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仁前，筆名瓜棚主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江蘇省作協理事、泰州市文聯副主席、泰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1985年開始文學創作，曾獲全國青年文學獎、汪曾祺文學獎、中國散文年度獎、江蘇省“五個一工程”獎、《安徽文學》獎、泰州市文藝獎等多種獎項。著有長篇小說《香河》，小說散文集《瓜棚漫筆》、《眷戀故土》、《楚水風物》等多部，主編《黑貓叢書》（12冊），著有新聞作品集《流水有痕》，作品收入《中國新文學大系》、《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精選（中國卷）》、《中華文學選刊》等多種選本。現為泰州日報社副社長、《泰州日報》副總編輯。

    問：長篇小說《香河》去年由泰州人民廣播電臺以興化方言制作播出后，在廣大聽眾中引起了強烈反響，最近應聽眾要求，又在重播之中；人民文學出版社新近推出了《香河》的修訂本。請問你當初是怎樣走上文學創作道路的？

    劉：這要從我的高中時期說起。當時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語文老師，也是我們的班主任，他姓朱，朱老師。他講語文課的時候，每周六有半天要給我們進行文學欣賞輔導，介紹當時全國有影響的短篇小說，對小說作系統的講解。應該說朱老師對我文學創作的內在激發作用是很大的。

    問：這可以算是你文學興趣的萌芽期。

    劉：是可以這么說。我是恢復高考后第二年的高中畢業生，也就是1978年，這年我第一次參加高考，考的成績中，語文和數學是這年興化魯迅中學考得最好的，但我偏偏就沒能考上，就因為化學考的成績非常差。

    問：因為偏科導致高考失利，看來早就不是件新鮮事了，接下來呢？

    劉：在那種特定的時代背景下，有個很現實的事情，就是考上大學能解決戶口問題。我到現在印象還非常深，老師在給我們做高考自愿填寫的時候是這樣說的，他說高校是為國家培養高等專門人才的地方，你們自己惦量惦量，夠不夠這個格。他這么講有個意思，就是當時的高考和中專入學考試是分開的，那么我作為一個農村的小孩子，家里是非常想把農村戶口這個問題解決掉的，所以第二年我復讀的時候，就報了中專。這里面還也有個小插曲，我父親很淳樸地跑到我們朱老師跟前問，靠我家最近的是哪個學校，朱老師告訴他是高郵師范。就這樣我去了高郵師范，去了后的狀況是，我進去的分數比高郵師范的錄取分數高了40幾分。

    在高郵師范，費振鐘是我現代文學的老師，他對我做現代文學的作業批改很仔細，曾經有幾次，作業的批語很長，像一篇小文章。費振鐘這樣也給我一種信心，就是我在文學這方面潛在的能力好像還是有的。我在師范的這兩年，絕大部分時間都泡在圖書館讀了小說。還很有趣的是，我當時在班上是學習委員，我們四個年級的學習委員都愛好文學，又都是興化人，然后就成立了一個興趣小組，每個星期六我們就到高郵的一個陶然亭，到那兒聚會。

    問：就是彼此交流，互相切磋。

    劉：是的。我還跟費振鐘老師做過“抄寫工”，他當時也寫小說，但還沒開始寫評論，我的字還可以，我就幫他謄寫，然后我寫小說呢，就請他幫我指點，這樣一直到我1981年畢業。1985年開始，我有了基本成形的小說，第一篇就是《瓜棚小記》，后來這篇小說在蘇州的《江南雨》雜志上發出來了，之后我被通知參加了他們組織的“江南雨筆會”，當時高曉聲、陸文夫還給我們講了課。1987年，《中國青年》搞了一個全國性的青年文學大獎賽，我就把《故里人物三記》投過去參加了，然后這篇小說在《中國青年》發出來，第二年評獎的時候獲得了二等獎，我是江蘇唯一的一個獲獎者。應該說這件事對我走上文學創作道路，直到今天影響都是非常大的。頒獎活動是在人民大會堂搞的，活動中我認識了當時文壇好多的一流大家，像劉心武，像陳建功，尤其是陳建功，他給我這篇小說寫了點評，并第一次從我的小說里看到了汪曾祺對我的影響。受了這個鼓舞，第二年我寫了大約10萬字，然后出了《香河風情》這本書，陳建功又給書寫了序。

