完《水桐》，掩卷而思，它緩慢別致的故事節奏，哀婉凄美的情感內容，淳樸干凈的人性之美，水桐姑娘的為情而死，令人感傷，也令人絕望。作者把這些飽含民間藝術氣息的審美元素，安排得井然有序，把握得合情合理。水桐的美麗傳說在兵荒馬亂的歷史里，竟然成了無辜兒女們慘遭屠戮的無奈見證。兒女情長在革命暴力面前，是如此弱不禁風，是如此不堪一擊，這是歷史之惡，還是革命之罪？作者探索的是革命的真正含義真實起源，這樣一些敏感、重要文學母題。作者沒有囿于歷史本身固有的邏輯慣性，而是跳出以往的敘事圈套，擺脫氣勢恢宏波瀾壯闊的主流成規，用一個普通的傳說故事，來深思來質疑以革命之名來行罪惡之實的歷史性災難。這篇小說的文化視野高屋建瓴，歷史拷問發人深省，見出作者不凡的思想涵養。

    錢國丹的《遍地陽光》（《鐘山》2010年第4期），是一篇有著較強敘述耐心的小說。它將普通女工灰灰三十年前的一段“夢魘”經歷不地追溯，不斷地加以藝術想象，既對應當下現實生活，又緬懷悠然不再的童年往事。三十年前那個“遍地陽光”的夜晚，到底發生了什么，使灰灰的內心埋下了揮之不去的心理陰影，以致導致她的情感殘缺？是母親的暴虐乖戾導致的影響？還是爺爺的“夢游癥”使然？作者并沒有完整地交代。但不管怎樣，就像小說標題所暗喻的那樣：遍地陽光，一切人性的復蘇都在靜靜地開放。灰灰心靈的煥然痊愈，讓故事增添了溫潤感人的底色和光芒。小說的敘述淳樸自然，文筆凝練，三十年前的往事和三十年前的現實互為表里相互印證，讓讀者不得不贊嘆作者靈活多變的敘事智慧。

    五、溫煦的秋日陽光

    郝煒的短篇小說一向精彩，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年前》（《星火》2010年第4期），同樣呈現了這一精神質地。父親早逝，哥哥義不容辭地承擔起了“長兄為父”的沉重使命。弟弟上學在即，哥哥在“年前”為了弟弟上一所好的高中，而忙碌奔波而操勞不已：廉價地賣掉糧食積攢學費，毫不猶豫地殺掉年豬犒勞中學校長，低三下四地給教育局長送禮走后門。哥哥的良苦用心換來的是什么呢？弟弟遠走北京打工謀生的信念毫不動搖，幾乎寸步不讓。在《年前》里，情感的沖突、交流的隔閡、代際溝通的困難交織在一起，使小說有了幾分不動聲色的苦澀，些許難以察覺的感傷。

    艾瑪《癡娘》（《滇池》 2010年7期）里王小荷是一個半癡母親，腦子有點“不太靈光”，她生的兒子也是個“大頭兒”（即腦殘兒）。在常人眼里，母子倆是與這個平常的世界格格不入的。艾瑪將這對不太正常的母子設置在“涔水鎮”中，由“我”和小伙伴丘巴來充當觀察者的角色，來敘述這對母子庸常生活的點點滴滴。日子平淡無奇似水而過，雜貨鋪里你來我往，趙引壽洗澡后的百無聊賴，“我”和丘巴偷窺婦女洗衣時的隱秘情景，這一些瑣碎細密與小鎮閉塞、單調的生活常態渾然不分。諸種氛圍營造、細節渲染都是作者精心而為，小說設置的情感力量在最后一刻奔涌而出：一位落拓邋遢的老乞丐把米糕施舍給王小荷的大頭兒子，將母子視為弱者予以憐憫，王小荷憤然拒絕，她身上積攢的母性力量在瞬間集中爆發出來。她不能容忍別人對大頭兒羞辱般的“饋贈”，她用最極端也是最脆弱的方式捍衛著母愛的尊嚴、弱者的尊嚴。王小荷真是一位“癡娘”，她身上的母性情懷是那樣的至善至純，不容許他者絲毫的踐踏與蔑視。

