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將文學時間從政治時間中松綁：“所謂‘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就是由上世紀末本世紀初開始的至今仍在繼續的一個文學進程，一個由古代中國文學向現代中國文學轉變、過渡并最終完成的進程，一個中國文學走向并匯入‘世界文學’總體格局的進程，一個在東西方文化的大撞擊、大交流中從文學方面（與政治、道德等諸多方面一道）形成現代民族意識（包括審美意識）的進程，一個通過語言的藝術來折射并表現古老的中華民族及其靈魂在新舊嬗替的大時代中獲得新生并崛起的進程。”他們渴望確立新的討論框架，從側面反映出改革帶來的觀念開放與價值重組。　　

    融入世界成為中國文學敘事與想象的重心，也是中華民族的當務之急，擁抱世界的時代情緒也滲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其中，釋放海洋的生命力成為改革“鄉土中國”的有效嘗試。1980年下半年，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沿海城市成為“經濟特區”加以建設。1996年暑假，我第一次到深圳，特意去參觀當時頗為著名的微縮景觀“世界之窗”和“錦繡中華”。那是我第一次“睜眼看世界”：金字塔、埃菲爾鐵塔、自由女神……曾經在歷史課本中的場景復活，非洲、歐洲、美洲的經典地標撲面而來，讓我對世界有了比看地球儀更為直觀立體的感知。　　

    這次旅行常常讓我回想：為什么深圳的景點會跟其他城市的迥然不同？中國有許多具有豐厚歷史底蘊的古都，如西安、北京、南京、洛陽，也有晚近興起的現代城市，如上海、香港。深圳如此不同，它歷史短暫，甚至有自己的生日，是一座新型的開放的現代都市。閱讀柄谷行人《現代文學的起源》，知道風景乃一種“認知裝置”。我頓時悟到，這些微縮景觀的創意包含著改革開放初期海洋城市的世界觀和主體觀。認識世界和理解中國乃一體兩面、互為鏡像，就像歷史進程中的亞歐關系。歷史學者王明珂在解答“什么是中國人”時，指出族群是由邊界來維持的：“當我們在一張紙上畫一個圓形時，事實上是它的‘邊緣’讓它看來像個圓形。”這對我們有很重要的啟迪，顯然，將地大物博的中國高度概括為“鄉土中國”是一種簡化，必須重新打開邊緣，認識海洋，釋放海洋的活力。　　

    早在1902年，梁啟超在《地理與文明之關系》中指出：“海也者，能發人進取之雄心者也。陸居者以懷土之故，而種種之系累生焉。試一觀海，忽覺超然萬累之表，而行為思想，皆得無限自由。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然求之之始，卻不可不先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財產為孤注，冒萬險而一擲之。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來瀕海之民，所以比于陸居者活氣較勝，進取較銳。”梁啟超高屋建瓴地介紹了各大洲的地理概況、人類歷史發展的普遍原理，并以文明階段論的方式重新闡釋歐洲和亞洲，喚醒晚清知識界。1905年，梁啟超發表《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指出“觀世界史之方面，考各民族競爭交通之大勢，則全球最重要之地點僅十數，而廣東與居其一焉，斯亦奇也。”“廣東人于地理上受此天然優勝之感化，其剽悍活潑進取冒險之性質，于中國民族中，稍現一特色焉。其與內地交通，尚不如與海外交通之便。故其人對內競爭力甚薄，而對外競爭力差強。六朝唐間，商船遠出，達于紅海，尚矣……今之廣東，依然為世界交通第一等孔道。如唐宋時，航路四接，輪檣充闐。歐洲線、澳洲線、南北美洲線，皆集中于此。香港船噸入口之盛，雖利物浦、紐約、馬賽，不能過也。”梁啟超主張以全球視野替代國家視野來重新認識海洋與內陸的互動，指出晚清廣州一口通商和西方外來文化的刺激形成了珠江口岸文化的獨特性。　　

    作為灣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圳必須面向海洋、港口、集裝箱以及由海洋連接的世界，從中外經濟交流和文化交往史中建構自身的主體性。海洋是東南沿海城市的自然地理，也是“鄉土中國”現代化、城市化必須直面的重大議題，當代作家對海洋的書寫應運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