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斯·薩維爾認為，美國海洋自由觀殖民地起源說的主要依據，是一則發生在馬薩諸塞灣殖民地的軼事，概括如下：17世紀四五十年代，法國殖民地阿卡迪亞內部發生了查爾斯·拉·托爾(Charles La Tour)與查爾斯·德奧內(Charles d’Aulnay)之間圍繞殖民地控制權的紛爭，拉·托爾依靠此前與馬薩諸塞灣殖民地商人在毛皮貿易方面的良好關系，于1643年6月親赴波士頓，謀求與后者結盟并共同對抗德奧內。當時馬薩諸塞灣殖民地立法機構正處于休會期間，在商人群體的鼓動下，馬薩諸塞灣殖民地總督約翰·溫斯洛普(John Winthrop)自行決定，允許拉·托爾雇用那些愿意追隨他的人員和船只。德奧內則對馬薩諸塞灣殖民地與拉·托爾的貿易關系提出抗議，并威脅要擄獲波士頓人的船只。對此，馬薩諸塞灣殖民地地方法官給出了一個“言辭犀利的答復”，聲稱英國殖民者擁有海上自由航行并與一切“投契者”進行貿易的權利。溫斯洛普在寫給地方法官的信件中，不僅完全同意地方法官的觀點，而且“借題發揮”，進一步闡述了上述原則：“船舶主人和船長可合法受雇于拉·托爾，這是他們的職業使命所在……若我們船只的合法業務遭到反對(而不加捍衛)，他們事業的正義性就可能因此喪失殆盡。譬如，某人攜其貨物雇乘一輛馬車在英格蘭旅行，其債主登上馬車，以暴力手段搶奪其貨物。在此情形下，盡管目前其雇主正遭到不遵守債務約定的指控，但馬車夫依然可以保護該旅客及其貨物，因為馬車夫業務的正義性是基于不同的(法理)依據。”[8]薩維爾對溫斯洛普所闡述的原則做出解讀：溫斯洛普在這里區分了兩種行為：一是為拉·托爾提供援助。溫斯洛普主張，馬薩諸塞人有權將自己和船只租給任何愿意承擔他們所開價格的人，該主張的本質是自由貿易；二是運載拉·托爾本人及其貨物。溫斯洛普強調中立承運人在不受客戶的敵人騷擾的情況下運載客戶及其貨物的權利，主張中立承運人行為的正當性源于其并非糾紛中的任何一方，因此不應被糾紛中的任何一方所攻擊。薩維爾指出，溫斯洛普為中立承運人權利所進行的辯護，雖然是特定形勢下對于特定政策的表達，但是卻道出了日后美國外交政策的一項基本原則，即海洋自由原則。美國海洋自由原則的思想源頭，或可追溯于此。[9]薩氏關于海洋自由原則思想根源的這番討論，僅僅基于殖民地時期的單一事件，立論未免單薄和倉促，有必要加以重新審視。

    眾所周知，近代海洋自由概念是荷蘭法學家格勞秀斯(Hugo Grotius)于1609年在《海洋自由論》(The Free Sea)中提出的。同時代的英國人理查德·哈克盧特(Richard Hakluyt)則是第一個把格氏著作譯成英文的人，不過其譯稿長期處于手稿狀態，直到2004年，方由大衛·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教授編輯并撰寫“導論”加以出版。[10]換言之，在17世紀早期，盡管上述馬薩諸塞灣殖民地之軼事發生在格氏提出海洋自由論三十余年之后，但當時格氏《海洋自由論》的流傳范圍較為有限，溫斯洛普閱讀此著作并受其影響的可能性較小。也許可以說，馬薩諸塞灣殖民地之軼事表明，北美殖民地獨立于歐洲產生了自己的海洋自由意識，但不宜夸大這一軼事在此后美國海洋自由觀念發展中的作用，因為沒有證據表明這一軼事對當時其他英屬殖民地產生的影響，其對美國開國元勛產生的影響也無從稽考。再者，溫斯洛普所表達的充其量只是一種樸素的海洋自由觀，不僅提出的時間相對更晚，在論證的系統性和理論性上，與格勞秀斯的論述也無法相提并論。

    宏觀地看，在近代早期，主導海洋自由的國際法理演進及世界海洋自由實踐進程的，始終是歐洲大國的法學家、政治家及國家實踐。作為“化外之地”，北美殖民地精英人士是以大英帝國“子民”的身份參與到世界海洋秩序建構的歷史進程中，并在其中逐步形成對海洋自由觀念的認知。這是由北美殖民地對母國的政治經濟從屬關系所決定的。換言之，對美國海洋自由原則起源問題的探討，固然需要著眼殖民地本身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總體發展狀況，但從國際關系的大背景出發，考察當時歐洲大國的海洋自由觀念與實踐同樣不可或缺，甚至尤為重要。

