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增在成長的每個階段，青年時期之前，總能發現小男孩、小學生、初中生、高中生，乃至大學生，但凡有點“夢想”的，往往熱血上頭，就會因為某些“雞毛蒜皮”的事，或是自認為不能“栽面”的事，而怒發賁張，動手動腳，一爭高下，沖動之下，往往不計后果，直待鬧出事來，比如發生受傷事件，或是因此而受到了法律處罰，才知道后悔。但是每個男孩和少年，乃至青年，總免不了要在生活當中，接受一些“錘煉”的，雖然不一定主動“挑事”，但自認為受到輕視、“侮辱”和欺負時，總不能縮頭縮腳，退避三舍，逃之夭夭，無論結局如何，總要氣勢洶洶地”應戰”的。

    亦增自幼體質較弱，上學之前吃了很多中藥，在身體素質方面，雖然個頭不矮，卻不具備“好勇斗狠”的基礎與“天賦”，直到上學以后，鍛煉多了，才慢慢身體好起來，還曾經當過初中的體育委員，也曾因雙臂臂展較長，被少年業余體校的老師挑中，建議亦增練習排球，做二傳手。在亦增小學初中之際，正逢中國足球要沖擊八二年世界杯，在亞洲區預選賽當中取得了迄今為止沒有取得過的好成績，差一步之遙便能出線了。亦增這樣說是有根據的，那時節的國家足球隊還是以技術流為主，身體素質并不強，對抗亞洲大洋洲的以力量見長的球隊，那時是新西蘭，比較吃虧，不過如果不是被黑幕算計，那一屆是鐵定沖出亞洲出線世界杯了。后來米盧雖然帶領國家隊進了一次世界杯，但那是亞洲強隊日本韓國作為東道主都不參加預選賽，可以說勝之不武，如果這兩個隊參與，中國隊恐怕也難以出線。而且在世界杯上被稱為“最無進取心的球隊”，凈吞零蛋，一球未進，灰頭土臉地現眼一番，實在丟人。而今的國家足球就更不用說了，已經淪落到不忍卒睹的地步，亦增對賀龍元帥做體委主任時的決策極為支持，國足必須解散球員都去和部隊同吃同住同訓練，先把思想糾正了再說！話說那時節，受國足鼓舞，亦增也曾經想去練習足球，后來都被家人以影響學習，不務正業為由，嚴詞拒絕，所以亦增的體育夢，沒有實現。

    亦增剛上小學時，同學廣達住草場四條，他們院里，有個比我們大七八歲的小子，長得五大三粗，健壯氣盛，據說因參與打群架，致人受傷，而被送到北京大興的天堂河農場去勞教一年。亦增后來曾經看過一部反映勞改勞教人員改過自新的電影《少年犯》，把勞教所的情況“美化”了不少。據這小子聊天時說——他被勞教后，倒是脾氣改了很多對于我們這樣的小屁孩也很和善，亦增過后想，大約是因為在當時，勞教人員在街坊四鄰里的名聲很不好，都認為是異端，人們在心底里鄙視看不起，恥于，或者說不敢與其交往，甚至見面都不說話，目光異樣，這令這種人員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尷尬，抬不起頭，也就是不大懂事的小屁孩，懵懂無知，不歧視性地看待他們，所以他愿意傾吐憋悶在心里的話，以解“惆悵”——其實那里面很苦的，管教很嚴厲，每天都得干重活兒，還要政治學習，接受思想改造，想要“嗞毛”，收拾你的辦法多得很。

    上文提到過，改革開放以后，中美建交，我國從美國也引進了一些電影電視劇，其中就有一部大名鼎鼎的《加里森敢死隊》，這部電視劇后來沒有播完便停播了，據說原因就有劇情容易導致社會不安定和青少年犯罪，畢竟這敢死隊里的成員，多數都是監獄釋放犯，雖然對付德軍很勇敢善戰，但自身的流氓痞氣行為做派與語言，與中國文化傳統還是格格不入，且改革開放剛開始，人們思想混亂，無所適從，認為外來的一切東西都是好的，盲目跟風學習，特別是小孩和青年人，好勇斗狠的天性在文革時期得到充分釋放，延續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發而不可收拾，社會風氣已經到了一個混亂不堪、瀕臨失控的邊緣，像港臺電影里的“黑社會”性質的社團，馬甸一類的私自制造武器的地方一霸，以及群毆、傷人、搶劫、強奸等案件，層出不窮，造成社會大眾心理恐慌，這才引起高層重視，有了八三年的第一次“嚴打”，殺了相當一批人，打掉了無數黑團伙，據說當時，偷看女人洗澡也有被槍斃的。

    所以在亦增的童年和少年時期，街上偶爾可以看到各種打架斗毆的現象，當然還是以學生居多，無非是頭腦一熱，非要爭個高下長短，厲害的也會動用匕首、“管叉”一類的兇器，造成流血事件，看得天生膽小、體質不好的亦增頗為咋舌。

    八十年代的“二王”事件和北京鹿憲洲搶劫運鈔車大案，轟動一時，這種使用槍械武器的惡性案件，已經超出了一般打架斗毆的范疇，是人的惡念不受控制，為了達到目標不擇手段的體現，為了金錢和利益，鋌而走險，所以后來對于武器和兇器的管制，是越來越嚴厲了。

    亦增后來上研究生，有個同班師兄，在九十年代初，做過中國俄羅斯的跨國貿易。亦增和他喝酒時，這老兄就講過，《中俄列車大劫案》那個電影，反映的是真實情況，那時節，無數的倒爺來往于北京到莫斯科的國際列車，倒騰貨物，賺取金錢，出了國，更是沒人管，列車上搶劫兇殺的事件時有發生。為安全起見，那時走這趟列車的，腰里不別點什么防身的家伙，是不敢去的，別鬧得人財兩空，再出了事。

    亦增的姐夫，八十年代末辭職下海，去海南搞歌舞廳，也掙了些錢，他是知識分子，并不擅長經商，對于當時社會亂像，也準備不足，吃了些虧，后來也不得不做了相應的預防和“戒備”，主要是防備搶劫。作為后來人，也從沒有經歷過改革開放初期風起云涌的全民經商的洶涌大潮，沒有見識過形形色色的社會黑暗與丑惡兇險現象，可能這輩子也未必能夠遇到了的活生生的現實情況，聽到“過來人”的訴說，不由得起了“雞皮疙瘩”，一面“神王”，一面“惴惴”。

    無論國際，還是國內，貿易環境的安定與社會局面的和平，對于一般大眾來說，還都是必要的，畢竟這世道沒有俠客，“富貴險中求”也對，也不對，沒有那個金剛鉆，就不要攬“瓷器活兒”，人貴有自知之明，能力有大小，能“發達”到什么地步，努力和運氣缺一不可。

    那個時代，有些人物是傳奇，比如牟其中，比如年廣九，比如李春平，亦增后來有幸在工作單位見到過李春平。劉燁曾經主演過反映他經歷的電視劇《人間情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找來看看。他的傳奇，亦增就不贅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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