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計劃生育辦公室就一個正式人員，那是鄉里任命的辦公室主任。為了推進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控制人口自然增長，達到少生、優生的目的，得采取必要的節育措施。結扎、上環、引流產等，縣里給鄉里月月下指標，鄉里得天天有進度，這個進度就是結扎人數和上環人數的不斷增長。當然，這些數字有虛有實。虛的自不必說，實的就得找那些超生戶和計劃外懷孕的婦女要進度。要知道，那個時候農村工作有兩難：催糧要款，刮宮流產。后來還有殯改工作，對于偷埋死人還要扒墳起尸火化。基層工作誰都怕得罪人，尤其是計劃生育，那是要人家斷子絕孫的事。自古不孝有二，無后為大。這個后，就是傳統意義上的“續香火”。轉變人們生育觀念，宣傳工作放在前面，鄉村的墻壁上到處都用白石灰和紅顏色寫著：“計劃生育光榮，超生偷生可恥”“少生、優生光榮”“計劃生育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女兒也是傳后人”等。有社會學者說，南方的墻壁多廣告，北方的墻壁多口號。就連當年張貼的計劃生育宣傳畫也是一家3口，年輕的父母在兩邊，扯著中間一個小女孩，大人小孩臉上掛著幸福的笑容。宣傳畫下邊印著“只生一個好”！在我們這個自古重男輕女的國度里，光是貼標語喊口號沒有用，但少不了采取強制措施和行政手段。于是，鄉里就臨時招聘了幾個工作人員長期搞計劃生育，他們經常下鄉抓人辦班。什么班呢？名字還是很好聽的，叫“計劃生育政策學習班”。那哪叫學習政策啊，就是把人抓來往屋里一關，什么時候罰款交上來了，什么時候超胎次的男人結扎了，女人流產了，才能放人出來。抓人，罰款，強制引流產，總之，凡是得罪人的事都要這一幫招聘到鄉計劃生育辦公室的人去干。今天抓人結扎，明天又捉人流產，干得都是些“缺德”的事，因此，他們一個個都成了“挨訣頭”。知道什么叫“挨訣頭”吧？我們家鄉的土話，把罵人叫做“訣人”，“挨訣頭”就是辦事不得人心時常被人罵的貨色。老發那個時候一個人，嘴巴子也能噴幾句大話，管使不管使，跟倒糞一樣只管往外倒就是。聽說他還會拳，人都有點憷他，這樣的人最是搞計劃生育工作的合適人選。天天下鄉牽豬羊，天天喝個耳紅脖子醬，一人吃飽全家不餓，他就這樣被招到鄉里當跑差了。至于老發他是怎樣成為鄉計劃生育辦公室里一個骨干成員，說來都搞笑。那天村干部會上，看見村里的誰誰來鄉政府上班了，有的說鄉里現在部門人都招差不多了，就是鄉計劃生育辦公室招人沒有愿意來。一聽說要得天天下鄉要罰款，催人上環、結扎、引流產，名聲不好，找挨訣啊。老發那個村的干部卻極力推薦老發，說他無牽無掛，叫他干啥就干啥，保證聽從指揮，不負眾望。這個村干部也是一名退伍兵，說話像打上標簽似的。正愁招不到人的計生辦主任說，那就通知他明天來上班吧。
老發不花一分錢，也沒有給誰抽一根煙，他以自己的優越條件勝出，立馬就成為鄉里的一名工作人員了。人家都有個聘書啥的，他倒無所謂，聘書又不能當錢花，又不能當飯吃。老發到鄉里上班，不需要培訓，也不用學習，跟計生辦主任到超生戶家里走兩趟就學會工作方法了。像他這樣的人，只要鄉里計劃生育部門同意就行了，計生辦主任跟鄉長、書記匯報一下，其它的他們都不多問，也不多管，反正鄉里也不發他們工資，全從牽豬牽牛牽羊和計劃生育罰沒款中支出。有人說他們的工資得從女人的褲襠里摸，多摸多得，不摸不得。雖然他們也被村民們稱之為鄉干部，還不如我當時在文化站工作，縣文化局可是正兒八經地發我一本大紅聘書。而老發他們特殊的工作性質和不一般的工作崗位，方便了他們天天都有的吃喝，很被多數鄉干部瞧他們不起。
別看鄉政府是最基層的一級政府機構，那個時候要想被招聘到鄉政府部門工作，成為一名不吃“皇糧”的工作人員，沒有關系還真不行。要么像老發說的那樣，如我這樣沒有靠山的人，憑著自己的本事吃飯，政府部門需要你才行。說起我到鄉文化站工作，正是那個時候鄉鄉辦文化站特別時期。我們縣是全國有名的書畫之鄉，是國家文化部命名的。我的書法還行，多次參加過縣里舉辦的書法大賽，也多次獲過獎，不僅加入了縣書法協會，我的書法作品還在省里得過獎，又成為省書法家協會的會員。后來，鄉里成立文化站，就招我進去了。也真是該我走運，在一次縣文化干部招考中，我又考上了，成為一名正式的文化干部，不久調到了縣文化館工作。去縣文化館不到一年，市革命烈士紀念館需要一個能寫會畫的人，就把我調到了紀念館，最后提升為館長，成為一名正科級干部。我調到縣文化館，臨走的那一天，我看到老發他們下鄉去了，我正自顧收拾東西準備離開這個我曾經工作過兩年的鄉文化站，這時，卻聽見文化站門口有車子的鈴響。