    問：你在這個階段就曾說過，“用手中的筆告訴世人，關于家鄉的一切”，20年后，你又在《香河》的扉頁寫道：“謹以此書——獻給生我養我的故鄉，獻給故鄉死去的和活著的鄉親們!”家鄉的一切對你就那么刻骨銘心非寫不可嗎？

    劉：人的情感啊，應該說有各種各樣的類別，有人非常自愛，有人對親情非常看重，也有人對家鄉的情愫啊，要更深厚一點。就我個人而言，我出生在上世紀60年代初，這跟現在的年輕人，跟比我們老一輩的人相比，處的是一個過渡階段。那個時候學校教育也好，家庭教育也好，給我們影響比較大的，是對家鄉要非常的熱愛，對長輩要非常的敬重。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滲透到我的血液里，滲透到我的骨子里，就成了我的一種人生信念，進而轉移到我的文學創作當中去了。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就是說我愿意把自己的筆力，把自己的關注點，全部落到家鄉這一塊來。它跟一個人的內在情感以及他成長的方方面面是連在一起的。

    問：《香河》中對蘇北里下河的世俗風情，比如物產、婚俗的描寫可謂細致活脫，它們都來自于你的生活體驗嗎？

    劉：這些都是我童年生活印記的一部分。幾年前我寫的《楚水風物》，就寫了興化的物產，像水里野生的菱角啊，茭白啊，像田里長的山芋、芋頭、胡蘿卜等等，都是一系列的。我小時候從老家進城，要經過一條很長的河，河流當中有一個大的蘆葦蕩，就是現在的烏金蕩，在蕩里面能看到我小說里寫的那種打野鴨的情景，也能在水上看到野鴨嬉戲的場面。我在小說里所描寫的那一整套婚姻方面的風俗習慣，完全是興化農村里下河這一帶的。青年男女從相親開始，到最后完婚，我只是如實地把它們寫了出來。當然，回憶的文字肯定多了點詩意，在現實生活中去操作這些事情的時候，可能不會像現在閱讀這些文字感覺到那種美感。

    問：《香河》中的各式人等特征鮮明，像祥大少、二侉子、李鴨子這些人物的名字就讓人領略了個性一二，他們都是你生活中曾經的鄉親嗎？

    劉：《香河》是我寫給故鄉的一本書，它里面的人物絕大部分都是有些影子的，但僅僅是些影像而已，是一種符號。像祥大少，可能是某個人的原型，或者說有某個人的特征能跟祥大少吻合起來，但多數時候，小說人物身上發生的一系列的故事，它不會完全等同于生活中的一個人物。但是小說中這些人物的設計，又完全來自于家鄉生活所帶給我的養份。

    《香河》里面我設計了兩類人物，一類是正正規規的，像柳安然，這名字聽起來就很有書卷味，他的幾個孩子，柳春雨、柳春耕、柳翠云，也都有名有姓，而且聽上去讓人感覺到這孩子來自一個有文化的家庭。還有一類，就是祥大少、二侉子、李鴨子們，還有像三奶奶這一家。二侉子的母親，她就沒名沒姓，人家都叫她三奶奶，至于三奶奶究竟叫什么名字，沒有人去考證過，她的幾個孩子，老大去世了，老二就是二侉子。小說中他在東北當了幾年兵，回家后就有了一句口頭禪：知道不知道？我們這兒說曉得，你曉得不曉得？那么在家鄉人看來，他變成了侉子，就叫他二侉子了。像這樣一個細節，有一個生活的真實。我們那兒確實有一個人，他在東北呆過幾年后回來，有一次踏水車的時候，不小心掉到河里去了，水鄉的人會水是不稀奇的，但偏偏他不會水，然后他叫人家救他，人家以為他開玩笑，河水把他灌了個半死，好不容易被人拖上來后，他跟人家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不會水你知道不知道？就這么落了個二侉子的名字。

    問：《香河》的語言中大量方言土語的迻用，決定了《香河》的地理背景就是里下河興化，這樣處理出于怎樣的考慮呢？

    劉：有朋友告訴我，現在有人讀《香河》要讀兩遍，第一遍用普通話讀，第二遍用興化方言讀，而且告訴我說用興化的方言讀更順暢，更流暢。那么從我內心來講，聽到這樣一種信息，我是非常開心的。固然這種閱讀的過程和平常有所不同，但對我的家鄉來講，它讓讀者認識了興化。當時我寫《香河》的時候就有種私心在里面的，就是為了讓讀者記住這個地球上還有這樣一個村落，它叫香河。