    從當時北美殖民地社會文化發展的狀況來看，務實主義正在這塊大陸上生根發芽，成為殖民地人民判斷事務價值、處理內外關系的根本指南。正如王曉德教授所指出的：美國人以講究實際而著稱于世，這是早期移民在征服莽莽荒野過程中形成的一個傳統；美國人無暇也不愿意在深奧的理論問題上大做文章，認為那樣做太費周折，還不見實際效益；抽象思辨的研究在美國幾乎沒有市場。[11]這種判斷顯然適用于殖民地人民對于海洋自由問題的思考。對于海洋自由的法理論證和相關國際法原則的創立，當時的北美殖民地顯然沒有做出突出貢獻。一直到革命年代，美國開國先輩表達的海洋自由觀念和理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從歐洲法學家那里學習借鑒而來的。當然，他們根據所面臨的實際情況，對海洋自由觀念靈活運用并有所發展，這也是不可否認的。

    就在北美殖民地的海洋自由觀念停留在樸素狀態之時，歐洲法學家卻在進行著如火如荼的“法理論戰”，對于海洋自由的法理認識不斷提升。首先，17世紀中期，經過格勞秀斯與威廉·威爾伍德(William Welwod)、約翰·塞爾登(John Selden)等人關于海洋法律地位的論戰，領海主權、公海自由的海洋法基本原則得以確立。其次，進入18世紀后，3海里的領海寬度得到確認。1703年，荷蘭法學家賓刻舒克(Cornelius van Bynkershoek)發表《海上主權論》(De Dominio Maris)，提出了領海寬度以“大炮射程”為限的原則；1782年，意大利人費迪南德·加利亞尼(Ferdinando Galiani)發表《中立國君主對交戰國君主的義務》(The Duties of Neutral Princes Towards Belligerent Princes)，進一步把“大炮射程”具體化為3海里，并得到許多國家的認可。[12]最后，貫穿17—18世紀始終的，是“海洋自由”問題被逐漸納入一般性的國際法著作中，并得到更為客觀和超然的討論。在這些著作中，影響較大的主要是德國人普芬道夫(Pufendorf)的8卷本《論自然法和萬民法》(Law of Nature and of Nations，1672)和瑞士人埃默·瓦特爾(Eme de Vattel)的簡明《國際法》手冊(Droit des Gens，1758)。[13]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國際法通論性著作均以自然法為理論底色，雖以拉丁文、德文和法文書寫，卻在17—18世紀紛紛被譯成英文在倫敦出版發行，有的甚至被多次再版發行，風靡歐洲。格勞秀斯的《戰爭與和平論》(War and Peace)于1654年、1682年和1738年再版發行；普芬道夫的《論自然法和萬民法》于1710年、1716年、1729年和1749年再版發行；賓刻舒克的著作于1759年翻譯出版；瓦特爾的著作在1760年之前也開始在倫敦流傳。此外，根據從國際法角度研究美國外交史的名家杰西·S.里夫斯(Jesse S. Reeves)的研究，到18世紀中期，北美殖民地的律師們已或多或少地了解這些著作中的法律觀點。[14]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是，歐洲法學家的著作是北美殖民地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海洋法理論知識的源頭所在。

    但是，對于北美殖民地人而言，他們在海洋事務實踐中主要遵循的并非上述基于自然法的“格勞秀斯主義”，而是宗主國英國與歐洲其他國家所訂立的商業條約，以及英國為保護自身商業利益而提出的一些海上行為規則。在海洋政策問題上，北美殖民地只能對母國亦步亦趨，“蜷縮”在大英帝國強大海權的羽翼之下，“享受”作為“英國人的權利”的“海洋自由”。[15]而海洋大國的本性決定了擴大交戰權利與抑制中立權利成為這一時期英國海洋政策觀念的主導傾向。在連綿不斷的海洋爭霸戰爭中，英國的如下實踐和規則，深刻影響了獨立后美國人的海洋政策觀念和國家實踐。

    第一，武裝私掠(privateering)。所謂“武裝私掠”，即戰爭時期由政府頒發“私掠許可證”(letter of marque)，授權私人武裝民船，在公海針對敵國船只進行攔截、襲擊并搶奪其貨物。一般認為，英國的第一份正式“私掠許可證”頒發于1295年，標志著英國武裝私掠政策正式推行。不過，大規模的武裝私掠行動開始于伊麗莎白女王統治時期。1651年《航海條例》(The Navigation Acts)的頒布，進一步刺激了武裝私掠行為。[16]1708年，英國議會又通過一個新的擄獲法，以刺激日漸降溫的私掠活動。[17]總之，在17—18世紀，武裝私掠是英國“一以貫之”的國家實踐，它與皇家海軍的不斷發展壯大相呼應，共同鑄就了近代英國的海洋霸權。

