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認知重繪
作者：
陳思 更新：2025-11-09 10:35 字數：1713
海洋書寫的潛能，還在于對文學地圖的再調整。
我們習慣了以陸觀海，以陸地為觀察主體的立場，將海作為陸地的盡頭。文學題材的選擇也更多基于對陸地經驗的復制。因此當下我們往往將文學分為農村題材、城市題材、工業題材以及新鄉土文學等。那么，文學對世界的觀照，可否增加以海為中心的角度？在新時期以來的城鄉流動書寫之外，是否還可以包括20世紀以來中國與海外國家的交往以及地方鄉族、華僑后裔的情感脈動，使我們對“家國情懷”產生更加流動和開放的認識？
海洋視角帶來的變化，首先是對中國認知圖式的再書寫。如果說費孝通的《鄉土中國》基于內陸社會經驗形成了關于中國“安土重遷”的基本認識，那么中國的海緣社會能否帶來積極進取、擁抱風險的新質？陳繼明的《平安批》就可以被納入這一探索的譜系。小說觸碰的是“傳統中國的文化脈絡，如何在現代場域與世界浪潮的激蕩中輾轉重塑，與共時態的多重價值理念和觀念話語進行周旋、博弈，并且在縱向的歷史遷移中經歷時間的流動，經驗現實的異變、合流甚至是消隱，在革命戰爭和社會政治的消解、熔鑄與再造中，走向自身的新變”。其中鄭夢梅、陳光遠、宋萬昌、望枝等人的潮汕家族奮斗故事與西方的鴉片貿易、殖民史以及東南亞革命史糾纏在一起，豐富了我們對中國歷史總體性的認識。在批局、水客的生意中，在鄭夢梅、陳光遠和英國人類學家喬治的交往中，我們看見華人以“仁德”“信義”建立起了一整個海外聯系網，在“鄉土中國”之外認識了“海外中國”。“平安批”一頭聯系著從潮州海關到韓、練、榕三江乃至嶺東地區的輻射帶，包括湖南、湖北、福建、江西、安徽，聯結晉商、徽商，另一頭聯系著東南亞、拉丁美洲各地。在小說所講述的時代里，鴉片流入中國，絲綢和瓷器流出中國，華工也隨之被送往海外。華工代替黑奴，參與巴拿馬運河的開鑿，推動了中美洲、加勒比地區、南亞等地的甘蔗、咖啡、棉花、香蕉種植園的發展，以及對礦山和鳥糞的開采。小說中，批局既帶有行會性質，也是中國地方社會的自組織網絡，是中國地方文化自發的“信義—實踐系統”的產物。暹京、沙拉武里、柔佛海峽、檳榔嶼、日里、吉隆坡等海外地點的引入，重新勘定繪制中國的海外地圖。地圖不只是地理學，也是文化政治學。可見，海洋空間具有改變認識格柵的潛能，必將使隱形者顯形，完成對文化傳統和現代中國的認識翻新。
其次，海洋書寫對文學的調整還在于其對個體存在、個體與他者、個體與自然關系的再想象。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文學逐漸“向內轉”。某種意義上，“個人”成為文學和80年代社會歷史進程共同的發明物。伴隨著“個人”的合法性浮現，“孤獨”成為個體的命運。孤獨體驗當然不是新時期獨有的。從五四運動落潮期到20世紀40年代，我們有了《孤獨者》中的魏連殳，《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藥》中的夏瑜，《傷逝》中的子君、涓生，《家》中的高覺新，《寒夜》中的曾樹生、汪文宣等“孤獨者”。當新時期社會加速原子化進程之后，個體平衡孤獨感的支點變得更加單一和稀少。1980年在“潘曉討論”當中出現的自我與他人的對立以及對自己現有狀態無法承受的現象等，都揭示了當時文化環境中個體構造關鍵環節的缺失，也預示孤獨感將以更洶涌的姿態襲來。進入21世紀，個體和他人的關系進一步疏離化、對立化，造成了個人更為孤絕的狀態。
對此，一些青年作家試圖在寫作中重建個體聯結的路徑。我們以栗鹿的《致電蜃景島》來結束這一部分討論。作家大膽想象了一種人與人、人與物、人與自然的互聯，以此對抗不斷再現和強化孤獨個體的認知圖譜。小說回溯童年經典場景，三個孩子在一張大方桌上手牽著手，說出自己的夢境后就會進入彼此的夢中，在絕對自由中連成一體。這形成小說結尾處核心意象之一。這是對歷史中人的新可能的展望，也是一種非暴力、去等級的全球化想象。不僅如此，小說的結尾設計具有魔幻現實主義色彩：安彼進入島嶼的內部，將其超強的記憶與意識融入海島。由此，島嶼和小女孩合為一體。隨著女孩的意識不斷分化為島嶼風景與怪異物種，過往的歷史以更加實在的方式復現，與線性的“客觀”歷史形成對峙。栗鹿的知識趣味讓夢幻曠野充滿了自然之物。因此，個體不僅與他者融為一體，也與世界親密無間，甚至構成了生態文學的新分形。“個體互聯”走向了“萬物互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