    問：畢飛宇的小說里也有一個特定的地域：王家莊，但是他曾經說過，他小說里的故事既可以發生在王家莊，也可以存在于中國的任何一個城市；關于地方方言，他也說過，如果讀者有可能看不懂，他寧可放棄它。你在《香河》中大量使用地方方言，有沒有考慮到那些非興化的讀者閱讀時，會不會有障礙？

    劉：其實畢飛宇也表達了他的觀點，王家莊盡管是他生活過的地方，但是王家莊在他的小說里只是一種符號，就是說你再去找王家莊，很可能就找不到了，王家莊就是他用來表達、承載他的思想的一個載體。我的香河，你到興化去找，可能絕大部分的自然村落，都是我筆下描寫的這種狀況。它不僅僅是香河村，它是整個里下河興化農村的一個縮影，一種典型的再現。那么在這樣一種地理背景下面，我想我的人物還是讓他說興化話好。由此我也考慮到不是興化當地的讀者，他不懂你這個意思，他的大腦里呈現不了那種畫面、呈現不了那種場景怎么辦？所以我用了大量的注釋。我的這種語言，實際上是改造了的興化方言，就是用合乎普通話規范的這種語言表述，然后夾雜著比較典型的興化方言詞匯，經過我的理解把它呈現了出來。

    問：有評論說《香河》真實而負責地寫出了一定的歷史生活，并由此說到這“為《香河》的文學品位奠定了堅實的顛撲不破的基礎”，你同意這種說法嗎？

    劉：我還用剛剛講過的“私心”來說，這種私心更多的不是來自于文學，而是來自于我對家鄉的熱愛，我希望為家鄉留下一點什么。當然，評論這樣講肯定有他的理由，但《香河》的文學品質、文學品味，究竟會處在怎樣一個層面上，我沒有去想過這個問題。

    問：將《香河》跟你以往那些小說散文作一比照，我覺得前面的那些文字，對于《香河》而言，似乎就是一種貯存，是長篇《香河》的一個準備，而《香河》就是一次總集了。

    劉：對，這個是有前后關聯的。曾有位編輯跟我交流創作的時候講過，說我早年以香河為題反映蘇北里下河風土人情的短篇小說，是種鮮活的文字，如果沿著這條路走下去，有可能獲得成功。從《香河風情》開始，到今天已過去了漫長的20來年時間，現在《香河》出來了，我也并不認為我就獲得了成功，但我覺得作為一個編輯，他的目光是敏銳的。最近王干寫《香河》的評論，他用了“厚積薄發”四個字，當然，“薄發”我覺得是恰如其分的，“厚積”還不一定能夠達到，從我個人的內在情結來講，我是想通過這種積累，然后說不定哪一年，它能夠出一個東西，也就是要爆發一次。這次《香河》的出現，就是一種自然的噴涌，一次爆發，我自己心理上也認可這一點。

    問：就像汪曾祺的作品受了他老師沈從文的影響，讀你的作品，也可以明顯感受到汪曾祺對你的啟發。

    劉：上世紀80年代中期，汪曾祺對整個中國文壇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他不僅影響了一批文學創作者，還影響了一批有著相當層次的作家。陳建功在《故里人物三記》的點評中講到：有那么多所謂的“汪迷”，但好像還很少看到有像劉仁前這樣學汪曾祺學得這么到位的。我倒沒覺得自己學得多么到位，但我學汪曾祺完全是一種自覺行動。

    王干的《香河》評論中引用了汪曾祺的一句話：寫小說就是寫語言。汪曾祺對我的影響，首先就是語言。汪曾祺是一位深得中國文化精髓的作家，他的小說語言有著濃厚的書卷味：清新，干凈，高雅，而且他的語言呈現了一種蓄勢待發的狀態，蘊含了非常強大的力量。他的語句很短促，喜歡用短句子，我在學習中就注意著，能短說的盡量不說長，能幾個字表達的不用一句話去寫。汪曾祺還喜歡對事物作白描，這我從感覺上看去就非常親近，以這種親近感去學習就得心應手。汪曾祺就小說創作還說過一句話：不求深刻，但求和諧。就一部文學作品來講，它能進入到一個和諧的境地，進入到讓你讀來感到非常愜意的地步，應該說不是件非常容易的事。在某種理念還在左右著文學創作的時候，汪曾祺說出這樣的話來，可謂是語出驚人，具體反映到他的《受戒》、《大淖記事》，包括《異秉》、《陳小手》等一系列小說中，無不給人一種溫馨熨貼的感覺，這是我非常喜歡的一種感覺。