“站長，站長，你要走了嗎？”
聽見老發喊，我就停下手中的活兒，這時，老發把車子停在了我門口，人還沒有進屋就這樣喊我。
“老發啊，又要下鄉去？”我問。
老發說著進了我的屋，也沒有坐，一副急急火火的樣子。他說，我還得跟他們下鄉，你快走了，看看你。他又說，這些招聘的人中，我最佩服的就是你，有本事的人到哪都能成就事業。不然人家咋會說是金子在哪里都會發光呢。
我靠，這個老發也會恭維人哩。說罷，他從兜里掏出一個紙包，遞給我說：“站長，沒有啥送你，這是去我姑家走親戚時，我那位教大學的姑夫給我的墨錠子，說讓我好好練毛筆字，結果我是百事無成，啥都不會啊。這墨錠子我拿回來的多，放著也沒有用，都給扔了個球哩，就剩下這一錠了。現在寫毛筆字誰還研墨呢？擱我那里也沒有用，送你吧”。
我說，我也沒有啥可送你的，以后有時間去我那里去玩，若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幫忙的，我會不遺余力。
老發說，你還要送啥東西，你不是給我寫過幾副中堂嗎？我都好好放著哩，以后就很難得到你的墨寶了。操，這個時候我的字居然值錢了。
老發給我的是一錠徽墨，是正品的徽墨，胡開文廠生產的“金不換”那種鏤金的裸墨，上邊的金字已經不那么鮮亮閃光了，但墨錠依然散發著濃濃的松香味。我掂在手里，有一種質感，心里不由得贊道：好墨！這種墨錠現在市場上已經很難見到了，且具有收藏價值。這個老發啊，如果我考不上文化干部，如果我還在鄉里，他的這個徽墨錠子能會送我嗎？不管他出于什么想法，能送我紀念品，這就是情誼啊，是值得珍惜的情誼，已經很讓我感動了。我中間插上這一段，純粹是浪費讀者的時間，但是，我想說明老發還是講感情的，懂人情，重情義的一介人，并不是有些人所說的心狠手硬。牽豬牽羊，那是不得已而為之。
大家不要嫌我是個噴壺，有些個碎嘴子，我還得再說說部門招聘的事，如果我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招聘一事給大家說明白，就絕對不會有老發跑事的故事發生。那個時候，像農經站、廣播站和治保會這樣的職能部門，人人都想進來當差。那時的治保會，就相當于現在派出所在一個單位設立的民警治安點。但不是說政府的職能部門誰想進都能進來的。凡是能夠進來的人哪一個不與鄉干部有點沾親帶顧？一點關系都沒有，起碼你得在鄉里找一個靠山。據說當時鄉里辦廣播站的時候，需要招一個廣播員，這個位子多好。坐在廣播室里，機器一開，對著喇叭筒子說話，一天三遍只動口不動手，活也輕松，也清閑。每天到了開廣播時間，先是播放一段固定音樂音樂。我知道我們鄉廣播站的開始曲是《國歌》，激昂的旋律一結束，廣播員用撇出來的“普通話”說道：“某某鄉廣播站，現在開始廣播啦，這次廣播的節目有：6點30分，開始曲；——”。鄉里有個通知啥的，也是廣播員對話筒吆喝：“某某鄉廣播站，下面播送鄉政府通知”。聲音通過大喇叭，傳送到村村戶戶，多么有身份啊。領導開會前，布置會場時，主席臺上放兩個麥克風，廣播員調試喇叭的時候，總是用手先拍一拍話筒，然后對著話筒“呼呼呼”地吹幾下，再一手握著話筒放在嘴邊“喂喂喂”幾聲，回過頭來對坐一旁的領導說，可以了，喇叭響了。廣播站這一套流程，誰都能干，但不是那個人，還真干不上。
鄉里一位分管宣傳的黨委副書記，一次下到一個村里蹲點，和副書記是小學同學的一位村民，找到那位副書記說，咱閨女都高中畢業了，在家里也沒有事干，聽說鄉里還缺一個廣播員，就讓閨女當廣播員吧。副書記問道，閨女都會啥？他的小學同學，也就是女孩的父親說，唱歌，詩朗誦，還得過學校里的獎勵。喲，你不知道，她舞跳的才好呢。副書記平時喜歡端兩杯小酒，那天他是在自己的小學同學家吃的飯。吃飯的時候，女孩的父親非要閨女給正在喝酒吃飯的副書記唱支歌，然后再來朗誦一首詩。農村姑娘，雖說高中畢業，在生人面前還是有些靦腆，父親叫她給副書記唱歌，她臉羞的像一塊紅布，躲在屋里卻不肯出來。她的母親手里端著一盤子剛出鍋的炒菜，臉上一副含笑的嗔怪，對著正在和丈夫喝酒的副書記說：“你望望，你望望，咱閨女就是一個‘縮鱉子’。”這個“縮”我們沙河兩邊的人都讀作“出”。說誰誰是個“縮（出）鱉子”，意思是沒有見過世面，怕羞，不敢見人。副書記酒喝得有些多了，呵呵一笑，朝姑娘屋里看了一眼說，別難為孩子了。臨走他說，過兩天你叫閨女抽個空到我辦公室去一趟，聽聽她會朗誦哪些詩，看看嗓子怎么樣。后來，副書記小學同學的閨女就進了鄉廣播站，還認副書記作干爹。
可老發不需要認鄉里的誰做干爹，他最大的優勢就是光棍一根。說他會點拳腳，誰也沒有真正見識過他在哪里露過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