    北美殖民地曾是英國武裝私掠的重要參與者和實施者。每有戰事發生，國王向高級海軍上將下達命令，授權適當的官員(如殖民地總督)在確保萬無一失的條件下頒發特許狀或私掠委任令，這在當時已成為慣例。而在北美殖民地，武裝私掠政策也形成了一套堪稱健全的組織架構和成熟流程，在劫掠船裝備、政府與私掠船主獲益分成、捕獲法庭(prize court)的組成及規約制定、私掠船指揮官與船員間民事關系界定等方面，皆有章可循、“有法可援”。[18]其結果是，武裝私掠不但成為殖民地戰時經濟的主導“產業”之一，而且被殖民地人民認為是一種天經地義的自然權利，就如同他們在陸地上擁有不被侵犯的持槍權一樣。這是美國獨立后，費城制憲會議將宣戰及“對民用船只頒發捕押敵船及采取報復行動的特許證，制定在陸地和海面擄獲戰利品的規則”的權力賦予國會，并將其鄭重寫入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款的歷史根源。[19]不過，美國獨立后奉行中立主義的外交政策，作為交戰權利的武裝私掠的實際意義并不大。因此，美國雖未正式宣布廢止武裝私掠的憲法權利，但在美國內戰、美西戰爭等戰事中并未訴諸武裝私掠。[20]

    第二，“自由船所載貨物自由”原則(free ships，free goods)。17—18世紀，英國海上實力不斷增強，但尚未取得絕對的海洋霸主地位。因此，在與西班牙、荷蘭和法國的海上爭霸戰爭中，英國不可能同時與各國為敵，而是需要“合縱連橫”，各個擊破。同時，英國也希望在其他國家進行戰爭之時，以中立國身份與交戰國進行貿易，大發戰爭橫財。由此便產生了適當照顧中立國權利、收縮交戰國權利的需要。1654年，英國與葡萄牙的雙邊條約明確了“敵船所載貨物屬于敵貨”(enemy ships，enemy goods)、“自由船所載貨物自由”雙軌并行的原則。1667年，英國與西班牙簽署《馬德里條約》(Treaty of Peace and Commerce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Spain，concluded at Madrid)，含蓄地表達了“自由船所載貨物自由”原則。不過，更具意義的是英國與有著“海上馬車夫”之稱的荷蘭于1667年簽訂雙邊條約，寫入上述兩項原則，并在1668年的雙邊條約中再次對其加以確認。這標志著有利于中立國的“自由船所載貨物自由”原則，得到了歐洲兩大海洋國家的確認，成為它們共同遵守的海上行為準則。[21]在1672—1678年法、荷戰爭期間，英荷兩國于1674年簽訂《海洋條約》(Marine Treaty)，對“自由船所載貨物自由”原則、戰爭違禁品等事項進一步做出詳細規定。[22]1713年3月，英法兩國簽訂了《英法航海通商條約》，即《烏特勒支條約》(The Treaty of Utrecht)，采納了“自由船所載貨物自由”原則，并對戰爭違禁品和公海中立權利做出了界定。[23] “自由船所載貨物自由”的國際法普遍原則進一步得到鞏固。

    上述國際條約及其“自由船所載貨物自由”條款同樣適用于北美殖民地，為殖民地從事中立貿易、獲得豐厚財富提供了必要的外交和法律保護，也使殖民地人民對中立地位的裨益有了更切身的體會。正因如此，《烏特勒支條約》成為此后美國革命中開國精英制定新國家對外關系原則的重要參考。

    第三，“1756年規則”(The Rule of 1756)。在海洋爭霸的過程中，英國始終沒有停止對實施“自由船所載貨物自由”原則之利弊得失的反思，并逐漸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允許中立國家接手并從事英國敵對國的海運貿易，特別是與美洲的海運貿易，那么英國控制海洋的意義就不能有效發揮，甚至蕩然無存。在英國海軍實力實現了對西班牙、荷蘭和法國的逐一超越后，英國人的這種感受愈發強烈，于是開始調整對中立國的政策。在1756年“七年戰爭”打響后，為了禁止荷蘭和其他中立國與法屬美洲殖民地進行貿易，英國提出了被后世稱為“1756年規則”的中立國政策。該規則宣布：中立國不能在戰爭期間從事和平時期對其關閉的貿易以獲取利益；從事非法航行的中立國船只將被定罪，非法貿易所涉貨物將被沒收。[24]美國獨立后，英國仍未廢止該規則，并適用于美國，從而引發了與美國的中立權利糾紛。

    綜上所述，就海上權利、海上行為規則的國際法和國家實踐演進而言，殖民地時代留給美國的顯然是一筆錯綜復雜的遺產，其中既有基于自然法的理想主義成分，傾向于自由貿易、保護中立權利，也不乏基于條約法的現實主義，傾向于重商主義，主張以具體國家利益和國際環境為依據，在交戰國立場和中立權利之間進行靈活選擇。這是美國革命爆發時，國父一代在思考新政權對外關系時所面臨的基本國際法背景和國家實踐現實。在他們關于海洋問題的思考中，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自由貿易與重商主義思想取向交織并存、相互影響，共同服務于美國的現實利益。正如倡導以全球史視角考察美國歷史的著名史學家托馬斯·本德(Thomas Bender)所言，歐洲帝國為爭奪海洋貿易、增強海軍力量而展開的各種競爭，正是美國革命及隨后作為一種世界強權而出現的合眾國的(歷史)語境。[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