    有評論認為《香河》沒有沿著塑造人物個性、尋找矛盾沖突這樣一個路子去走，確實，我也沒有去追求那種常規的寫作路數，而是再現了一種平和、和諧，甚至近于原生態的生活。生活它是多層面的，我把更合乎生活本來的那一面呈現給了讀者。這些都是汪曾祺對我的影響。

    問：《香河》的意義在哪里，歷史的、當下的，還是未來的？

    劉：我跟王干開玩笑的時候講過，我是從骨子里來講，我們這些人還是一個農民，不管你穿著西裝、打了領帶、穿著皮鞋，走在寬闊的馬路上，坐在高檔的轎車里，骨子里面，你血液里所流淌的，還是一個農民的情愫。我寫《香河》，不是借助故鄉去表現什么，我要表現的就是故鄉，我是要告訴人們，我的故鄉是個什么樣子，我的故鄉的鄉親們，是怎樣生活的，他們有著怎樣的喜怒哀樂。我想讓更多的人能記住我的家鄉，這就是我所希望的《香河》的意義。

    問：已經有評論這么說：可能好多人會因為《香河》而記住興化。由此想來，當下很多人崇尚原生態的一種生活，而旅游既是時尚，又是地域文化的展示，在這些方面，《香河》或許可以有所作為的。

    劉：有一個做了20年旅游文化的專家，推出了好多旅游項目的成功范例，他看了《香河》后跟我講，《香河》如果被重視的話，會成為興化的一個品牌。他對《香河》所呈現的興化原生態的民風民情、自然地理風貌非常認可。他說如果能夠沿著《香河》的路線，把一年四季所描述的場景，把那些風俗風物，有機地再現出來，就會成為一個非常好的旅游項目。他說《香河》是蘇北里下河風土人情的一個全息圖。由文學作品轉化為旅游景觀，國內外都有不少先例，像魯迅的作品成就了紹興的旅游文化，沈從文的《邊城》，讓鳳凰小鎮名揚了海內外。

    問：近幾年來，幾位興化籍的作家不約而同出版了以家鄉為背景的長篇小說，比如畢飛宇的《平原》，龐余亮的《薄荷》，顧堅的《元紅》，你的《香河》跟它們的區別在哪里？

    劉：我比較充分地想過《平原》、《元紅》、《香河》這三者之間的異同。《元紅》所塑造的，是一個小孩子小學、初中、高中的生活，中學以后的生活就涉及得很少了，所涉及的人物的情感，是以那種懵懂的少男少女的情愫為主的。而《平原》，畢飛宇想再現的，是那個特定時代里人與人的關系，反映的是一個妖魔化時代人的生存狀態，他的社會性非常明顯。那么《香河》呢，我覺得是介于他們兩者之間的，或者說《香河》是個包容的東西，《香河》里面也有青年男女情感糾葛，這跟《元紅》所表現的是一樣的。除此之外，《香河》寫了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這幾十年間的生活，這又跟《平原》吻合了。這樣來看的話，《平原》和《元紅》這兩方面的東西，《香河》里都有，但《香河》所著意追求的，比如風物、風俗的描寫，在另外兩部里面，相對來講成份要少一點。雖然都是以興化為背景寫出來的東西，但是真正寫到具有興化個性的，我覺得《香河》花的功夫更多一點。龐余亮的《薄荷》，它可能跟《平原》靠得更近一些。

    問：一個問過多位興化籍作家的問題，興化近20年來為什么出了這么多的作家？

    劉：其實這個答案應該說是很好找的。十來年前，我陪同翻譯家梅汝愷參觀鄭板橋故居的時候，他跟我說過一句玩笑話，他說文人到了興化矮三分啊。我聽了先是一愣，然后立即跟梅老打招呼，我說梅老你過謙了。不過梅老的話也有其說法，明清時期興化確實出過一大批影響很大的文人，僅揚州八怪里就有鄭板橋、李鱓兩位是興化人，還有被譽為東方黑格爾的劉熙載，《古文觀止》里《報劉一丈書》的作者宗臣，當然還有《水滸》的作者施耐庵。

    問：這些都是興化的人文積淀，再有當是興化地理這一方水土了。

    劉：興化是一個水鄉，出門見水，無船不行。這樣一個地方，相對來講它比較封閉。封閉的地方當然是有局限的，但也有一個顯然的好處，就是比較安靜不那么喧囂，由此而來的，生活在那里的人就能沉得下來，心就不會那么浮躁。而這種溝汊密布的地方，它又能讓喜歡文學的人產生一些想像，這樣的地理位置，加上已有的人文積淀，對后人來講，他會受了這種熏陶的影響，沿著這條路子走下來，然后最適宜做的一件事，可能就是文學藝術了。

