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教育的啟蒙基礎，當然是語文與數學，還有自然常識類的課程。當然，要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接班人，思想品德教育與體育教育，也是必不可缺的。

    語文，首先要從識字開始，而識字，作為漢字這種歷史極其悠久、保留了許多遠古時期“形象”特征的象形文字，經過甲骨文、金文、小篆、大篆等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的發展，演變到今天的規范化文字，其中在文革期間和改革開放以后，又先后經歷了若干次簡化體的文字改革，其最主要的部分，大約有兩千個左右的單字，掌握后，便可以進行日常的交流滿足生活所需。至于說到語言學，則除了這基礎漢字以外，還要熟悉和掌握辭海里那包羅萬象的數以萬計的漢字，其中有很多是十分生僻，在日常很少用到的，若要研究文字歷史發展，還要對古代各個時期的文字有所了解和掌握，那就不是一般人可以“拿捏”得了的了，是語言學家的工作了。而作為學生，要了解中國輝煌燦爛的文化歷史，文言文也是要學習的，不過那不是小學啟蒙階段的任務。

    中國漢字不是字母文字，不像西方那樣，用26或略多與略少于這個數目的拉丁字母，進行大量的組合與鏈接，創造出各類單詞與詞組，從歷史淵源上來講，有很多單詞詞組的組成部分，比如詞根與詞綴，都有相像之處，顯示它們的來源與出處的相似性。中國文字是象形的演變，與西方的路子不同。其利弊優劣，并無標準與定論。不過在民國時期開始，中國文化界曾有以漢語拼音來標注漢字，以向當時先進的西方靠攏的意圖，試圖“取消”紛繁復雜的漢字，結果當然是不可能成功的，不說歷史上的文言文，就是漢字里的那些眾多的同音字，就完全無法用漢語拼音來解決。這里有個有趣的故事——

    民國大家、著名學者趙元任先生，針對這種思潮的困難性，僅用一篇短文，便干凈利落地給予了揭示——

    “石室詩士施氏，嗜獅，誓食十獅。施氏時時適市視獅。十時，適十獅適市。是時，適施氏適市。施氏視是十獅，恃矢勢，使是十獅逝世。氏拾是十獅尸，適石室。石室濕，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施氏始試食是十獅尸。食時，始識是十獅尸，實十石獅尸。試釋是事。”

    這就是有名的《施氏食獅史》，其背景是，早在清末民初，為了免除人們學習漢字的艱難，一些語文先生就采用和提倡以相應字母拼寫漢字。而趙元任先生，雖然是這“羅馬字母拼音”活動毋庸置疑的創始人和積極倡導者之一，但為了論證“拼音”有必要和可能，卻不能完全代替漢字學習，趙元任先生不僅從國家、民族經濟以及文化發展等，這些文字以外的方面尋找依據，而且在文字的內部，包括古文和現代口語、書寫的角度講述文字改革的可行性和重要性，而《施氏食獅史》這段頗有些“極端”的“古文”，就是他在這樣的背景下“硬造”出來的。文中“石獅尸”的荒誕結局，暗喻若強行推行拼音文字，可能導致文化符號失去表意功能。‌‌

    其實，這是有些誤解的。趙先生本人是拼音文字化的倡導者，他的本意是拼音有助于人們更方便快捷地掌握漢字。

    一般認為，包括一些學者在內，認為趙元任是希望用這個例子來證明漢字拼音化帶來的荒謬。其實，正好相反，“一般認為”的觀點違背了趙元任本來的意思，或也是可以說作者找了一個非常失敗的例子。

    趙元任在敘述了這個例子和包括《季姬擊雞記》等三個自己創造的例子以后說的話：“這些當然是極端的例子……如果你要是寫語言，當然不會有問題。因為你寫的要是不夠清楚（假定你把語言里的聲音全寫出來而仍舊不夠清楚），那你本來話就沒有說清楚。不久以前，《今日世界》（第168期）刊登了一段我的談話，大部分都刊登得對，就是最后幾句話，說到我說關于羅馬字的拼音文字的用處是很有限制的，那大概是訪問的時候，時間匆促了，沒有弄清楚，結果刊登出來的那個說法，跟我的意見剛好相反……在多數文字用處的場合……我覺得現在就可以用國語羅馬字拼音文字……我們有一套向來沿用的公式，我們還沒有制定出新公式來，還沒有人想到有這個必要，給他制定成現代化的一種語言，能夠說了就可以聽得懂的……心理上還沒有進展到相當的程度，完全不是文字學的技術上的問題。”可見，趙元任的意思很容易被大家誤解和歪曲，而且幾乎是從當年的記者開始，就想當然地把自己的觀點強加給趙元任，把他本來的意思完全顛倒了。如果我們不贊同趙元任的觀點也可以，但是不應該通過歪曲或者誤傳他的觀點來支撐自己的觀點。

    不管如何，對于趙先生，亦增長大成人以后，讀到他的著作，還是非常佩服的，不愧是民國大家，而拼音這種語言學習形式，也一直被采納，并在啟蒙教育階段，對學生的漢語學習有著一定的促進與輔助作用，這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