    徐巖《火車晃蕩》（《當代小說》2010年第8期），寫的是生活本身的酸甜苦辣，它沒有大起大落的情節起伏，沒有男歡女愛的熾熱場面，有的只是平淡如水的生活本身，它蕩滌盡鉛華，余下本真和自然。小說寫了一名普通列車員的情感波折，道出了善良小民脆弱、敏感的心靈內核。列車員木祥被昔日的情人趙小鳳告知妻子可能有外遇，他終日緊張不安、甚至潛伏回家暗暗偵查，后來知道這是杜撰的謠言，此時他卻陰差陽錯與趙小鳳“親密接觸”，懊悔不已的他悟到要“老老實實地做人”，他善良的人性開始復蘇，面對他人的家庭困難慷慨解囊，對妻子也恢復了曾經的溫存和關愛。小說敘述連貫，情節不蔓不枝干凈簡潔，作者把豐富多樣的藝術體驗，融入平凡小民的生活之中，于細微處見真情，于平凡里顯出溫馨的人文關懷。

    張小痣的《蓮池居》（《江南》2010年第4期），有著很強的敘事沖擊力，它將主人公王喜善的神秘經歷融入福臨街古板單調的生活氛圍之中。兩種互異的生存方式、兩類不同的人物形象，產生了極為緊張的敘事緊張。小說在散淡朦朧的藝術氛圍里，書寫了王喜善、福貴、翠芹等平凡人物的性格力量。在這些微不足道的底層人物身上，既有發人深省的人性較量，又有生命個體面對死亡時的絕望、掙扎和璀璨。小說一方面直抵人心脆弱的情感深處，另一方面也就產生了動人心魄的閱讀美感。

    此外，劉玉棟的《一條1967年的魚》（《山花》，2010年第4期）對宏大歷史和細微人性進行了深沉追問。段玉芝的《一九九三年的耳朵》（《時代文學》2010年第7期），描寫了一只耳朵所引起的一個散發著棗花香氣息的愛情故事。石舒清的《韭菜坪》（《上海文學》，2010年第8期）寫了一個宗教信徒如何在嚴酷動蕩的歲月里守護高貴信仰的現代傳奇。曹軍慶的《盲人按摩店》（《福建文學》，2010年第7期）于方寸之間折射眼花繚亂的現實婚姻，孫海強的《五月柳絮飛》（《朔方》，2010年第8期）以輕盈俊逸的文字彰顯寬容溫潤的鄉土性倫理。葉梅的《小馬、蘋果和打雜的》（《北方作家》，2010年第4期）品味心靈感恩和回報他人的動人溫情。何芳芳的《河邊》（《上海文學》，2010年第8期）把一個人性較量和精神懲罰的故事敘述得驚心動魄。柏祥偉的《水煮水》（《山東文學》2010年第8期），講述了一個因頭發而發生的情感纏繞故事。柳岸的《聊吧隨錄》（《北京文學》，2010年第7期）以新穎別致的藝術形式展示撲朔迷離的官場腐敗。馮積歧的《西瓜地》（《朔方》，2010年第7期）講述了望子成龍卻適得其反的鄉村悲劇。韓旭東的《搶劫》（《清明》，2010年第4期）用同情的目光觀察卑微底層的不幸和艱辛。小海的《喜鵲肚里帶著蛋》（《文學港》，2010年第4期）訴說荒亂歷史記憶之下難以割舍的父母大愛。喻敏的《狗王之死》（《西部》，2010年第4期）在犀利的筆觸下審視鄉村政治的黑暗和腐敗。唐光玉的《徐家溝礦難》（《北方作家》，2010年第4期）反省礦難悲劇下的文化心理，鮑十的《東北平原寫生集》（《山花》，2010年第4期）緬懷“崇高年代”里渺小村落的文化政治。陳然的《誰說我窩囊》（《長城》，2010年第7期）探尋現代婚姻背景下精神惶惑的根源。楊子的《一個人的探戈》（《朔方》，2010年第8期）直面青春男女感情糾葛的時代氛圍，鞠志杰的《艷遇》（《山花》，2010年第8期）精致地刻畫出了男女同事間的情感誤會。黃運生的《地塘嶺筆記》（《飛天》，2010年第13期）對底層小民的凡庸人生進行慈悲的關照。楊靜龍的《玉水川上》（《花城》，2010年第4期）深沉地描繪抗日時期知識分子的滿腔熱血和民族傲骨。南亭的《大屋塘》以家族“尋根”的形式完整還原祖輩們的歷史本原。安慶的《手推車》（《當代小說》，2010年第8期）采取別樣的敘述視角想象老年人的情感困境。

    ——本文刊發于《當代小說》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