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長的前現代，沿海因地理邊緣性成為貶官的去所。比如韓愈被貶到潮州，蘇軾則從惠州到儋州，湯顯祖被貶到徐聞……這些貶官給遠離權力中心的南粵帶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讓“大傳統”與“小傳統”、中原文化與邊地文化融合。“詩窮而后工”，被貶的命運往往使其與“無窮的遠方”產生心理聯結，更深地進入下層社會，理解失意人生，拓展了文學的表達深度。如蘇軾名句是對自己被貶生涯的身份確認：“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無窮滄桑盡在其中。湯顯祖在名著《牡丹亭》中多次提到澳門（古稱“香山岙”）。他的詩作描繪了遠渡重洋來到澳門的葡萄牙商人的生活、信仰及貿易活動，和他與葡萄牙詩人的來往。這是我國海上絲綢之路文學交流的早期資料，為研究明代珠江口岸的中外文學交流留下珍貴的記錄。　　

    另一方面，戰亂、瘟疫、地震等災禍常常伴隨人口的大規模遷徙。從古代的永嘉南渡到當代的改革開放，每次人口大遷移都重塑了中國的社會結構，造成地域文化重組。人口流動成為理解歷史演進、促進文化交流的內因。小說家蔡崇達認為：“泉州的文化特質，它是傳統中國文化的一些碎片的儲藏地，一代代的人帶著傳統的精神秩序，逃到當時所謂的中原文化的海角天涯，躲到這些地方儲存起來。從平原和耕地文明構建出來的特別秩序的東西，被擺在這么一個入海口，面對無序的大海進行更激烈的矛盾、沖突、融合等等。”盡管文化有強弱之分，但文化的遇合、交融從來不是單向度的，而是擇其善者而從之，胡服騎射就是中華文化傳統中的美談。魯迅提倡“別求新聲于異邦”，他贊嘆于漢唐的開放：“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新來的動植物，即毫不拘忌，來充裝飾的花紋……長安的昭陵上，卻刻著帶箭的駿馬，還有一匹鴕鳥，則辦法簡直前無古人。”經由西域、波斯遠達歐洲，漢唐對西方文化的拿來、吸收、轉化，形成游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交融格局，使得中華文化更具活力和包容力。與此相伴的是海上絲綢之路聯系的南洋及西方商貿、文化與宗教信仰的互動，造就了海岸城市文化的豐富、博大和包容。改革開放、加入WTO的時代契機讓長三角和珠三角迅速崛起，上海和香港甚至被當成“雙城記”談論，這讓我們重新反思海洋的主體性，以及海絲所蘊含的巨大文化交匯力。　　

    沿海城市群落的快速崛起，得益于天然的地理環境：一頭連接大江大河，另一頭連接大海。人類逐水草而居，文明沿河流發展，最終，大航海將人類聯為一體。徐則臣以長篇《北上》完成“為運河立傳”的夙愿，他將京杭大運河這條人工河當成中國經濟和文化的血脈來看待，背后是穿透自然地理的文化眼光。這種高遠的歷史立意，賦予《北上》與時俱進的全球視野。在游牧、農耕文明視野中，河流、海洋的意義主要在生產領域，隨著全球市場的開拓，“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海洋具有的聯通意義和跨文化對話功能得以呈現。如果我們跳出中心、邊緣的二元對立，就會發現“邊緣”地帶同樣可以轉化為彼此相連的“生活圈”，通過互市成為生機盎然的中心。　　

    程美寶的《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遇見黃東：18—19世紀珠江口的小人物與大世界》有力挑戰了本質主義，呈現地方文化與民族國家文化、小人物與大歷史之間充滿張力的復雜關聯。她在一次訪談中談到：“小人物才是這個世界的主角。英雄、士大夫、官員其實都是少數，但他們有文字的特權，容易留下更多痕跡。而通往大世界的航道，多年來是許許多多的普通人探索出來的。”她以詳實的史料鋪陳近代珠江口的商貿圖景，充分闡釋海洋貿易帶來的現代觀念轉變。史學家楊斌的《人海之間：海洋亞洲中的中國與世界》敞亮“歷史的一隅”，以南海的濤聲講述被“西方中心觀”遮蔽的中國史。1974年，在福建泉州灣后渚港發掘的南宋海船“泉州一號”，以豐富的實物證明泉州從北宋到元代曾是“東方第一大港”，中國的船只從泉州出發，經南海、印度洋走向世界。“黑石號”和“南海一號”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海貿資料，瓷器、金銀器、龍涎香、風格多樣的奢侈品復活了歷史現場。在鄭和七下西洋之前，古代中國與印度洋之間有著頻繁的海洋貿易，促進海洋亞洲的循環。西洋與西域異曲同工，共同建構中國的“詩與遠方”。絲綢之路、西域見證了中國游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交融；海絲、西洋見證了海洋文明與農耕文明的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