    問：《香河》30多萬字的寫作，你只用了短短四十天時間？

    劉：對，是這樣的。一次我酒喝多了的時候，曾經跟朋友私下里吹過，說我其他不敢說，但是在當今中國的業余作家中，沒有人寫得比我快的。我這話說了時間不長，媒體披露莫言出了一個長篇，30幾天寫了40幾萬字，然后就有人跟我講，我說我這話沒有講錯啊，莫言他是個專業作家。這里我要說，我邊工作邊創作的這40天，確實是沒有一點水份在里面的。

    問：算下來，這樣你每天要寫8000字，身為泰州日報社副社長、《泰州日報》副總編輯，公務又忙，當時是怎樣一種境況？

    劉：最初我給《香河》設定的寫作時間是一年半，為什么呢？畢飛宇跟我講，他寫《平原》寫了3年，顧堅講他寫《元紅》寫了兩年。那么我想，我比他們年長幾歲，這一段生活我比他們熟悉；從文學的角度來講，我也寫了20年了，我覺得我能夠比他們寫得快一點。哪曉得進入到小說的那種創作狀態以后，速度一下子快起來了，小說所再現的那種氛圍，那些場景、人物，一進去，他們就都自由活動了，根本不需要什么苦思冥想，作家跟著人物跑，這種狀態我真正體會到了。

    問：這種狀態對每個作家來說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劉：是的。那些天上班后，我就把電腦打開，把U盤插上去，有人來辦事，我可以丟下來跟他交談，事情辦好了，我轉到電腦跟前，很快就能繼續進入到小說里去。當時操作到什么程度呢？那段時間是要家里天天打電話給我，然后我才知道要回去吃飯，因為我已經寫得沉進去了。回家吃飯，三扒兩口吃好，在家里電腦上繼續寫，晚上什么時候睡醒什么時候起來寫，已經不分晝夜了。

    問：這是一種亢奮的狀態，也是小說創作中進出自如的狀態。

    劉：確實是的，《香河》真的給了我這種進出自如的滿足感。我是用“五筆”打字的，我的手指在鍵盤上動，前面一句還沒有打好，后面一句，人物的語言就已經出來了，也就是我的速度跟不上人物所要訴說的這種速度。當時我戴著手表，表在手腕上我都感到嫌重，必須把它拿下來再去敲打，一塊表的重量，就明顯感覺到手腕上下上下的這種幅度啊，太沉重了，就有這種明顯的感覺。而且很有趣的是，我跟畢飛宇聊天時，找到了一個共同的現象：他問我說仁前啊，你寫《香河》，這么短的時間寫出來，瘦掉多少啊，我說我長了3斤。40天，在別人看來一天只睡三四個小時，肯定要瘦，但我長了3斤。畢飛宇說你跟我一樣，我寫《平原》的時候也胖了好幾斤。人們可能會感到這是多么地不可思議啊。

    問：《香河》寫完以后，你的心態如何？

    劉：完稿的時候是一個傍晚，我寫上日期：2005年11月5日至12月15日，全部結束。我這個人呢，好像在文學創作方面讓自己激動的事比較少。在上世紀80年代文學熱很熱的時候，我就投身到這個大軍里頭去了，我給自己定過目標，說30歲出第一篇小說，后來我正式發表《故里人物三記》的時候是25歲。按照道理來說，我應該是非常開心非常興奮的，但是我清醒地記得，我當時沒有感覺到自己怎么興奮。后來我對自己的文學創作有過一種三五年出本書的想法，現實中這幾年也都是這樣過來了。《香河》出來后，從我內心來講還是很平靜的。

    問：最近又投入了新的寫作嗎？是否延續了自己一貫的寫作風格？

    劉：《香河》出來后，我下一部小說的走向也形成了，這是我沒想到的事。最近《長城》發了我的一個2萬字的短篇《冤家》，《鐘山》近期將推出我的一個5萬字的中篇《謊媒》。創作的狀態，在很多時候它有一個場，你進去了后，這個場它會領著你跑，你停不下來。既然，我選擇了文學，此生就一定會走下去。

    （6月19日下午2：30，劉仁前將在泰州書城舉行簽名售書活動，敬請讀者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